【百道网李景端专栏】“公版书”再版，是传承文化的一种正常出版现象，当然可以修订、充实、重印，但必须严肃对待，认真选择。应当选什么，怎么选，这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近日“公版书”的重复出版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继李岩的《不要读有毒的外国名著》和张贺报道的《公版书,这块“唐僧肉”如何吃》之后，《中华读书报》又以很大篇幅，发表了陈建宾的《“公版书”的版本问题》，读后深有同感。“公版书”重复出版的问题，已存在多年。除了上述文章指出的诸如出版门槛低、选本杂乱、劣币驱逐良币、质量不过关、编校差错多等这类通病之外，我还要特别谴责那些对“公版书”的抄袭剽窃和傍名恶搞行为。有些人靠剪辑拼凑出所谓新版本；有些人滥用“公版书”贬低前人，抬高自己；有些人刻意颠复名著史实，以翻案奇论标新立异；有的不仅是吃“唐僧肉”，甚至糟踏“唐僧肉”，搞什么“水煮这个”，“歪说那个”； 还有什么“标题党”，拿名著的书名开涮，借以吸引眼球，这比滥用“公版书”版本更令人憎恶。这类现象虽仅局部存在，且近一两年已有所纠正，但无视前人知识成果，滥用“公版书”无所谓这种偏见，至今远未彻底消除，仍有吁请社会予以重现的必要。

“公版书”再版，是传承文化的一种正常出版现象，当然可以修订、充实、重印，但必须严肃对待，认真选择。应当选什么，怎么选，这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我是搞翻译出版的，所以更多地就外国名著“公版书”的出版来观察。为了克服使用“公版书”版本中的某些乱象，我有以下几点建言。

首先，再版“公版书”，要首选有公信力的版本。从翻译书来讲，版本有公信力，是指：公认作品好，译者有一定知名度，译本经过多年评介，在市场受到好评。外国文学名著，经过国内外长期历史积淀，大多是经典著作，通常选作品没问题，差别主要在选译者之上。选知名译者的译作，这没有错，但有些名家早期译本，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其译本也难免存在不同瑕疵。而有些后来的译本，又确实青出于蓝，并得到广泛认可，所以要善于比较。譬如，德国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译界大多认为，后译的杨武能译本，要比先译的郭沫若译本为好。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已有梁实秋、朱生豪、方平等多种译本，但在我国大陆，人们读《莎剧》，演《莎剧》，仍然首选朱生豪译本。杨绛的《堂吉诃德》译本，尽管有人说它有误译漏译，但市场上仍数她这个译本最畅销，人文社累计已销出几十万册。由此可见，译本公信力的大小，有多么的重要。

其次，要尊重“公版书”的道德权威。过了版权保护期，“公版书”在法律上已不享有专有的权利，众人都啃“唐僧肉”也不算违法。但是“公版书”毕竟是前人的知识成果，是作者智力的投入和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对历史的文化遗产，应该抱有尊重和敬仰的态度。这是传承文化的需要，也可以视为道德规范的要求。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恐怕不会有人对它乱改滥印，这不是法律的效力，我认为是传统道德的一种约束力。再拿《圣经》来说，至今海外、港台出过好多种现代版的《圣经》，但中文教徒们至今依然只认同和使用1911年版的“和合本”《圣经》。这些都可视为是版本的道德权威。希望出版“公版书”的出版社，不要只想到免费“唐僧肉”好赚钱，还应考虑对前人不敬的道德成本。你做了，当然没人来追究你，但你是传承文化的出版人，有些事，即使未违法，但于理也别去做。书店和电商在进书时，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上述这个道理。

最后，相关部门要协同加强对“公版书”重版的管理。每年对各社上报的 “公版书”选题出版计划，要严加审核，对缺乏公信力、属于滥出的，应予扣减书号。媒体和评论界关注新书，这无可厚非，但也有必要鼓励一些人对重印书、

包括“公版书”，进行评论，褒优责劣。现在只对出版的新书举办图书奖，建议中国版协下属的政治、科技、少儿、美术、古籍、文艺、教育等专业出版委员会，在适当时候也酌情组织一下本专业“公版书”的质量评比，逐步建立不同形式的奖惩机制。有些网站也可以举办真实的同类公版书质量和声誉排行榜，借以引导市场销售，尽量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反常现象。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