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10年的持续推进，我国500多家出版社终于转企改制。但这不是终点，因为下一步的工作更艰巨，一个生存问题，一个发展问题，足以让那些靠吃政策饭生存的社长、总编们头痛不已。

事实上，转企改制最大的作用就是使出版社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出版社在种种“保护伞”的庇护下，大多处于政策化生存、政府化生存和事业化生存的状态，即使我国步入市场经济已久，但出版行业的市场化进程仍一直处于不均衡状态。各种政策因素的影响，使许多出版社的经营工作始终在计划与市场之间游走。因此，当企业化生存到来的时候，就会出现某些惊慌失措的现象。对此，有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需要加以强调，或说是未来出版社的生存之道，有“两道坎儿”就需要我们迈过去。

首先，我们最需要迈过去的是“三无出版社”这道坎儿。何谓三无？即无编辑、无作者和无版权。产生这种怪现象的土壤是所谓“三有”，即有资助、有书商和有书号。我这里说的“无编辑”，是指策划编辑。有些出版社只有给书商看稿子的编辑，他们至多是案头编辑。检验一个编辑有没有策划能力，就是要看他的手中是否有作者和图书版权。所以说，策划编辑与作者、书稿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编辑是龙头。一个出版社如果放弃了“以编辑工作为中心”，它就会沦为“三无出版社”。由此可见，以人为本不是一句空话，没有人才，出版社或出版集团都会走向空壳化。试问，在一个健全的商业社会中，这算是什么出版企业呢？如果说在没转制之前，有些出版社依靠政策和书号还可以维持生计的话，那么在企业化之后，它首先敲响的就是“政策+书号”这种畸形模式的丧钟。所以需要郑重指出的是，目前出版社无论状态如何，一定要尽早地把自己从“三无”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这可能是我们赖以企业化生存的唯一出路。

另外，关于自主版权建设，还要多说几句。一个出版社有自主版权的书、有自主经营权的书的建设是很重要的，也是需要坚持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这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信你翻开一些出版社的书目，剔除民营书商们的书，看一看我们自己做的书还有几本？正是由于没有自主版权建设，当转企改制来到的时候，当数字化来到的时候，当民营书商迅速崛起的时候，当出版管理政策日渐宽松的时候，我们才会一次次地慌乱起来。有人可能会说，搞自主版权建设，哪那么容易啊？没错，是不容易。但上海世纪、商务、三联、广西师大等出版单位不是做得很好么？许多民营书商在一无政策、二无书号的情况下，不是也把自己的自主版权建设做得很好么？所以说，只要我们建立正确的经营战略，事情还是可以做好的。尤其是在“做，可能会失败；不做，肯定会失败”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什么，不是一件很清楚的事情么？

其次，我们需要迈过的是“资本运作”这道坎儿，就是出版社的股份制改造。它实际上是转企改制的深化，也是我们下一步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年，由于集团化、股份制、上市等风潮的影响，出版界流动着一种恐惧心理，担心“极端商业化”会摧毁我们的文化产业，担心股份制改造会最终冲散我们的行业优势，担心一些商业激进分子会在追求资本最大化的疯狂中，忘记了出版文化，携着贪婪的欲望绝尘而去。在这场风潮中，确实有一些负面的例子，对我们的认识产生种种不良影响。诸如一些有名的出版品牌垮掉了，许多好书得不到正常出版，许多垃圾书却在商业化的狂热中纷纷涌现出来等。但是，时代的潮流从来不会因为它行进过程中的枝节问题而改变其基本的发展规律。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入市场经济，资本的力量必然会显现出来，影响我们、引导我们、冲击我们。问题的关键更在于我们对自我把持的能力。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出版社一定要走向股份制改造呢？读一读经济学，这是一个常识，我不再多说。目前，以出版集团为龙头的股份制改造已经见成效，虽然他们的发展良莠不齐，战略走向五花八门，但主流是明确的，气势很大。最近有媒体谈到，国有与民营出版之间，出现了由竞争向竞合的转化苗头。不管这样的判断是否正确，我们必须承认，是几大集团的有效扩张，在气势上赢得了行业的关注。我为什么要用“气势”二字来描述这场商业争斗呢？因为我一直觉得，由于体制不同，资本存在的属性不同，国有与民营之争，无论是分是和，总容易流于一个强调“气势”，一个看重“实惠”的现实之中。有些表面现象一定是虚幻的，因为在资本的意义上，争斗双方还没有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而且我们必须承认：民营在上，国有在下。因为国有企业的股权问题尚在改造之中，它们的资本结构远没有民营来得先进。

上面的话题太大。我们收缩一下，单就刚刚完成转制的出版社而言，出版社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自己，出版社需要振奋精神，努力改变“三无”的状况，这是股份制改造的前提条件。现在有些企业愿意花大价钱买某个小出版社的股份，就是因为这家出版社的内容建设很成功，有品牌、有人才、有活力、有未来。否则，一旦进入资本运作的轨道，空壳化的出版社一定会吃大亏，或一钱不值，或拱手相让，或者被人家收购改造，换人换产品，任人宰割。市场竞争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出版社的另一个对手是民营书商。现在民营书商与出版社的合作方式非常复杂，结点都在书号上。有些看重品牌与权益的出版社是拒绝与民营书商做书号交易的，甚至拒绝合作，除非他们真的吃不上饭了；即使吃不上饭，他们也会对书商的书挑挑拣拣，不肯做“给钱就卖”的事情。有些出版社经营状态不错，但仍然愿意与书商合作，因为自己做书太麻烦，风险太大，养人太难，成功率太低；其实说穿了，还是书号换钱太容易。

近些年来，出版社的规模建设出现了一个“小老树”现象，就是有一批出版社总是维持在3000万～5000万码洋的规模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书号使用数量受到限制。如果我们的经营主要与民营书商合作，那就等于你的收益也受到了限制。一是你们之间的结算额度是有上限的；二是合作的书大多是短命的，没有再版率，也就不会有“可供书目”的积累，逐年增加供货品种；三是合作的书即使畅销了，最大的受益者也不会是出版社。所以说，如果出版社真想做大做强，单靠合作书一定不行。

以上，我一直站在国有出版的角度谈论问题，其实我对民营书商是充满期待与尊敬的。最近，我从几个民营书商那里挖来几个人才，一有时间我就与他们聊天，了解那些公司的组织结构、部门设置、选书编书的流程、用人机制、工作效率的调控、企业文化、营销手段、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等。说实话，在许多方面，他们的做法确实比我们先进，比我们高明，比我们更有活力和效率。前些天，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民间出版的文化力量》，预感未来的“张元济式的出版大师”，还会在民营书商中产生出来。有时我也在想，我们之间的工作落差究竟在哪里呢？现在我想说，还是一个企业体制问题，如果把这道坎儿迈过去，国有与民营就真的有一争了。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