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出版工作不仅仅具有商业的性质，更是一项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工作。要成为一名优秀编辑，需要三种文化创造力：发现的能力；组合文化的能力；创新呈现方式的能力。


现代中外出版史上的许多著名出版家认为编辑出版工作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我本人很认同这样的观点。但近年，大家对出版业的未来发展感到忧心忡忡，觉得数字出版日益显示出巨大优势，传统出版业危机重重，对于传统出版业在数字化出版的冲击下如何成功转型更是感到一片茫然。对传统出版业的从业者而言，数字出版也许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我认为，无论技术如何进步，出版传播文化、普及文化的本质不会变。作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积累人类思想文化成果的重要活动，我们永远都离不开它。有出版才会有今天的这个不断发展的世界。

大家知道，1492年航海家哥伦布经过80多天的海上漂泊到达新大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项伟大的创举也要归功于出版，这是有史可鉴的。铅字印刷术的发明使《马可•波罗游记》能够公开出版并广泛流传，哥伦布正是看了此书，起意寻找通往东方的航海之路，最后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如果没有出版，也许哥伦布就没有勇气环游世界，新大陆的发现也就无从谈起（当然，哥伦布环游世界还需要许多其他的条件）。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人们的认知世界有了新的发展。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仅15年后，世界上有了第一张新的世界地图，这张世界地图是由五位类似编辑的知识分子共同绘制的。在这个地图上，他们第一次公布了哥伦布发现的那个新大陆，并将其命名为Amerigé（意即“亚美利柯〔Americo〕之地”，或“亚美利加”），也就是现在的美洲大陆。它所以用意大利著名航海家亚美利加的姓名命名，因为他是第一个指出哥伦布所到达的不是印度、中国，而是一片新大陆的人。事实上，在人类的所有活动中，出版活动是推动人类文明作用最大的，所有的知识都是靠出版来记录并由此改变世界。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编辑，我建议大家看几本书。它们是《我与兰登书屋》（贝内特•瑟夫著）、《汤姆•麦奇勒回忆录》（汤姆•麦奇勒著）、《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皮埃尔•阿苏里著）以及《编辑力》（鹫尾贤也著）、《编辑人的世界》（格罗斯编）。还可以读读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这位老出版人以其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出版不仅是商业，更是文化的事业。优秀出版社之所以领先于同行，就在于它拥有一流的编辑人、出版人。优秀的编辑人、出版人都对文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如果一位编辑从事工作多年，却从未因做一本好书而激动、感动过，这是很遗憾的。一个优秀编辑的学术思想，也许只相当于三级教授的水平，但是他却能发挥十个二级教授的作用。一部作品，从粗糙到精致，从可能默默无闻到被广泛接受，都需要编辑精心地加工、打磨。每一部光彩夺目的作品的背后，都站着一位默默无闻的编辑；每一位名满天下的作者的身边，都有一群甘愿奉献的编辑。

要做好这项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工作，成为一名优秀编辑，具体而言，需要以下三种文化创造力。

发现的能力

文化需要发现。美国著名编辑人舒斯特认为：“真正有创造力的编辑人必须成为了解专家的专家。”在工作中，编辑要培养自己发现专家的能力。这就要求编辑自身首先得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这是编辑发现专家并与之对话的前提。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近年，很多大学设立了编辑出版专业，目前的这种培养模式很难培育出优秀编辑，尤其是该专业本科层次的学生，他们没有任何专业背景，毕业后很难胜任编辑工作。如上所言，作为一名编辑，要有三级教授的素质，才能为一级教授、二级教授服务，并有可能造就更多的一级教授和二级教授。我们大量的工作是在为别人做嫁衣，不可能在某个领域内研究很深，但我们可以不断培育发现的能力，成为一个能发现专家的专家，发掘更多的真正优秀的作者。

优秀的编辑都是孜孜好学者。他们阅读广泛，了解各种知识，同时在某一个领域内有很好的判断力，能够为自己谋划的选题发掘“最合适的作者”。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的畅销奇迹就是因为该书找到了“最合适的作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著作的出版和销售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1996年1月，在沪版图书看样订货会上，68元一套的三卷本复旦版《中国文学史》居然订出2.26万套，随后，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决定包销5万套，《新民晚报》以《学术书也做到了包销？》为标题刊发了一篇新闻，引起轰动。当年6月份该书上市，7月中旬已销售了7万多套。《中国文学史》有几百个版本，为什么这部书却能独领风骚，在短期内创造奇迹？为什么这部书尚未出版就引起这样的轰动？主要是因为作者的影响力及其学术创新眼光。主编者之一的章培恒教授是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解放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我们往往把人的问题简单化了，对人的复杂性及其人性的丰富性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机械唯物主义和僵化的教条主义广泛影响到文学史的写作和教学。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人们的精神风貌也为之一变，如何看待人、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前述陈旧观念日益受到人们的摒弃。当学中文出身的我了解到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正在准备主编一部突破陈规的全新《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我立刻意识到，他们将要完成的必是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杰作，因为在与作者的沟通中，我已获悉，他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会突破以往文学史撰写过程中的“阶级模式”，同时会集中呈现“人性的再发现”和“人性美、情感美”，对中国文学史古今演变内在规律也会做深入探讨，而这些内容和观念必将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内心震撼。后来，通过我们的积极争取，两位作者欣然将此书交由复旦社出版。新书出版后，我们采用“展示中国人灵魂、心灵情感的文学史”的宣传语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书，赢得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厚爱，著名学者徐中玉、王元化、钱谷融等给予本书极高的评价。这部著作现在已经销售了20多万套。

我们在筹划出版复旦版《中国思想史》时也有类似的经历。这本书的作者葛兆光教授是我的朋友，在一次会面时，他说正在思考写一部新的思想史。与以往只关注精英阶层的思想不同，葛先生认为社会下层的一般人的思想往往是精英思想家诸多重要思想的来源，因此撰写一部兼顾一般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思想史是很有价值的。在我们的努力下，这部书也由复旦社推出。现在这部书已销售了7万余套，成为复旦社的名牌长销产品。而同样题材的著作的销量几乎没有超过1万套的。与《中国文学史》一样，葛著《中国思想史》成功的关键也是我们发现了最适合承担此选题的作者。从这个角度讲，编辑的发现力多么重要！

关注优秀作者的写作计划当然很关键，但发现“领先行业的出版同行在做什么”，然后设法超越，也是编辑的重要“发现”能力。最早创意的未必是最好的。关注同行的动向与作为，并不是去跟风，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同行的启发下谋划出更好的图书。商务印书馆最早出版了工具书——《辞源》。当中华书局发现同行在做《辞源》时，受其启发，他们开始筹划一部包含更多知识的《辞海》，结果《辞海》做得比《辞源》更好，影响更大。此类事例比比皆是。当前，许多出版社都在开发《大学语文》，是不是后来者都比不上华东师大版的《大学语文》？我想有些《大学语文》编得不一定会比华东师大版的差。在教材出版领域，通过观察、学习和借鉴同行的优点，后开发的图书产品可能会做得更好。

再举一个久远一点的例子。1745年，法国著名出版商布列顿打算在法国翻译出版《钱伯斯百科全书》（此书于1728年在英国出版，一版再版，广受欢迎）。但布列顿发现《钱伯斯百科全书》已经大大落后于社会形势和时代发展，于是打算找人编纂一部适合法国社会的全新的百科全书。恰当此时，34岁的青年狄德罗进入了他的视野。狄德罗虽然年轻，但视野广阔、思维敏锐，此前他已经翻译过一些词典并撰写过一些著作，在法国文化界和出版界已小有名气。布列顿看重狄德罗的才华，设想通过与他的合作，打造出超越英国同行的经典著作。事实证明，布列顿的眼光不错，狄德罗是称职的，经过二三十年的持续努力，由狄德罗主编的布列顿版的《百科全书》不仅启蒙了法国，也启蒙了整个世界，其流风余韵迄今犹在。

由此可见，发现的能力很重要——但不仅要关注作者，还要放眼整个出版业，看看同行在做什么，这些都是重要的发现能力。

组合文化的能力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不断变迁的过程，每一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表现形式。通过文化的组合和整合，编辑能够使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知识呈现出新的风貌，使之能更吸引读者、更方便读者、更利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组合文化的能力是所有从事编辑工作的人适应时代发展、顺应文化潮流的重要能力。

通过组合文化，编辑能够将分散的、凌乱的甚至是湮没无闻的知识重新汇聚、系统化并使之重见天日。1910～1930年间，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主持整理、编校、刊行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一批影响广泛、泽被深远的古籍项目。这些项目中的典籍长期以来散落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有的典籍年代久远，错漏百出，不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研究的开展。作为现代最具文化情怀和出版理想的出版家之一，张元济花费三四十年的时间，足迹遍布海内外，广为搜罗典籍，通过对其重新整理、组合，编辑出版了彪炳文化史册的大型丛书，不仅创造了中国出版史和文化发展史上的丰碑，也使之成为中国编辑出版史上组合文化的典范。

在图书出版中，除了特别优异的书，一般情况下，系列图书比单行本成功的概率会更大。单本书流传下来不是很容易。当我们发现一位优秀作者后，可以通过文化组合，找到同一主题的更多作者，将单一图书产品做成系列产品。几年前，我们出版了易中天教授的《帝国的终结》，当年销售了20多万册。为了使该书产生更持久的影响，我们以该书的历史文化观念为基调，陆续策划出版了与易著所持文化观念相近的《权力玩家》、《潜规则》、《红颜祸水》等，先出版的书带动了后出版的书的销售，后者又进一步延长了前者的“寿命”。目前这套书的销量和在读者中的口碑都在持续增强。

现在真正的原创性图书的比例很低，真正优秀的作者很难找到。而组合文化，往往能够弥补原创性不足和优质作者资源稀缺的缺憾，通过出版者对不同文化资源的重组，不仅有利于文化的整合、传播与扩散，还可以起到规模效应，促进出版业自身经营的发展。日本出版人出川沙美雄在其《漫话世界出版社》中曾经提到英国著名出版家保罗•哈姆林通过“公共汽车式的全新出版形式”使出版社获得飞跃发展的事迹。所谓“公共汽车式出版”是指其他任何出版社都可以参加哈姆林主持的大型丛书，通过这样的组合，不仅可以使大型丛书得以完成，而且由于规模效应降低了出版成本，促进丛书销售，各出版社都从中受益。哈姆林主持的50卷本《二十世纪文学全集》就是这样一套大型丛书，虽然每卷厚达800多页，但因为收录了卡夫卡、毛姆等当代知名作家的作品，书价又便宜，每一卷都售出50多万部，出版社业绩也因此而突飞猛进。在国内，中国出版集团自2004年起开始运作“中国文库”的出版，这套大型丛书已出版三辑，每辑约100种，涵盖了数十家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学、哲学等八大门类的经典著作，他们利用原出版社的软片，只需重新设计封面，不仅给原出版社带来一定经济回报，自身也降低了成本。此举盘活了一批学术价值高、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在出版界和文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恰如哈姆林自己所说:“必须干与众不同的事。变化，学习，发展。”编辑组合文化的能力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当前，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在不断增强，但大部分国民的历史知识却很不够。中华民族世代生生不息的疆域是如何形成的，有多少民族在这里生存过，何时形成，又是怎么消失的？这些知识我们语焉不详。虽然我们有很多准确表述中国的著作，但遗憾的是，这些著作或由于语言文字（古文）问题，或因为篇幅过大，使置身于当前快节奏生活中的人们无暇顾及。广大的读者，更多的是从电视、电影等不太认真和不太客观准确的艺术作品中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这对于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塑造中国人的灵魂与思想是极为不利的。因此，用最准确、最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描述，为年轻一代读者提供了解吾国吾民的普及文本，使之对中国历史文化长河各方面真正了解，是极有意义的。复旦社即将推出的“我们的国家”（首批推出的四本书分别是：葛剑雄撰《疆域与人口》、樊树志撰《历史与英杰》、江晓原撰《技术与发明》、骆玉明撰《文学与情感》）就是这样一套专为大众读者精心打造、由名家倾情撰写的系列丛书。这也是一种组合，把有关中国的不同历史文化概念组合在一起，使读者对国史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创新呈现方式的能力

呈现方式是图书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如何使图书的内容与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出版史上所有的成功案例都表明，善于创新呈现方式的编辑高手往往都能够引领出版的潮流，引发了一次次的“出版革命”，创造了骄人的出版奇迹。优秀的编辑总是对呈现方式孜孜以求，力图为优秀作者的创作文本配上一套得体的“衣服”。

谈及编辑创新呈现方式的能力，埃伦•雷恩和他的平装书革命是绕不过去的经典案例。雷恩不是平装书的开创者，但他却是使平装书发扬光大并为知识普及做出最大贡献的出版家。在创办企鹅出版社前，雷恩是一家出版公司的职员，非常喜欢读书。他发现，高品质的优秀图书都是价格昂贵的精装书，而书店里销售的便宜图书都是些缺乏知识含量的消遣作品。由此他产生了创办一家出版社，专门为大众提供质量上乘、价格低廉的优质平装书的想法。1935年，埃伦•雷恩首次以每本6便士的价格推出了10种平装书。尽管企鹅版平装书开始时受到其他出版社和书店经销商的抵制，但由于其价格低廉、品质上乘，很快就赢得了读者和市场的青睐，在英国出版业迅速发展起来，并蔓延到欧美其他国家，使出版业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平装书革命”。经典的作品走出了知识精英的庙堂，开始走向普罗大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风行于日本出版界并一直影响至今的文库本出版，可以说是“平装书革命”的另一种形态。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经典作品大多以单行本的面目出现，这些书价格高昂，普通读者无力购买。为普及文化，提高国民素养，岩波书店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便系统地筹划构建以“选书精良，售价低廉”为目标的“岩波文库”。此后，讲谈社、中央公论社、文艺春秋社、角川书店都陆续推出文库本，除角川文库着眼于“商业法则，娱乐制胜”外，其余文库本图书大多注重图书的高水准、经典性和低价格，为提升日本国民的文化精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欧美的平装书和日本的文库本都采用小开本、低价格吸引读者的话，那么精装大开本图书同样能吸引书籍爱好者。与国外先出精装本再推平装本不同，当前国内一般采用先平装后精装的做法，同样比较成功。在国家经济形势持续发展和国民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消费产品包括图书消费分层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平装、精装，小开本、大开本，甚至是豪华本、毛边本等各得其所，只要策划到位，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复旦版“南怀瑾著作系列”每年都有1 500万码洋的销量，我们在该书的呈现方式方面的创新起到一定的促销作用。这套书中的著作原来都是单行本，后来我们发现读者不仅自己读，还买去送给师友长辈。受此启发，我们重新策划出版了十卷豪华本，并为此制作了礼盒套装。目前这套书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销量节节攀升。可以说出版永远是发现传播机会，创造成功奇迹的事业。在网络化的时代，虽然有数字出版的挑战，但是纸质图书出版如果能够找到适当的呈现形式，还是大有可为的。

在新媒体技术影响广泛的今天，版式创新是编辑创新呈现方式的重要方面，在编辑工作中的价值越来越大。别具一格的版式设计不仅为读者带来愉悦的阅读享受，而且提升了图书的艺术品位和审美价值。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16卷本《话说中国》引起轰动。这套书的文字内容与以往谈中国文化的图书并无多大区别，为什么它在短时间内获得这么多人的喜爱？应该说，编辑的版式创新在其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丛书的策划者研究了现代人的阅读习惯，采用讲故事的方式，精心为每一则故事配上多幅精美图片，使图与文、人与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借鉴了多媒体的链接形式，可以使读者方便地进行检索式、跳跃式阅读，这些版式方面的创新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丛书因此受到各个阶层读者的喜爱。

如何做一名优秀编辑？我想，作为一名编辑，首先要真诚地热爱这个职业，只有具备这种品质的人才能有所成就。其次要有专业技能，也就是要在专业基础上建立起来发现的能力、组合文化的能力、创新呈现方式的能力。在这个创意不断涌现的时代，编辑以上诸能力的培养最终决定了他能否成为一名优秀的从业者。在“人人可以‘做’出版”的数字化时代，传统出版业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将来还需出版社吗？答案毋庸置疑。数字化程度越高，信息量越大，文化呈现越芜杂，就越需要专业人士去筛选。届时，面对文化的“汪洋大海”，读者更需要编辑出版人去发现、组合文化，并给予其最好的呈现形式。我相信数字化时代的出版还需要编辑，出版业依然还会涌现很多优秀编辑。让我们共同努力，更好地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作者为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