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重色彩　东方尚意趣

我一向不喜欢西方书籍封面的设计，认为它们太花哨、太直露、商业气太浓，缺少我所看重的书卷气。然而在世界最大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乃至亚洲书籍的封面与西欧、美国书籍的封面相比，其灰暗、委靡的样子却给了我强烈的刺激。不仅如此，细心观察，当今欧美的许多书籍的封面，十分讲究审美趣味和设计思想。

于是，我注意搜集有特点的外国图书封面，回国后出版了一本国外书籍封面图集。其中有一本《达尔文的影子》，封面是深蓝色的底面上嵌一条鱼化石的反白拓影，使人联想到生物、人类的起源；土黄色的书名与蓝底形成补色，同时又可作为蓝、白的中间色。整幅作品看上去雅而不淡，素而不单。再如一本《有一天我会说话了》，封面是在一面没擦干净的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下几行大字，充满稚气和情感，立意独特而又不失美观，既构图简洁，又富涵内容，而且电脑制作的痕迹很少。

当然，这种种趣味和立意都是西方的，表达率直而不尚含蓄，色彩鲜亮而缺少微妙变化，与东方意趣比较，孰优？孰劣？就看个人的爱好了。但两种书籍放在一起，读者的眼睛立刻被色彩鲜亮者所吸引，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仅此一端，即值得我们思量、参考。

　中国当代装帧　受日本影响明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逐渐开放，西风东渐，已有20多年了。初始的情况很有些像上世纪20年代“五四”以后的中国，“新的文艺的一时转变和流行，有时那主权是简直大半操于外国书籍贩卖者之手的。来一批书，便给一点影响。”——鲁迅1929年语。小说方面，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罗伯·葛利耶等对中国作家的刺激；绘画方面，梵·高、蒙克、达利、弗洛伊德对中国油画家意识的颠覆，都是人所共知的。书籍设计方面却不同，西方的作用并不明显，倒可以见出日本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某种机缘，80年代以后几位重要的书籍装帧艺术家如吕敬人、宁成春等均曾去日本学习，回国后又借助几家老牌出版社的平台，形成一定阵势。二是日本的东方情调易被我们接受。如果细究，也许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当时我们的出版界并未给予书籍装帧足够的重视，至于受西方还是日本的影响，不过是少数人的事情。

这少数人中，有一位是年逾80的出版家范用先生。他自幼酷爱读书，书在他眼里，是有生命的机体，书的封面、扉页、版式、插图、纸张材料等，都是生命的组成部分，丝毫将就不得。多年来，他倡导简洁朴素、优美高雅的书籍装帧风格，并亲自设计了数十种图书，成为风格鲜明的一派。有一次，我向他请教一套丛书的做法，他嘱我：“设计封面时，一定要鲜亮些，用纯色！”这好像与他开创的三联书店的设计风格并不一致。我猜想，也许是他看到西方书籍设计的长处，才这样说的。

　　书籍设计的本质是带着镣铐跳舞

范用先生继承的，实际是鲁迅的设计风格。范用先生曾请钱君匋、曹辛之设计图书封面。钱君匋的设计有敦煌艺术风味，让人想起陶元庆设计的鲁迅小说集《彷徨》和《故事新编》的封面。问题是，这样的风格是否过时了？

其实，到书店看一看，现在的图书设计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工艺、特种纸层出不穷，形式大于内容的情况屡见不鲜。过去人说“货卖一张皮”，现在几乎只剩下一张皮了。似乎是市场竞争影响了书籍设计，使其脱离了书籍设计的内在规律，即设计是为内容服务的，是带着镣铐跳舞。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真正的装帧艺术家不会这样，比如吕敬人、宁成春，还有一位陆智昌。陆智昌的设计是从西方学来的，但他偏偏特别重视内容，在西方艺术强烈的形式感、色彩感的基础上加进了中国的写意和诗意。宁成春认为，陆智昌的设计对中国出版影响巨大。他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是书籍进入工艺时代的突出代表，他的作品有一种高雅、高贵的气质，提高了书籍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还应当提到的是蔡立国，他的悟性好，作品的最大特点是有亲和力，朴素大方，让人容易亲近，并不以形式感取人。此前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有一位与吕敬人在一起的吴勇，他的书刊设计年轻气盛，有现代工业色彩，极富创意。

　　人文气息是书籍设计的“灵魂”

现在，各种书籍装帧设计工作室很多，也有许多优秀的艺术家。但我不太喜欢请工作室设计三联书店的图书，因为工作室的设计几乎都以形式感为主，好看、大胆，但不一定适合我们的风格。三联书店的书装风格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是“积”下来的，是“熏”出来的，很难说清，也很难把握。

总之，我认为图书设计已经到了回归鲁迅、回归朴素、回归内容、回归“灵魂”的时候了——到处都是花里胡哨的、电脑化的封面，简洁、朴素、有人工痕迹的封面反而在书店里更显眼了。不难发现，手绘的画或手写的书名更有味道，更有人文气息。

还有一点是不能不提的，就是20多年来三联书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之所以能够引领图书设计的潮流，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主要领导重视书籍装帧、懂得书籍装帧，他们就是三联书店的范用先生、董秀玉女士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胡守文先生。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