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塞伯特的《歌德与拿破仑：一次历史性的会见》给了当代读者又一次近观伟人的契机，历史是全世界的，英雄是无国界的，通过铺展开来的细节，通过篇篇沉寂历史的书信，古斯塔夫?塞伯特盘活了平行线相交的那一刻，也重新演绎了戏剧性的过去，重塑了歌德，也鲜活了拿破仑。

歌德像水墨画中的一点丹红，无数杰作在笔尖流淌，是德意志民族孕育出的优雅种子；拿破仑像是历史长空中一颗璀璨的星，樯橹灰飞烟灭，但他的名字和身影却镌刻在了历史的高墙，是法兰西民族培育出的英雄。

历史让两条平行线相交，拿破仑远征西欧，歌德接驾迎宾：歌德与拿破仑相见了。一位是心怀野心的皇帝，一位是魏玛小国的大臣；一位的喜欢读物的受众，一位是钟情创作的文豪；两人相见，奈何恨晚不曾一睹彼此风采，又奈何此时此景简直是历史在和他们开一个苦情的笑话。

歌德与拿破仑的会见，曾引得很多人去猜测：他们到底在哪里会见？他们说了什么？他们的矛盾和对彼此的欣赏在这唯一的一次会见中，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似乎人们无从知晓，因为虽然平行线相交的那一刻是众所周知的，但二人的见面却是完全私人的。

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细节：信件。没错，是信件。德国最著名的报刊评论撰稿人古斯塔夫·塞伯特(Gustav Seibt)发现了这一点。他尽可能多的收集了早年歌德与亲人、友人、政要之间信件历史记载资料，描红出相关的细节，拼凑出一幅历史节点的镂空图，并用逻辑加以推断、补充，这便是他的成果：《歌德与拿破仑：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通过古斯塔夫?塞伯特的加工，历史瞬时丰满了起来：歌德崇拜着拿破仑，甚至在晚年还摩挲着放在写字台前的半身像。他也由衷地感谢着拿破仑，因为拿破仑保全了魏玛，保全了歌德的国家，这是个完美的结局，也是歌德努力争取的结果，是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所能允许的最佳抉择。而在另一方面，拿破仑也十分敬重歌德，他曾在自己远征西欧的途中还随身携带着歌德最优秀的著作——《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是皇帝精神的慰藉，也是对歌德最崇高的肯定。这所有的细节勾勒出一幅生动的镂空图，歌德与拿破仑对彼此的态度全然再现，无需赘述。

从这个视角而言，再狂傲的拿破仑也有其温情敬仰的一面，再细腻的歌德也有其坚毅不屈的尊严，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是一段诗意的佳话，丰满了历史，也彰显了几分柔情。

古斯塔夫?塞伯特的《歌德与拿破仑：一次历史性的会见》给了当代读者又一次近观伟人的契机，历史是全世界的，英雄是无国界的，通过铺展开来的细节，通过篇篇沉寂历史的书信，古斯塔夫?塞伯特盘活了平行线相交的那一刻，也重新演绎了戏剧性的过去，重塑了歌德，也鲜活了拿破仑。（以下内容摘自《歌德与拿破仑：一次历史性的会见》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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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的皇帝”

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作家

歌德很喜欢佩戴拿破仑授予的勋章，这在魏玛不久就已经成了佳话。1809年，威廉?冯?洪堡给他的妻子写信说：“歌德每次出门都要佩戴军团十字勋章。”“而关于这枚勋章他总是习惯说‘我的皇帝’” 。1811年9月，魏玛公主卡洛琳娜还在抱怨歌德对“那条红色小绶带的依恋。”为了寄艺术品，歌德偏爱穿过法兰西帝国的邮政道路，那条路并不安全，尽管如此，他也不从莱比锡的邮政道路 走。早在1808年10月17日，正值塔尔玛到弗劳恩开阔地拜访歌德之际，卡洛琳娜?萨尔托琉斯曾说歌德的法语不好，之后魏玛图书馆借阅登记册记载，歌德借了一本《针对实践课堂的新法语语言教学》(Neue franz?sische Sprachlehre zum praktischen Unterricht) 。几个月以来歌德与许多其他人一样思考德国人和法国人，他钦佩法国人无限的文化，并且在当时表达了这种后来经常被引用的想法：因为德国无法发挥任何作用，但单个的德国人可以发挥很多作用，德国人就应该像犹太人那样分散到全世界，“为了全面发展总体，并且为了他们所处的所有国家的幸福安康。” 歌德是在考虑把这个想法应用到自己身上并且接受拿破仑的邀请到巴黎去吗？当他谈论皇帝就像谈论一位个人的保护神时，1808年到1809年冬天，他与卡尔?奥古斯特的关系达到了低谷。起因是一件琐事——公爵是他左手边的人生伴侣 ，但是在魏玛宫廷剧院的女演员卡洛琳娜?雅格曼(Caroline Jagemann)的煽动下，在没有与歌德商量的情况下，解除了一位男高音歌手的职务——但是，这场所谓的“剧院危机”发展成一次长达数周的不愉快，这次不愉快只有通过重新明确规定歌德作为剧院经理的职权范围才得到解决。人们不禁要问，(S.160）卡尔?奥古斯特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执拗态度是否也与歌德反复提及拿破仑有关：公爵不得不展示一下，谁是家中的主子，并且以家长般的君主姿态限制歌德。

如果人们想得到一个关于歌德的波拿巴主义的概念，那么这就算是一个。在这个地方，权威的特点、道义上的冷漠同伟大的博爱情感汇合在一起。反对行为人和创造者的人民元老院、历史和被文学创作的东西——在此人们看到两个层面，在上面的层面，按照古典的方式，歌德和拿破仑，作家和凯撒被并列排放。1810年3月31日，歌德还向里莫尔解释说，像拉法耶特(La Fayette) 这样的第一批革命者“还很虚荣，并且希望大众应该重视他们。拿破仑向他们表明，原因根本就不在于此。”此外还有一种偶尔对自己民族毫不掩饰的轻视鄙夷。正值描述科尔特斯(Cortez) 占领墨西哥时，里莫尔在1809年6月11日时写道：“他（即科尔特斯）与野蛮人的关系与拿破仑同我们的关系类似。”还有一个早期的对这句名言的运用：“什么都不与众神作对，假如众神不与自己作对”(Nihil contra Deum, nisi Deus ipse )。这句名言在歌德晚年的思想中特别重要，歌德1810年7月3日与里莫尔的谈话中，这句名言又指向同一个方向，指皇帝拿破仑和他自己。虽然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轻视最伟大的人，因为，假如最伟大的人掉进水里并且不会游泳，那么，最贫穷的哈雷城盐场的工人就会把他从水里捞出来。而“占领整个大陆的拿破仑感觉和一个德国人谈论诗歌艺术和悲剧艺术并非在和自己人聊天。”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拿破仑作为一种现实的原则出现，这种现实无法通过表决被取消，但也并非在诗歌艺术和道义方面彼此和谐。因此歌德可以瞥一眼拿破仑，然后说，诗艺的正义是一种荒唐。“单单悲剧性就是‘非正义性’(injustum )和‘提前性’(praematurum )。拿破仑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自己在扮演事实。” 在现实中，一切皆有其位置，最伟大的人也好，哈雷城盐场的工人也罢，世界征服者也好，诗人也罢。这种现实使得那种哭哭啼啼进行的道德教育变得多余，而德国人在不幸中如此乐此不疲地献身于这种道德教育中。当歌德说过写与此有关的事时，他会变得不耐烦。1809年10月30日，歌德致信蔡尔特时说：“德国的愚人们还一直在吵吵嚷嚷地反对自私自利，假如神愿意，那么，人们恐怕早就为自己和亲人更加负责，然后为同胞，一再为同胞负责很多事情，那么，一切或许看上去就完全不同了。”这些观点就是歌德在拿破仑时代政治态度的背景。拿破仑这位伟大的皇帝让歌德感兴趣，而且毋庸置疑地吸引他。但是，倘若我们能够把1806年之后的歌德描绘成忠诚的莱茵联盟中的德国人，那么，这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钦佩一位天才。歌德始终接受一种现实，该现实只能在付出自欺欺人、幼稚的倔强和毫无收获的冲突这种代价的情况下才能用斗争的方式获得，例如，通过一些民族的变色龙，在他们身上，当时德意志最好的精神品质面临威胁。歌德写给蔡尔特的信这样结束：“现在我们不愿意受迷惑，并且愿意坚守在旧的本质中。”

此外还有一个方面，对作为作家的歌德影响很大，并且给他带来受到敬重的感觉：拿破仑的著作权即版权。版权法自1810年2月5日起生效，并且使得人们有义务遵循这条法规：在作者去世20年以后，经作者或者其继承人许可，人们才能翻印其作品。在德国分崩离析的状态下，匿名的翻印蔓延，与此不同的是，版权法首次有效地保护了作家们的精神财产。该法规在莱茵河左岸已经归法国的所有地区当然也生效。所以，1810年11月9日，歌德收到一封来自巴黎的信，这封信带官方抬头、用官方信札、带登记号码，该信来自皇家印刷事务负责人冯?波尔塔利斯(von Portalis)，科隆的一家印刷厂申请翻印歌德的《亲和力》，这封信询问歌德，是否同意翻印。歌德把这个过程转给他的出版商哥塔，但他于11月25日还给这位皇家官员亲笔回信，以表明他对皇帝的感激之情和尊重：“作为文学家(comme homme de lettres )我带着兴趣和钦佩之情看了明确的规定，通过这些规定，这位在法国带来福祉的英雄还为本地和外国的作家的财产权负责。”歌德觉得这个过程如此值得注意，以至于他在《日报和年报》中还提到它：“法国人在精神的财产这个概念和高等人与低等人享受平等权利这方面已经站得更高，德国人不会马上就被提高到这种程度。”在这个问题上，歌德额外补充了高等人与低等人享受平等权利的观点，我们尤其要关注他的这种补充。早在1809年3月38日，卡塞尔的威斯特法伦国王热洛姆或许在莱茵哈特的运作鼓动下，亲自向图宾根的书商哥塔博士下达命令，给予由他组织策划的新版歌德与席勒作品在威斯特法伦王国为期15年的销售特权 。早在半年之前，歌德就在琢磨，借助达尔贝克的帮助，在埃尔福特欧洲君主会议上把“翻印事宜”变成一个谈判对象 。只是世界政治的布局让他放弃了初衷。无论如何，人们必须把魏玛古典作家算作拿破仑秩序的市民受益人。德国在这个领域像是一种没有尊严的乞讨，在19世纪20年代，歌德为“其最后版本”的作品不得不在35个联邦小国中为获得单个特权而以这种乞讨的姿态苦苦抗争 。

歌德仅仅间歇性的妥协，承担了“共同激动产生的共同功绩”，作为《诗与真》平行的历史书写，而且作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诗人。对拿破仑的政治判决绝并非意味着，拿破仑的个人魅力在歌德心中终结。歌德在他的余生中一直保持着对这位皇帝的忠诚。1815年夏天，歌德开始用对话的方式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统治者卡尔?奥古斯特和拿破仑用相同的性格加以总结，即“果断”这种特征。在苏皮茨?布瓦萨雷记录的1815年10月5日这次谈话中，歌德展开描述了他的这种思想，我们可以把这种思想认识作为对“魔性”的神秘想象的表达。公爵和拿破仑皇帝在此时“遇到”了带来严重后果的狂飙突进 诗人，只是作为积极的对立人物而已：“他反正很容易而且很愿意做确定的事，他总是确定他做的事是善的或者幸运的，但这些事对他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后果。一直以来他都没有发觉这一点。每当肯能产生不幸影响的人物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也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某种悲哀的或者不幸的事。”可是，对于歌德个人而言完全可以带来幸运的果断同那种最后把拿破仑带到深渊的、毫无节制的欲望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第五章 世界汇编

提高了的见识：老年歌德对拿破仑的纪念

《浮士德》的第二部与《潘多拉》一样，同样很难说得上是一部拿破仑戏剧。诗剧中浮士德获得不受赔偿要求拖累的新陆地，有研究者想从中发现1815年之后新波旁王朝时期的财产问题，而这种尝试减少了该剧结尾对时事政治评论模糊的、历史的诊断。关于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这个幻景，即便人们不会对之望文生义，但任何比较新的阐释都可能不会对浮士德的殖民工程望文生义 。

这里准确无误地指向了拿破仑：它们指明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的类型，它是对某种世界历史和人类学倾向的最极端的表达；这种倾向不能被局限于政治或者军事，甚至都不能被局限在陆地和海洋的争端这个层面上。甚至魔鬼拿破仑都比《浮士德》最后一幕展现在后世眼前的那个人物更渺小，后者捉摸不透、既强大又可怜、又需要得到拯救。但拿破仑完全属于在这个人物身上汇集的各种人生经验。最后，我们不得不说：在歌德的笔下，拿破仑从来没有比在《浮士德》结尾闪烁跳动的照明中更加捉摸不定，而这个结尾完全放弃狭隘的道德说教。

在歌德辞世前一年半，当他还在潜心创作《浮士德》时，拿破仑在歌德书房里的站立写字台上得到了一个荣誉位置，这个荣誉位置至今岿然不动。1830年秋天，艾克曼正从意大利旅行归来，在施特拉斯堡，他注意到一家理发店的橱窗里有一个用发乳白色光的玻璃制作的盛香水用的小玻璃瓶，玻璃瓶的瓶塞展示了一个拿破仑胸像的样子。这种情况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它是半年前法国七月革命的一个结果。因为在复辟时期，拿破仑的画像在法国遭到了禁止。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索雷尔(Julien Sorel)炽热地崇拜被推翻的拿破仑皇帝，他当时不得不把拿破仑的微缩像章藏在他的床垫里。而现在，理发师们又可以把拿破仑皇帝的塑像竖起来了，艾克曼出手买下这个胸像。

1830年10月13日，就在莱比锡大会战那一天的前一天，这个玻璃瓶到了歌德的手里。他把它放在一面镜子前面的写字台上，使得人们从通向书房的门就能够观察到色彩学的原始现象。“这个乳白色的玻璃瓶作为光线暗的手段赋予耀眼的、白色的光一种黄颜色，这种颜色随着暗色的加强上升为黄红色和红色。面对黑色的背景，出现了一种蓝紫色，这种蓝紫色又发展成蓝色。” 歌德故居的官方导游这样描述这件事。歌德得到这个礼物时很高兴，他于1831年2月3日致信蔡尔特时说到了这个新宝贝：“艾克曼作为真正的阿里，头脑中渗透着这种崇高的概念：明与暗在暗色调中产生各种颜色。艾克曼给我带来这个拿破仑的小胸像，单单就为了这个胸像去周游世界都值了。它放在那儿，迎着初升的太阳：在迎来太阳的第一束光线时，这胸像就会发出超过所有宝石的光芒和所有华丽斑斓的色彩的声响 。倘若我继续让它对着太阳，那么，它就整天重复这样的‘工作’。”发出声响的华丽斑斓的色彩：这可能比描述的现象更美丽。然而，假如艾克曼是穆罕默德最忠诚的随从阿里，那么，歌德就是穆罕默德这位先知。

（本文编辑 | 岱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