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汪耀华专栏】戴先生1981年撰文介绍钟叔河先生所编“走向世界丛书”时，称钟“在无望中执着希望，当束手时不甘负手”，钟先生以为这“也许半是夫子自道”。戴先生有《射水纪闻》《新颖的课题》等作品遗世，对于编辑学等的创立也卓有贡献。

在上海书城看见人民出版社《光辉曲折的编辑生 涯——戴文葆先生90诞辰纪念文集》（2012年10月出版） 就想着一睹为快，因为我一直对戴先生的曲折生涯抱有兴 趣。

此书书末载有戴文葆同志生平：“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著名编辑家、出版家、著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首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人民出版社司局级离休干部、资深编审戴文葆同志，因患小脑萎缩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不幸于2008年9月7日17时55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逝世，享年86岁。”读着这段由九个定语组合并冠在戴先生名前的生平，只有敬佩、敬仰。

我把收入文集的纪念戴老、老戴、戴老师、父亲、岳父、戴公、戴先生、戴兄、戴文葆同志的文章梳理一番后，大致可以发现什么是曲折人生了——

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张惠卿回忆：

我只记得他只写过一张大字报，很简短，当时大家看了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大意是说，“三害”好像是党身上的“毒瘤”，这次整风运动一定要把这个“毒瘤”割掉，党才能健康前进，意思很清楚。谁知道这“毒瘤”两字惹了大祸，竟被无限上纲，硬说他把党比作“毒瘤”，还要割掉它。这还得了，简直和葛佩琦的“杀共产党人”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是对党的恶毒攻击，于是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百口莫辩，也不容他申辩。这个“毒瘤”事件，我相信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同志都不会忘记。

如此，在由文化部直接掌控的人民出版社揪出二十多个“右派”中，有一个戴文葆，那不算稀奇吧。更何况，他还有历史问题，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特务分子”。

1958年2月4日，经文化部批准，戴先生被定为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最终的处理是以反革命论处，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曾彦修先生对戴先生的“历史反革命”也作了详细的回忆，戴先生1940年2月在兴化江苏省特务处受训一个月后调阜宁县情报室任办事员、代理主任，1940年9月弃职出走……1950年，政府号召“五类分子”要自动前往公安局登记，“戴不懂那个阜宁县政府情报室是个什么东西，总之是国民党政府机关，就自动前往登记。当时公安分局（黄浦区？）说，你不属于登记范围，回去向党组织‘坦白’就行了。戴回来照办了。”当时，戴先生在《大公报》任管理委员会委员、副编辑主任，《大公报》的党员李纯青、杨刚就知道了，1954年杨刚等调到中宣部后，陆定一也知道了。“1956年秋，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亲自到人社来责问：为什么你们放着戴文葆这只死老虎不打！”派人外调，最终档案和人证都证明“戴历史清楚，觉悟较高，主动脱离国民党政权，对党忠诚已无可再怀疑之处。”但是，1957年却又旧事再提……

那个时候，一个中学毕业生为了谋生，到政府部门工作了七个月，既无劣迹又无民怨，在向党披露事实真情后却被怀疑被调查，虽然被证明无罪但仍被高层认定“历史反革命”这个阴影一直围绕着戴先生。曾先生写着：“戴临终前数年，又屡担心起此事”，尽管1984年他已经正式加入中共了。

近期，我花了不少闲时在回溯出版界“反右”“文革”真情，对于如戴先生这样的前辈在那个时期的遭遇真是感叹……

1962年，人民出版社接到劳改农场通知，说戴病重要派人把他接回去，张惠卿先生继续回忆：

人事部门接到这个通知后十分犹豫，因为谁也不想去接。范用同志得知后，告知了文葆的夫人，他们两人悄悄地上路了。到了农场附近的一个县城里，文葆夫人身体不适，范用同志就一个人设法借了一辆平板车，赶到了农场，把奄奄一息的戴文葆放在平板车上，拉着他在崎岖的土路上，一路艰难地接到县城，然后和他夫人一起把他扶上火车，回到北京，立即送进医院抢救，文葆同志就这样活了下来。

范用先生的侠举给了戴先生“第二次生命”，如果没有范先生的出手，戴先生也就和其他很多“右派”一样会从此在地球上消失。戴先生的再生，在那个年代只是“个案”，戴先生的曲折还在延续。

身体恢复了，“右派”摘帽了，但“公职”没有恢复，“编制”没有落实。后来被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招为“临时工”，核对《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增订《谭嗣同文集》，编蒋介石言论集、赫鲁晓夫文集。

1966年7月，“知识分子”戴先生没有领到工资，在大家忙着造反的时候先是被要求收容、回劳改农场，都无结果。“那时我想起顾炎武《日知录》总结历朝动乱自保的一条：‘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天街久已不是我辈立足之地，及早离去为妙。”终在1967年被获准回故乡江苏阜宁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1977年，55岁时被准许回到北京。1979年复查改正，“恢复公职，恢复原工资级别”分配适当工作。先是在文物出版社工作，1981年到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工作，1994年1月“编制”回到人民出版社，1995年73岁时离休。

1983年，戴先生曾有“我的业务自传”：“回首往路，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凡四十年，虽说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实际杂乱无章，不成系统，只是做什么学什么而已。”“荒疏失学，徒斑两鬓，愧无成果可言，辜负了师友们的期望。”在文末的“自我鉴定”中写了“有工作热情，对领导分配的任务认真努力完成”“比较急躁，有时不利于工作。”

戴先生1981年撰文介绍钟叔河先生所编“走向世界丛书”时，称钟“在无望中执着希望，当束手时不甘负手”，钟先生以为这“也许半是夫子自道”。

戴先生女婿付清远回忆：“那天下午3点，老人让我给他做一碗他喜欢吃的馄饨，还让加一点黑芝麻糊，他吃了半碗时和我说：‘不吃了，一会再吃。’我给老人喂了点水，老人睡了。就在两个小时后的5点55分，我和护办室的护士同时发现老人的心脏监控器上的心跳急剧下降，慢慢变成了直线，他在平静的睡觉中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戴先生儿子杨进叙述：“领导、同事来看望他，他不是含糊地建议‘召开列宁问题的讨论会’，要么就是说‘朝鲜问题很严重’‘新疆不能放弃’”……

戴先生的老领导曾彦修先生：“戴的真正感兴趣与所长的学问，据我所知，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此点在解放后他很难得到什么发挥，不为人所注意。但我能体会出来，观察出来。”

此书责任编辑张秀平回忆，2003年冬天，戴先生得肺炎住进了协和医院，我陪着黄书元社长看他时，发现还在用布屏风隔着的简易病床时，立即交涉并获得院方答应马上调换。张写道：“更令人心痛的是我们离开病房时，戴先生一直伫立在走廊上目送……黄社长只得轻轻提醒着说：快点，快点拐弯，免得戴先生站久了再着凉感冒。”

王春瑜先生回忆：1987年，戴先生获得“韬奋出版奖”，他的阜宁老乡有说“戴文葆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阜宁时，打扫厕所掏大粪掏得好，在北京得了个掏粪奖！”

这位年轻时候的左倾学生、中年以后的右派分子、老年之后的资深编辑有《射水纪闻》《新颖的课题》等作品遗世，对于编辑学等的创立也卓有贡献。

他的万卷藏书被捐赠给了北京东城图书馆，手稿、书信和照片捐赠了上海出版博物馆。

回想戴先生的曲折经历，还能说什么？

本文摘自《阅读纪要》

（本文编辑 eli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