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华语教学出版社是中国成立最早、出版语种最多、版权输出遥遥领先的出版社。年出新书200多种，与20余家国外出版机构长期合作，图书发行至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孔子学院》杂志与该社总编辑韩晖女士面对面，畅谈华教社30年对外汉语教学出版之路。

1980年，中国早期对外汉语教材《基础汉语课本》出版。

2006年，著名出版商桦榭集团下属的意大利华榭分公司以9万欧元购得《互动汉语》版权，使之成为当时中国同类图书版权输出的最大赢家。

2009年，在英国注册成立华教社伦敦分社

2012年，全球孔子学院备选教材《当代中文》修订上市，获众多国际汉语教师和学生认可。同系列图书被翻译成46个语种，填补多个国家母语编写汉语教材的空白。

2015年，i-Chinese汉语教学资源平台开放，ChineseBon语言互助学习平台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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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作的背后，是一家员工不足60人的出版机构——华语教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华教社）。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它是中国成立最早、出版语种最多、版权输出遥遥领先的出版社。年出新书200多种、版权输出150多种，与20余家国外出版机构长期合作，图书发行至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本期，我们带您与该社总编辑韩晖女士面对面，畅谈华教社30年对外汉语教学出版之路。

记者：明年是华教社成立30周年，您能否带我们回顾一下华教社创立之初的背景和初衷？

韩晖：华教社成立于1986年1月，当时全球涌现出第一次大规模的“汉语热”，大批外国留学生来华，而对外汉语教材出版却一片空白。随着20世纪80年代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承认,国家开始大力推广汉语，在这样的背景下华教社成立，它属于中国外文局（又称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成立之初主要目的是给来华留学生出版汉语教材，可以说是当时国内唯一一家专业的对外汉语教学出版社。

记者：从最初服务于来华留学生，到主要面向海外汉语教学市场，华教社转型的契机是什么？

韩晖：国内市场有大学出版社，它们有自己的教师、生源，容易拿到读者的第一手资料。华教社发现，要打造自己的特色，应该主攻当时鲜有人涉足的海外市场，立足海外市场进行教材开发。同时，我们还可以借助外文局下属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公司的海外发行渠道进行推广。

记者：如今全球“汉语热”再兴，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汉语学习需求呈多样性、分散性的特点，华教社如何应对市场，满足不同汉语学习者的需求？

韩晖：市场分散性、差异性是我们进行海外推广遇到的两大难题，虽然目前全球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习汉语，但整体基数不大，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习惯等都不同，细分到某个具体市场，可能只有几十个人。目前大部分教材是中国老师编写的，他们不了解国外的教育体系和学习习惯，导致教材投放到海外市场时很难让所有消费者都满意。

华教社采取三大策略:一是多语种，我们突破汉语教材大多为英文版的固有模式，研发多语种的汉语教材，帮助非英语国家学习者降低学习难度；二是多媒体，配合教材开发多媒体衍生产品，从最初的录音带、录像带到如今的电子书、APP。三是海外合作，与一些处于市场一线、了解当地读者需求的国外教师和出版机构合作，提高教材针对性，使编写的教材能够满足当地受众的需求。

当然，这些举措也决定了华教社出版的每种教材及配套读物都不会有太大的出版量，比如针对俄罗斯开发一套教材，内部市场根据年龄段、学习动机等细分为更小的市场。

记者：2009年华教社在英国成立首家海外分支机构，实现教材“本土化”出版，您能否谈谈这一举措的成效与经验，今后社内是否有更加具体的计划？

韩晖：我们最近正对海外发展战略进行规划，计划在国外大型出版社里设立编辑部。这种做法类似于海外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可以更高效、灵活地利用当地资源，开展海外合作。

我们还大力拓展了海外渠道，与美国、墨西哥、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埃及、土耳其等国家的经销商、大型书店合作，使图书进入当地主流市场。

此外，我们也在尝试一些新的“本土化”模式。今年9月，华教社参加了美国佐治亚州教育部举办的7年一届的教材招标，有30种教材中标。这说明我们的教材符合当地市场需求，得到了当地教育系统的官方认可。我们向成为地方主流教材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这也是华教社在北美地区今后努力的方向之一。

记者：华教社版权输出的成绩斐然，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吗？

韩晖：目前，我们历年累计输出的图书品种已超过1000种，在国内单体出版社中也是名列前茅。近几年发展尤其迅速，每年输出品种都在150种左右。“选题论证”机制是社内传统，图书立项考量的重要指标就是这本书有没有版权输出的可能性。近些年，华教社输出的图书多次在海外获奖，获得当地政府的基金资助，真正进入了当地主流市场。

记者：作为国家汉办教材开发的重要合作伙伴，华教社做了哪些工作？ 有哪些经验值得分享？

韩晖：华教社与汉办合作由来已久。2005年之前，我们就合作开展了《当代中文》系列教材的编写。之后双方联系更加密切，合作开发的《当代中文》46个语种版本及配套产品的项目就覆盖了我们近年大部分的出版任务。除外，还有《中国蒙学经典故事丛书》系列，《中国常识》系列，《汉字5000年》等项目。我们认为，这些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很多小语种国家的老师收到第一套以其母语出版的教材都十分激动，这让我们也倍感欣慰。

在开发教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目前全球汉语学习者呈现低龄化趋势，汉语学习者的学习目的性也越来越强，导游、科技、商务、医学类汉语书需求增大，随着HSK考试人数增多，教辅类书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和汉办近年来的推广密切相关。

记者：孔子学院站在海外汉语教学一线，未来有何合作计划？您希望孔院在未来的合作中为教材编写和出版行业提供哪些便利？

韩晖：虽然华教社有很多海外代理，但和孔院比起来依然是九牛一毛。目前，全球有500多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可以收集相当丰富的来自教学前沿、市场一线的信息，它是一个很好的“触角”，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读者需求。孔院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孔院教师也热心于汉语国际推广。我们想借助孔院的平台，和当地教育机构进行更多合作。信息共享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希望将来能形成一个机制，从孔院得到更多的教材使用需求和反馈意见，让我们的前期开发、后期修订更有的放矢。

记者：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出版业正在面临数字化转型和升级，华教社还做过哪些尝试？

韩晖：语言学的特性要求其不能局限于纸质材料，必须借助其他媒体。华教社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多媒体教学出版，《互动汉语》就是我们最早进行的一个尝试。今年，华教社推出“i-Chinese”（爱中文）数据资源平台，这是一个免费的汉语教学平台，将华教社多年开发的教材资源碎片化，教师可以在上面寻找配合教材使用的阅读材料、练习测试以及文化的音频视频等资源，学生也可以在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学习资源。另外还有一个语言互助学习平台 “ChineseBon”（师乎）上线，这个平台加入社交元素，采用新的教学模式，世界各地的师生可以在线上一对一交流，进行咨询和授课等。除了数字化转型，华教社还在进行其他尝试，延伸完善汉语教学产业链，例如开发更多线下服务，形成线上线下互动。

记者：您如何看待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传播的关系？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

韩晖：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播是不可分割的。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习者往往会不自觉的了解相应的文化，这可能比单纯的文化传播效果更微妙、深远。这也是华教社做出“差异化”战略调整的原因。从前年开始，我们将工作重点从主攻教材转向了文化读物。目前市面上汉语教材越来越多，但相应的文化读物却仍显不足。

在文化内容选取方面，我们既介绍传统中国文化，例如《老人家说》系列，《“四书”精华版》系列；也逐渐介绍更多的当代中国文化，如最近出版的《当代中国微记录》系列。同时，也会出版一些适合汉语学习者阅读的文学作品简读本，以及介绍饮食文化的系列图书等。

出版文化读物，要充分考虑符合外国读者阅读习惯的问题。文化传播是双向的，必须了解对方的思维模式，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目前国内具有国际视角的写作者资源仍比较少，汉办的“新汉学项目”等在未来也许可以帮到我们。

记者：30年来华教社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

韩晖：华教社从成立之初只有6、7个人的小出版社，发展到如今员工将近60人（包括外籍专家8人）；出版规模逐渐扩大，年均出版汉语教材教辅图书150多种，涉及46个语种；拥有10个海外独家代理商，涵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额达到1000万码洋，收入近800万人民币；每年版权输出超过150种，版税收入每年也保持在100万美元。可以说，华教社如今的发展势头非常好。

我们不会满足于此，每年都在努力扩大业务，明年计划在“新三板”挂牌上市，通过融资发展更广阔的业务，以汉语教材、文化读物开发出版为主体，逐步完善产业链上下游，未来也可以预见华教社会有一个更加迅猛的发展。

（本文编辑 eli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