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2015年，涂色书炙手可热，风靡全球。在出版人眼中，这不过是一类打着“治愈”“减压”或“艺术”标签的商业畅销书。然而回顾历史，涂色书的流行由来已久，早期更曾带着讽喻时弊的现实主义功效。不妨回到上世纪60年代，认识涂色书的另一面。

2015年图书业值得浓重书写的一笔是涂色书风靡全球的势头，几百万成年人回归童年时的自我，重新发现了涂色书的魅力。

涂色书女王是苏格兰插画家约翰娜·贝斯福德（Johanna Basford），根据其出版商企鹅出版社的数据，贝斯福德的成人涂色书在40多个国家出售1600万本。去年10月推出的新书《失落海洋》纸质版已在美国销售了130万册。

根据《出版人周刊》统计，市面上有逾150种成人涂色书。J. K. 罗琳、戴安娜·加瓦尔东（Diana Gabaldon）和乔治· R. R. 马丁等知名作家都推出了以小说为蓝本的涂色书。近日，巴诺书店总裁在与投资人的电话会议上提到，成人涂色书是其重要的收入来源。

日光之下无新事，涂色书也并非新世纪的产物，而是出版史上一股潮流的复苏。往前追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涂色书也曾因其流行而频频登上报头。只不过现在，在新的语境下涂色书被赋予的功能已不同于往日。

1962年，美国歌手芭芭拉·史翠珊就在《我的涂色书》一歌中这样唱道，“蜡笔准备好了吗？为我涂色。”这里所说的就是那个年代成人对涂色书的疯狂，和最近的涂色书之热如出一辙。

推出这首歌的同年，莫特·德鲁克（Mort Drucker）的《约翰·肯尼迪涂色书》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首位长达14周之久。当年成人涂色书销售额高达100万美元。如今，涂色书的流行程度恐怕更胜一筹：贝斯福德的《秘密花园》和《魔法森林》是亚马逊4月份的两本畅销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推动2015年纸质书销量复苏的功臣。（自《秘密花园》于2013年出版以来，贝斯福德已经售出了近1000万本涂色书。）不过，与现在贴上减压、怀旧、治愈等标签的流行涂色书不同，上世纪60年代的涂色书带有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是以画笔描述社会激进议题的特殊“小说”。

1961年《经理人涂色书》

1961年出版的第一部成人涂色书嘲讽了战后职场里充斥的因循守旧。三名广告人创作的《经理人涂色书》（Executive Coloring Book）描画了一个商人的一天，笔调如同和孩子娓娓讲述爸爸上班在做什么。书中指导如何涂色的说明文字都显得很凄凉：“这是我的衣服。把涂成灰色，否则我将失去工作。”与这段文字搭配的图片是一位男子正在换衣服去上班。另一页图画里一位男子带着圆顶礼貌登上通勤列车，文字写道，“这是我的列车。它每天带我去办公室。你会在车上遇见许多有意思的人。把他们都涂成灰色。”即便偶尔出现少见的非灰色的色彩，基调仍旧是沉郁的：“这是我的药。它是圆的、粉色的。它让我不再担忧。”

1962年《约翰·柏奇社会涂色书》

之后的涂色书主题涵盖了那十年里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国家安全、红色恐惧、技术、性和心理疾病。有两本流行的涂色书是关于肯尼迪总统的：德鲁克《约翰·肯尼迪涂色书》和乔·B.内申（Joe B. Nation）的《新边疆涂色书》。有的涂色书嘲弄共产党人，还有的嘲笑害怕共产党人的人。《赫鲁晓夫的最高机密涂色书：你的第一个红色读者》讽刺了前苏联领导人以及共产党统治下的生活，但仍被认为“令人反感”，在美国军方被禁。同时，《约翰·柏奇社会涂色书》嘲笑阴谋论者和极端分子，用空白页面将涂色书的概念发挥到极致，搭配的文字是：“在这幅画里你能找到多少共产党人？我能找到11个。这需要练习。”1963年8月，《华盛顿邮报》上一位医生提议用12页的涂色小册子“作为诊断工具，将患者按精神紊乱类型进行分类”，并称其为“精神病的涂色书。”

随着该趋势的推移，涂色书的主题越来越贴近社会现实，出版商借涂色书嘲讽那些看起来非常滑稽的职业和生活方式。比方说《官僚涂色书》（Bureaucrat’s Coloring Book）就讽刺了政府委员会和法规；《赶时髦涂色书》（The Hipster Coloring Book）嘲笑了所谓大胆生活方式的平淡乏味。说明文字也变得更富有隐喻性。一张图上有着身着夹克抽着烟的年轻人，上面写道：“他过得很有意思。在他的眼睛里涂上光芒。”1963年的《程序员初级涂色书》（Programmer’s Primer and Coloring Book）开起了程序错误和内核转储的玩笑，配着离奇的说明“给我涂上米老鼠”，还有“给他涂上天真”。这些作品缺少《经理人涂色书》的说明里那种简单直接的悲伤——“把我涂成灰色”，因贴近真实而更让人难过。

当然，说明文字不需要特别清楚，因为创作者从没有打算给读者真正意义上的说明。60年代涂色书的重点不是坐下来涂色，而是读出画中深意并形成自己的立场，更像是政治漫画的特殊形式。（1962年秋，罗伯特·摩根索的支持者用涂色书在纽约州长的竞选中讽刺对手纳尔逊·洛克菲勒。）1962年9月，《伊利诺伊日报》的一篇文章提到，虽然成年人涂色书是“如今出版业最热门的”，但他们“不是为了涂色，而是为了阅读后的会心一笑。”

在网上搜索的话，你会发现很多60年代涂色书的扫描版，几乎全都没涂过色。相比之下，今天的成人涂色书充满了华丽的场景和图案。涂色书的购买者以及涂色圈成员普遍认为涂色行为能让人放松，许多书的标题都有“治疗”或“减压”字眼。即使知名的治疗师坚持“从未在治疗过程中采用涂色书，也不会考虑使用”，但人们普遍认为涂色有可能让人觉得平静安心，

假如人们实际并不为涂色书上色，成人涂色书为什么在60年代初期拉动了一代人的想象力？一种看法是涂色这种成人返稚的行为和人们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兴趣一样突然爆发，随着弗洛伊德人格发展理论的传播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流行。涂色书不仅为成人展示了一个看世界的童稚视角，同时展现出孩子如何在学习过程中失掉天真与纯洁。孩子按照文字的指示把书中的人物涂成灰色，他会看到盲从因袭的荒诞，但最终还是按照指示去涂色，成为因循守旧中的一员；对成年人来说，回归童年的幻想给了他们拒绝现实、拥抱全新准则的机会。这种对美国社会规范的质疑激起了新兴的民权、反战和妇女解放运动。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六十年代初的一代人是第一代有蜡笔的人。虽然蜡笔早已被发明出来，但很昂贵也不是特别精致。1909年刊登在《基督教箴言报》的一篇文章将蜡笔描述为“课堂奢侈品之一。”到了上世纪30年代，蜡笔涂色才流行起来。到1935年，蜡笔和铅笔制造业规模为2000万美元，自1933年后在两年内增长了近40%。1934年，《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评论说蜡笔“颜色和技巧都有所增益”，已经推出了“蓝紫色、橙黄色以及其他亮眼的色彩”。大萧条时期，在联邦艺术计划的支持下诞生了艺术教育学科，在其课堂上涂色书担当了有益的教学工具的角色。20世纪整个三四十年代都是涂色书的黄金时代，直到50年代，艺术教育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维克多·罗恩菲德才指出涂色书对孩子有“破坏性影响”，妨碍他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2014年《希拉里：涂色书》

到了70年代，政治涂色书渐渐销声匿迹。尽管此后报纸会时不时发文报道成人涂色书热潮的复兴云云，但“新涂色书”更注重怀旧而不是政治。《时代周刊》1974年的一篇文章指出，古典艺术专业学生主要基于希腊花瓶和《坎特伯雷故事集》进行涂色书设计，他们的故事中也夹杂着一些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残余。但总的来说70年代和今天一样，成人涂色书的市场是由单纯的艺术消遣兴趣所驱动的。新近出版的以政治为主题的涂色书《希拉里：涂色书》（Hillary: The Coloring Book）以及《特朗普2016：涂色书》（Trump 2016: Off-Color Coloring Book）在销量或文化影响上都难以和其他治疗性的、装饰性的涂色书媲美。

也许涂色书曾经的“一身反骨”难以再现。毕竟涂色书的始作俑者是广告人，他们知道任何噱头都仅能风靡一季，下一年风向就变了。而且，21世纪的行动派更多以在线视频和社交平台为宣泄出口，而不是平面媒体。无论如何，人们不会忘记涂色书曾经担当的隐喻、讽刺功能。其针砭现实的一面至今仍有回响，近年来最流行的、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长驻两年的童书《蜡笔罢工的一天》（The Day The Crayons Quit）就带着现实的指向性。

（本文编辑 晨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