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三秦出版社是中国西北地区惟一一家主要从事古籍整理、地方志、文史工具书、文史知识性图书出版工作的古籍出版社。多年来，三秦社充分发挥陕西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区位优势，出版了一大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好书。近几年，三秦社开始扩大辐射范围，把触角伸向西北，把业务向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区拓展，以期在古籍出版领域取得更多发展。

三秦出版社是中国西北地区惟一一家主要从事古籍整理、地方志、文史工具书、文史知识性图书出版工作的古籍出版社。多年来，三秦出版社充分发挥陕西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区位优势，出版了一大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好书。2007年年底，陕西出版集团成立。在集团公司的指引下，三秦社不断在产品创新上加大力度，取得了叫好又叫座的市场反馈。三秦社的公告板上写着“树正气，鼓干劲，开思路，抓项目”，文化积淀一目了然。

三秦出版社社长支旭仲

百道网：作为西北地区唯一一家从事古籍整理的出版社，三十年来有着不平凡的历程和经验。您能具体分享一下三秦社的里程碑事件或印象比较深的重大变化吗？

支旭仲：三秦出版社是1985年成立的，已有三十年。当时成立的时候归属陕西省地方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管理，1986后划归到陕西省新闻出版局管理。当时出版局给的出版范围就是以方志、古籍、文献整理等为主要内容，所以最后出版社的定位主要是古籍整理和文史出版。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现在每年出版新书三百多种，重印四百多种，销售收入7000万元左右。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2000年前后，三秦社租型出版了两种国家标准教材，并自主开发了一本综合实践活动教材，这三本教材在1999-2001年解决了我们的生存困境。2004年陕西省古籍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成立，使古籍出版进入一个比较规范的阶段。2008年陕西出版集团的成立，推动了系列改革，初步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这对三秦社是很大的转折。在这之后，我们在古籍整理专业方面、学术图书和教材教辅的出版方面，还是在国家的重大精品项目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近几年里，我们在国家倡导的重大项目上做得比较出色，承揽了很多国家项目。我们有6个项目被列入“十二五”国家出版规划，《中国蜀道》《陕西金文集成》《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遗产研究》《赫赫宗周》《新编元稹集》《中国热贡艺术精粹》《南北朝佛教编年》七个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大唐风韵》《石头上的中国画》《陕北剪纸美学》等9个项目获得“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古籍整理项目有《关学经典集成》，由国内关学研究领军人物担纲，清代的《佩文斋书画谱》目前也在整理当中。

百道网：陕西文化底蕴深厚，出版资源也很有优势，尤其在古籍整理方面，发掘地域文化更有先发条件。近几年三秦社打造了哪些精品图书？

支旭仲：陕西省传统文化厚重，也是一个文物大省和金石文献大省，所以三秦社成立至今，一直把发掘整理金石文献和考古出土文献作为一个重点方向。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我们出版了一大批精品书，其中金石文献是一个很大的门类，比如《陕西金石文献汇集》，还有近期马上要推出的《赫赫宗周——陕西青铜文明巡礼》《陕西金文集成》等，特别是《陕西金文集成》十六卷，既是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又是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项目，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其次，就是古籍整理方面，特别是出土文献整理，借助出土的墓志整理充实文献资料。这方面三秦社有一个特色产品，叫历代文补遗系列。比如《全三国两晋南朝文补遗》《全北齐北周文补遗》《全隋文补遗》《全唐文补遗》等。当然我们在古籍文献整理方面也出了不少好书，如近几年推出的《诚斋诗集笺证》《全唐五代笔记》等都是几百万字的大书；即将面世的《新编元稹集》更是超过800万字，16卷本。

第三，陕西地域历史文化门类图书。如《陕西古籍总目》《长安史迹丛刊》《大长安书系》《陕西自然与文化之旅》《隋唐历史文化丛书》等。

第四，方志和考古门类的图书。如《陕西通志》《西安府志》，代表了陕西历代旧志整理出版的最新成果；还有这几年跟一些社会研究机构、博物馆、大学的研究所合作出版了《陕西帝陵档案》《千秋金鉴》等，《芮国金玉选粹》《诚斋诗集笺证》还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

另外，还有一个门类是宣纸线装的礼品书。我们总共推出了10多种，尤其是2014年推出的《三秦瑰宝》，宣纸线装四色彩印，六大卷本，获得了班尼印制金奖，是政府的一个礼品项目，一直被各级领导和机关作为礼品宣传。

百道网：就古籍整理而言，虽说这两年国家政策支持，但竞争还是比较激烈，您觉得对三秦社来说压力是什么？您将如何应对？

支旭仲：确实，这几年古籍整理的国家政策越来越好，不仅做国家古籍出版的年度规划，加大古籍的补贴力度，而且国家基金中也融进了古籍项目。但竞争也很激烈，首先是一些国字号的出版社，把分公司开到我们这里，业务范围和我们一样，资源竞争很激烈；其次是几家综合性高校出版社，在古籍整理方面也做了一些项目，跟我们有竞争，但我们更多的是错位发展。

我认为对三秦社来说，主要有两方面的压力：

一方面是来源于资源的竞争。怎么应对呢？第一，要守住现有的优势资源，在自身优势领域不断发展，或者借助国家政策扶持，将过去的产品资源进行深度的整合和深加工，重新升级换代；第二，将古籍数字化，在原有的资源积累基础上，和一些业务相近的古籍社合作，进行资源整合，比如我们就准备做陕西石刻文献数据库和三秦版的古籍经典资源库，当然这些数字化的投入主要还是来自自筹和国家政策扶持；第三，扩大辐射范围，把触角伸向西北，把业务向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区拓展，比如现在出版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集》《新疆天山地区青铜文化遗存》等。

另一方面是来源于人才不够完备。老一代古籍整理的专业人员越来越少，新一代的年轻人资源不多，经验不够丰富，这需要我们加大对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和扶持力度。在引进古籍整理等专业的博士或者硕士之后，指定老编辑在工作中一人带一个，让年轻人积极参加总局各级各类的古籍整理培训，加上做项目过程中的历练，逐渐积累，尽快提高专业能力。

百道网：立足本地，向西北拓展，也是您关于战略发展的一个考量。“十三五”期间三秦社有哪些具体的发展规划呢？

支旭仲：对于“十三五”，我们之前专门做了发展规划，内部也有一个基本定位。按出版综合能力，三秦社去年在全国古籍专业出版社中排名第八，到“十三五”末，我们力争进入前五名。这个排名的衡量标准包括年出版能力、经营规模、产生的社会影响等参数，是一个综合指标，我们这个排名在西安地方出版社中还是比较靠前，但是跟排在前面的几个出版社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十三五”期间，首先，我们要在精品方面做足文章，依托国家政策，把大的项目做好，带动整个出版的影响力；其次，把数字化作为一个主要方向；再次，响应“一带一路”战略，积极走出去，与中亚、北非地区进行一些版权、产品输出以及会展方面的合作，比如丝绸之路这个项目；另外，还要加大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这个是永远不能丢的。

百道网：三秦社在数字出版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您觉得有哪些实践或探索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支旭仲：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做得不很突出，这几年，数字化一直在提，但是工作进展不大。在三年前，我们成立了数字编辑部，部门的定位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现有的所有的出版资源，通过与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数字基地公司合作，进行完全数字转换。将基础资源库里面的东西分门别类，或碎片化，或跟图书馆合作，进行深加工和整合。

第二，做具体的数字化国家项目。比如中国蜀道数字资源平台项目，网上已经开始正式运营，下一步我们还打算做立体开发，跟旅游、地方政府的宣传相结合。

第三，在有声读物MPR这块做文章。我们这几年也做了几个MPR的产品，比如把中华传统经典美文诵读做成有声读物，把三秦瑰宝用AR技术以图片形式呈现，跟移动互联结合起来。下一步，我们还准备把陕西的石刻艺术、金文艺术、唐墓壁画等，全部整合成数字化项目。

当然，数字化需要投入的资金可能比较多，而且在前期很难盈利，所以国家和地方的扶持政策还是很重要的。

（本文编辑 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