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暴力团》(上下册),张大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72.00元。
张大春
论“技”
极尽“炫技”之能事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张大春说自己是一个以小说为终身志业,“一个说故事维持生计的人”。《城邦暴力团》的隐遁、逃亡、藏匿、流离是小说主题意义上的,同样也是小说结构意义的。在大陆曾经有一个响亮的口号,看一个小说家好不好,不但要看他“写什么”,而且要看他“怎么写”。但是具体到实践中,大陆文学界衡量一个作家又往往喜欢执持“思想”优先原则。我留意到了这次谈论《城邦暴力团》,许多专家、媒体,殷殷关切的还是它暗藏的微言大义。是的,张大春能够写、也写过许多满足大陆文学对台湾文学想象的小说,比如《四喜忧国》、《将军碑》等。但我认为张大春小说最成气象的恰恰是大陆新近出版的《离魂》里的短篇和这部《城邦暴力团》中与中国古典小说气韵相通的东西。
除此之外,张大春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技”。大而化之地说《城邦暴力团》容易,深入到整个小说的结构和细节就是一件烦且难的事情了。这个“说故事维持生计的人”在《城邦暴力团》中,以竹林七闲、江南八侠、孙小六、张大春等等故事抖弄的是怎样的“故事术”呢?他是简单地后撤、回归到中国古典的说书人传统吗?可以举小说的“楔子”、“残稿”、“理想的读者”、“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几部分为例。这几部分是进入《城邦暴力团》的关节。
“楔子”里说:我从高阳留给我的那七本书的眉批夹注,以及高达六寸的文稿之中逐渐摸索出一些线索,它是一套迫使一个像我这样读书不敢逼近结局的人不得不去面对的蛛丝马迹,引领我那份带有强烈逃脱意识的好奇心进入一个又一个我从来不知其居然存在于我生活周遭的世界,最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这些个神奇的、异能的、充满暴力的世界———无论我们称之为江湖、武林或黑社会———之所以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居然是因为它们过于真实的缘故。
到了“残稿”则说:高阳的残稿是在考验我拼凑答案的创作过程。
在“理想的读者”部分:在火车即将抵达台中之前片刻,我并不知道马上就要下车,我甚至以为可以永远不必下车,而永远沉浸在构思这部《城邦暴力团》如何展开的摸索之中。我也不会知道,当我立志以一部小说去“把‘他们’搅浑、搅乱的世界搅得再浑、再乱一点”的时候,并不真的了解《城邦暴力团》繁复的历史背景和诡谲的斗争阴谋其实牵涉到多少我无能处理的材料、无法解释的问题甚至无从叙述的情感。正因为如此无知,试图去把它写出来的渴望才会那样迫切、迷人,反过来说,也正因为书写渴望的迫切、迷人,我才宁可持续处于懵懂茫昧的状态,逐字逐行点亮,吸引我蹒跚走过原本已经归于阒黯、归于寂灭、归于遗忘的时空。
到了小说的终章: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张大春则又对已经建构起来的小说世界进行全面的拆解。
因此,《城邦暴力团》不只是一部武侠小说,不只是政治隐喻小说,又是极尽“炫技”、“炫学”之能事的,有着强烈结构意识的现代小说。
曾经被大陆先锋小说家普遍征用的“元叙事”、“第一人称叙述策略”、“非道德化视角”、“解构历史”、“游戏化”以及“语言策略”等等技艺在《城邦暴力团》中被运用得娴熟老到。不仅仅是叙事策略,《城邦暴力团》不再按照传统和先锋、雅和俗、宏大和个人等等来建立自己写作的精神谱系和边界,而是自由地调动诸种写作资源。从文学生态和作家精神状态来考察,我们发现,整个中国近现代一直到现在,甚至是更远的古典时代,是不利于想象力的生长。远的不说,如果我们就考察一百年的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史,会发现一方面“定制”式的文学观一直左右着作家的文学书写。从“新民”、“启蒙”、“救亡”,到“配合政策”,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准化生产,从知识群体的定制生产一路滑向国家定制。因此,研究中国现当代中国作家,我们很容易识别出他们所依据的公共的、通用的生产尺度和标准。在“定制”式的文学观支配下,我们可能不缺少知识分子想象、国家想象、民族想象和现代性想象,但个人想象往往被压抑和钳制着。我们的小说家被“使命感”压得直不起腰。小说家行走在宏大的“大成殿”绝不是小说的幸事。可以将同样的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和大陆的张炜、余华、莫言、王安忆相比较,都操汉语写作,但写出来的作品却是云泥天壤。进而我想说的存在不存在另外一种汉语当代小说的可能?现在,让我们“卸下使命感的伟大包袱”,以游戏心、以消遣心、以拆招猜谜的欲望读《城邦暴力团》可否?
论“史”
失之武侠,收之文史
□余少镭(媒体编辑,广州)
其实,张大春想写的东西,在《城邦暴力团》上册一个章目中,已表露殆尽,那就是“大历史的角落”。整部小说上下两册皇皇六十万言,抖落的不仅是张大春的学养家底,也是中国近现代百年最不为人知的腌臜史。
文人写武侠,总免不了在文武之间歧路踯躅,拿得起武,放不下文。新派开山祖梁羽生、大宗师金庸,或多或少都在这上头缠夹不清。到了古龙横空出世,才完全把“文”给抛干净,所以古龙笔下人物,天马行空,快意恩仇,完全不受时代限制。
古龙是一个极端,张大春是另一个极端。《城邦暴力团》里面,几乎所有人,不管本性再怎么潇洒不羁,再怎么武功盖世,再怎么手眼通天,都在家国背景重压下喘不过气来,不单没“快意”,连“恩仇”也不敢有,每个人都像老鼠般在地下世界里谨小慎微地“隐遁、逃亡、藏匿、游离”(张大春语),且最终都逃不了国家机器的碾压。更加悲剧的是,他们在碾压他们自己的国家机器中,充当的又都是一个齿轮、或者一颗螺丝钉的角色。就算那个万乘之尊“老头子”(蒋介石),他也一直活在疑忌、不安之中,所以才会一次次处心积虑挑动洪门与漕帮(青红帮)“斗蟋蟀”,以求得平衡,保住江山。
如斯宏大叙事背景下,所谓武侠,只是一个幌子,或者说像一层裹在药丸子上的糖衣,舔完它,你就能品到内核的苦。小说真正的开篇,第二章《竹林七闲》用了两万字左右的篇幅,写万砚方知道“老头子”已起杀心,死前召集生平好友,拼尽毕生功力以画传话,而每位大贤根据自己武功及学养,对万的画作各作点评———这一场面,其文治武功结合之酣畅淋漓、奇招迭出,令人瞠目结舌又大呼痛快,而随着那猝不及防的一声枪响,读者的心也会为之一震,继而扼腕叹息、疑云顿生,不读完全书誓不罢休———张大春文武兼修的功力,到此已叹为观止,《竹林七闲》这一节,也足以睥睨金梁了。
令人窒息的高潮提前到来,随后才是对前戏及事后的冗长铺陈。张大春抽了一根烟,露出文人的传统本色来,过于纷繁芜杂的野史线索,捆住了他的手脚,千不该万不该,高潮过后他太想对读者、同时也对历史负责了,想解释、想兼顾的东西太多了,他不知有意或无意忽略了,既然出来卖的是武侠,真正对读者负责,就应该努力让高潮迭起,令人再次荡气回肠。而不是像书的后半部分那样,完全成癖般落入对江湖往事、民国野史似是而非的考据之中,到最后收煞不住,玩起了已被西方现代小说玩残的多元结构,使得全书就跟它的书名一样,或多或少有不伦不类之感。
失之武侠,收之文史。如果你不把《城邦暴力团》当武侠小说来看,它依然是一部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的关于中国百年地下社会的野史小说。当然了,别跟某些金庸迷以为中俄尼布楚条约是韦小宝签的一样,把《城邦暴力团》全部当成正史来读,那会上了狡猾的张大春的当的。
论“识”
以小说的花招,让知识还阳
□顾文豪(在读硕士,上海)
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满含各种知识典故,这些纷乱锦绣的琐碎知识竟然还有大半为作者本人凭空而造,连带读者和评家必须一步一小心,在亦真亦假的小说迷宫中兜兜转转,看似柳暗花明处谁知不过是又一回的迷途开端。但在我看来,这些早已为今日绝大部分小说家主动遗落的琐屑知识恰恰构成本书最富魅力、最值得探勘的部分。
在向来接受的文学教育里,小说通常是往往也只是一种虚构性文体,故事、情节、人物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判断一本好小说最重要的指标。小说当然可以涵盖知识,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知识”或纯为日常生活的常识、或为小说进行的必要桥段、或为凸显人物性格的补充说明,换言之,小说中的知识少有一己独立的地位和美学价值。这种阅读心态背后是一种极端保守和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它不停影响我们对小说作出自己的判断,不停强迫我们阅读它认同的“标准小说”。就此而言,我尤为标举《城邦暴力团》。它从“小说”本身为我们垦拓出阅读的另一重维度,冲击流毒甚深的文学教育,告诉我们小说不止一种,武侠小说也不止一种。
有意思的地方还不单是大春将许多的知识塞进小说,而是他塞进去的知识对我们而言如此陌生。是的,这些知识很中国很传统,但作为中国人的我们竟然无法辨认它们的底细。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部小说给民国的林纾、张爱玲看到会怎样,甚至给吴敬梓、蒲松龄、纪昀看到会怎样?或许他们同样会为书里的现代观念困惑茫然,但我敢打赌他们立马能给大春纠错———哪里来的狂悖小子,胆敢满口胡言妄造典故?是的,这番假想纯然无谓,但它清楚地揭示出一个人人心知肚明却讳莫如深的客观事实———今日的我们至少在知识结构上已然主动或被动地将传统知识遗忘得一干二净,并且遗忘得心安理得。当一个人为书中满布的知识典故头疼时,它显示出个人的知识盲区;当绝大多数人都为此头疼,那显而易见它暴露出群体性的知识结构缺陷。换言之,这些在前贤看来毫无不妥并且津津乐道的细琐典掌到了今天,却被自动抽离出我们的文学教育。就这点来说,大春不啻是以小说的花招让这些埋在层层厚土下的知识得以重回阳间。
所以,问题很清楚了,不在于大春将知识塞进了小说,而是大春塞进去的知识是我们不了解的、不接纳的,我们觉得它们无意义、无用。我们只允许背后那个隐藏起来的“标准”点头认可的“知识”出现在小说中。我们的知识殿堂患有严重的知识洁癖。
在《猎得鲲鹏细写真》一文中,大春曾借《列子·汤问第六》中“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一语发抒了一己关于“无用于现实的知识”的见解———“这种知识容或无益于一时的国计民生,容或无助于一时的权力猎取,甚至无益于当下迫切的生命和生活”,且在“每一个时代备受主流知识社群的歧视和冷落”。是的,“无益于国计民生”、“无助于权力猎取”、“无益于当下迫切的生命和生活”的知识,其实在我们眼里就是无用、无意义、异端的知识。这些背负着各种骂名、隐匿在各处暗角的知识连带书写它们的那些通常命途多舛、时运不济的落拓文人,永远没有资格被写入正统的教科书与史传,只得幻化身形隐遁在皇皇宏文之外的另一个“知识江湖”。它们的存在警醒我们,并非所有的知识都以庙堂为终点,“对异端知识有真正兴趣的人永远远离实际的权力”。
因此,《城邦》真正打动我的就是张大春有心有力、自觉洗发刮磨出那些沉溺历史底端的1949以前的知识。他提醒我们,知识从来不是一个冷静客观的字眼,事实上,它布满意识形态和权力的控制。更多时候,知道什么与不知道什么不仅仅是一个知道多少的问题,更是一个被允许知道多少的问题。同时,当这些充满中国味道的知识进入小说,小说才真正称得上是一本“中国小说”,而不是一本今日大多数作家的那种用汉字写就的西方小说,它有了自己的中国根脉。
微书评
@青浦区图书馆:张大春《城邦暴力团》,没有那份汉字功底、那份考据的耐力、那份胡思乱想能力的人是决计写不出来的,也就是说,存世的正在进行中文写作的作家当中90%是写不出这样的书来的。但是书的开始给人感觉有些炫技,写作过程非常用力,对于故事本身那份创作的艰辛好像有些不值。当然张大春可能非常享受。
@掘地三尺找快乐:开始看《城邦暴力团》,奇书也,就是觉得张大春应该出个洁本———典故太多,就跟电影演着演着场景定格,画外音响起……气急!想赶着接情节,又怕错过也好看的典故,要是把情节和典故用不同字号字体分开就好了,先把故事看完,回头再琢磨出典,等于可以多看几次,不亦乐乎。
@食梦貘F:今天新挖了坑是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看得我很想骂人,才看了30几页,平均每页有两三个字是不认识的,蝉叫蜩螗,蚊子叫蜹,骷髅叫髑髅,还有一些连新华字典难检字表上都查不到,这末高端的文学作品对于我这种文化水平才大学本科的人来说实在太为难了,所以我决定暂时束之高阁,不自取其辱了。
@宁怀恩:作家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是第一部对得起书腰推荐语的好小说,由第十页开始舍不得把它读完。真正的中文,真正的中国小说,千丝万缕皆亲切,我真想重重一握作者的手,狠狠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