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起了《城邦暴力团》？

1999年，无意之间我接到了一通约稿电话，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台湾当时一个非常知名的小说家，叫陈雨航,他在一个名叫城邦出版集团所辖的小公司做出版，问我有没有书可以出？我说现成的没有，但是我说我曾经答应过你，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我一定会给你的。他说好，我等你，你写什么呢？我说我写一个《城邦暴力团》，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不是城邦集团吗？你们出版做得很大，看起来无所不包，无所不覆，大概开了几句玩笑，电话挂了，之后他也没再找过我。一直到后来又接到另外一通电话，是个编辑，比我年长几岁的老大姐，她说能不能给她连载？我说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之前我有过两部长篇连载，都因为大老板看不下去，一定要砍掉，这个很伤，也没劲回头写了。大姐说你不论写多长，我一定给你登完，我就写了好几年，一直写到这位大姐退休。她的下一任主编又让我继续把《城邦暴力团》写完，这是我唯一在报纸上连载从头到尾一个字没差登完的作品。

这个小说有个中心词，就是逃

在答应这位老大姐的那一刻，我的脑袋里出现的是一个人从五楼跳下来，落到地上的蹲姿，他哪儿都去不了，可是他拼命地在逃。所以我的第一句是：“孙小六从五楼窗口一跃而出，一双脚掌落在红砖道上；拳抱两仪、眼环四象、气吐三分、腰沉七寸，成了个蹲姿。”落在地上成一个蹲姿之后，我就开始处理这样一个问题：我想写一个什么东西？想写一个不断被追捕，被压迫，有人想要控制他，而他想要脱离这个控制的过程。可是他要逃离什么呢？是黑社会吗？人最容易想到的是这个。接下来我再想到的是他可能不仅要逃离黑社会，他可能还要逃离白社会，逃离光明的社会，逃离无所不在的那些道德价值，逃离那些公共所加诸的看似不是暴力，看似是温暖的情感。为什么非要逃离不可，因为他看出来在那些温暖情感伦理道德的背后就是暴力。

武侠，我想让它与现实发生关系

报纸上正式推出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对于任何公共事务，三个人以上的事务我都不要关心，我不要反映社会，我也不要去冒犯公共价值，我只要写一个武侠的故事就可以了。武侠我们现在称为市场作品、庸俗作品、通俗文学，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武侠小说所寄生的江湖，那个武林是不存在的，可是下一步想法就是如果它看似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掉入了寻常的武侠小说那个传统之中，而无法自拔。

我的问题是，如果要摆脱所有跟现实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无所依傍的江湖，那么这个作品就会跟其他过去的武侠小说没有太大的不同。所以既然孙小六从五楼跳下来，我就让他落在我住家附近的一个地方，叫中华路跟西藏路口往南去，往东去，往西去，往北去，各个地方不同。这样大致上就脱离了一个比较陈旧的小说阶段，进入了一个新的小说写作的境界。什么阶段呢？就是我比喻一下，当年蔡元培先生读《红楼梦》读出了一大堆索隐方法，读出了妙玉是影射姜宸英，贾宝玉是影射纳兰性德，所有红学家都认为索隐派落伍而且低级，可是对我来讲影响深远。因为我在中华路和西藏路那个想象的街口——那个街是如此的清晰，离我的直线距离不到300公尺，我只要走出我的大门，往前跑个几步，我就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见那个街头的每一寸丰草。我要为这个十字路口塑造一个完全不同的身世，而且只有我知道这条路的索隐，这个是影射谁，阿匹婆是影射谁，我想没有人知道，太过瘾了。

希望这是一本永远看不完的书

我个人对这本书的期待是希望读者可以很慢地看它，最好是怎么看也看不完，慢慢地看，想象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比如说这个北京街头的追逃对峙，比如说他从来没发现过的原来山西大同的佛窟里面的某一些被盗走的佛头，或者是粮米帮那些秘密的仪式，实际上正在他家街角或者是路口的某一些小店里面重新上演，或者是原来我舅舅的姨母的表哥的外甥，居然是我的师父。那些永远不跟我们发生联系的师父，千回百转透过秘密的方式，在历史某一瞬间反而影响或复制我们的生活。

地下在哪里，地下就在我们的脚下。同样的我也可以这样说，地下生活、地下社会，可能也就是在我们说的脚印之上，因为我们自己亲身在实践。

隐遁的传统恰能让我们从主流价值追逐中缓口气

中国人一向有一个隐遁的传统，不问世事，看起来很消极，有的人说你可以领导天下，他说你不要说，我要洗耳朵。许由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所示范的典型，有人认为是负面的，有人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有人认为是没有社会责任感的。可是恰恰是建立这个典型以及持续这个典型，甚至育养这个典型，才是我们今天从主流的价值追逐里面，稍稍缓一步，稍稍松一口气的方法。

这也就是我更宁愿这本书能够带来一种没有目的的阅读的原因。或者是没有功利的对于知识的追求和好奇，或者是上天入地，天马行空——比起对世俗的名利追逐，比起权力攘夺，这无疑看起来有趣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