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秘密笔记》　[英] 约翰·克伦著　陈羡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3月第一版　342页，33.00元

    克拉拉的笔记本扉页上，一行圆润流畅、训练有素的手书标明：“阿加莎收阅”。克拉拉的女儿，那个叫阿加莎的女人，从少女时代的清晨到迟暮年华的黄昏，都把它珍藏在格林威宅的橱柜抽屉里。不用翻开，她就知道里面溢满厨房的香气：“奶油母鸡：精选一只上好的小肥母鸡……几只基督山鸡蛋……亨利四世蘑菇……老奶奶的葡萄干布丁……星期五晚上：鳎鱼、烤乳鸽、炸土豆片和沙拉，樱桃馅饼、奶酪……”这些字眼将一个女人的梦想梳理得井井有条。秩序，对于柯南·道尔意味着科学战胜魔鬼、逻辑破解神秘，对于阿加莎·克里斯蒂则首先意味着一座老式英国庄园的楼上楼下、屋里屋外，意味着一个母系但绝非女权的家族气象——其次才是调动波洛先生和马普尔小姐在此类封闭环境中替一具具尸体追溯前世今生。她一生迷恋齐家治园，在公众场合喜欢揶揄现代女性的舍本逐末：“很可能是因为女人的愚蠢，”她微笑着告诉记者，“她们放弃了经过好几个世纪的文明所获得的特惠待遇。早期的妇女们整日无休无止地辛苦劳作，我们似乎决心要自愿地返回到那种状态——或者由于听信了劝导而丧失了休闲和创造性思想所带来的快乐，以及使家庭条件达到完美的快乐。”

    做笔记，显然是阿加莎从克拉拉那里继承的终身习惯，不仅用来维持人生秩序，也用来享受“休闲和创造性思想带来的快乐”。最早的一批练习簿上留着几行与动物有关的打油诗，比如标注日期为1901年4月的那一首：“从前有头小母牛 / 也是一种漂亮的花 / 她又哭又笑把脾气发 / 只为要一件蓝袍褂。”这些最初的写作痕迹并未显示任何野心和过人之处，俨然出自一位只想用文采陶冶性情（如同钢琴和十字绣）、至多为嫁妆添些彩头的闺阁淑女。即便后来成了小说界产量最稳定的摇钱树，阿加莎也从未将笔记本做过任何形式的功能区分，日记、涂鸦、留言、书单、书信草稿、旅行计划、家庭账目、圣诞购物单以及丈夫的考古算式、女儿的书法练习和一家老小的桥牌计分都充满喜感地济济一堂，而那些构思中的小说情节的碎片——证物、地图、动机——则颇为低调地穿插其中。典型的阿婆笔记是这样的：“C.飞箭刺杀——吹管发射的（毒）飞镖刺杀 / 杰克——狗？/ E太太——菜单夹 / 敏阿姨——吸墨纸和信纸台 / 芭芭拉——包和围巾 / 琼——皮带？/ D.腹语表演者E.连环谋杀——波洛收到了一封看似疯子写的信……”长达三页的圣诞礼物清单（杰克、E太太、敏阿姨和芭芭拉都是真实生活中的收礼人）里夹杂着从血淋淋的谋杀现场飞来的凶器，居然井水不犯河水。这些构思后来都派上了用场，我们可以在《云中谜案》和《ABC谋杀案》的相关情节中窥见端倪。难怪获准整理这些笔记的约翰·克伦感叹：“研究笔记的一部分乐趣在于，当你翻开一页的时候，你绝不会知道将看到什么。”

    当然，如此庞杂而家常的风味未必适用于其他作家的笔记——至少我在苏珊·桑塔格和菲茨杰拉德的笔记里都看不到。作为全世界不计其数的骨灰级粉丝之一，约翰得到这项特权的惊喜是可想而知的。他骄傲地替偶像辟谣，说这些笔记足以证明多年来流传在大众出版界的说法——阿加莎患有读写障碍症——纯属无稽之谈，因为笔记中惟一显眼的错误，是她常常把Caribbean拼成Carribean。他从琐碎的生活喜剧里努力打捞阿婆的创作规律，整理编辑之后出版的专著《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秘密笔记》（Agatha Christie's Secret Notebooks）虽然处处以学术面目示人，但字里行间终究也流露出粉丝式的快乐，开篇注释部分的最后一句更是得意非凡：“需要提请读者特别注意的是，笔记本已经不能查看了。我们希望几年后对笔记本能有一定的使用权，但目前这是不可能的。”案底已然尘封，揭秘尽在此时——那大概是约翰此生最接近波洛破案的时刻。

    不过，这本书更适合那些至少读过二十部以上克里斯蒂作品，而且认为推理小说的生产过程与“凶手是谁”同等重要的读者。书中对一手材料的详尽罗列，在普通读者看来可能略显枯燥，作者对阿婆的写作思路加以拆析时又难免大规模剧透；此外，既然书中的大半篇幅致力于学术研究，那么关于作者的八卦就没有多少空间可以发挥，对此心犹不足的读者可以配合阅读阿加莎的自传和2007年劳拉·汤普森的《英伦之谜：克里斯蒂传》，后者算是迄今克里斯蒂研究的集大成者，汤汤水水，猛火实料，凭着女性主义的敏感视角试图挖出自传中刻意回避的东西——本文前两段的细节就是从该传记中化用而来，聊以增补《秘密笔记》的清淡。

    不过，清淡归清淡，《秘密笔记》中还是常常冒出一些有趣的发现，让高段位的阿婆迷心率暂时加快。比方说，在整理《尼罗河惨案》的笔记（1937）时，约翰找不到赫尔克里·波洛的名字，马普尔小姐倒是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后面跟着问号，第二次则没有。原来，直到开始勾勒情节轮廓时，阿加莎仍然打算让马普尔小姐去执行任务。约翰惊讶之余，很快给出了合理的解释：1937年的尼罗河，在大多数克里斯蒂的读者看来，奇异程度不亚于她今天的读者眼中的火星，因为当时很少有人出国度假。因此，把老处女马普尔小姐从安全的圣玛丽·米德村送到尼罗河岸边，随后前往卡纳克神庙，可能是一段老太太力不能逮的长途跋涉。于是，顺理成章地，在此之前已有多次旅行经验的波洛代替了她。而1964年的笔记却正好相反，《加勒比之谜》原先的构思不仅与成品大相径庭，而且本来考虑让波洛担纲。最终让克里斯蒂改变初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她想起时隔三十年之后，马普尔小姐理应还个人情（加勒比海与尼罗河相比也要近得多）；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与主人公年纪相仿的老年妇女，克里斯蒂本人也刚刚在加勒比海度过一段轻松假期——她有把握，这样的工作强度，是马普尔小姐既乐意也能够胜任的。

    再比如，13号笔记本显示，克里斯蒂曾在构思历史推理小说《死亡终局》的过程中考虑过安排一段与历史情节平行的现代情节，现代人物与古代人物一一对应。可能这样的叙事方式太复杂，对推理的起承转合牵制过多，所以这个大胆的想法最终只停留在了笔记本上。不过，这个发现提示我们：在克里斯蒂长长的作品清单上，这部野心不小的《死亡终局》之所以没能提供经典意义上的推理名局，很可能是因为作者确实把相当一部分注意力，倾注于如何在小说技术而不是推理技术上寻求突破，如何让这部类型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类型”本身。尝试以失败而告终，但笔记却清晰地标记着尝试的足迹——这难道不是笔记最可贵的存在价值？

    事实上，尽管阿加莎一生都自觉地按照出版商的期许复制自己的成功模式，可只要一有机会，她就喜欢在某些层面上溢出边界，“利用我们对她那陈旧套路的熟悉而颠覆我们的期待”（引自汤普森的传记），从而取得某种游离于传统推理小说轨道的新意。克里斯蒂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罗杰疑案》以不可靠叙事迷惑读者，在问世之初曾广受争议，保守的推理小说迷怒斥这场“骗局”违背了“最基本”的规则。我试图在《秘密笔记》里寻找《罗杰疑案》的构思始末，却发现全书并未就这部作品专题讨论（也许记录这部小说的笔记不幸遗失了？），好在有长长一节内容都与阿加莎晚年最成功的小说《无尽长夜》有关，而后者的叙事方式与《罗杰疑案》不无相似之处（阿婆晚年的作品有大量向自己早期作品致敬的痕迹，这也是她的创作力开始衰退的标志）。饶有趣味的是，这些笔记表明，《无尽长夜》在写作过程中经历了较大幅度的扩充和修改，而新加入的内容反而使整部作品的细节部分难以充分咬合。约翰认为，这种修改是编辑科林斯施加压力的结果——科林斯显然不想让小说从纯粹的推理解谜滑向玩弄叙事技巧、重在渲染气氛的情节剧。为了适应编辑的指令，阿加莎不得不在笔记上反复推演可能性，添加“红斗篷”之类的新线索，在“不够悬疑”的地方施放烟幕弹。“这些处理反而在已经滴水不漏的情节中添加了未了结的成分，”约翰再次以粉丝的口吻向偶像致意，“确实应该听任犯罪女王自行处理。”

    没有人会比犯罪女王的“自行处理”更出色，更意外，更有效率。尽管总有一些构思未能付诸实现（比如上文中提到的《死亡终局》），但大体上，克里斯蒂是那种对原材料利用率最高的作家。在她的笔记中，有许多起初用于A小说的构思最终挪移到B小说的情节里，而且她在设计某部小说的走向时往往同时斟酌多种可能性。每个人物都是潜在的凶手，在没完稿之前，她有权对他们表达充分的怀疑（他们的名字后面往往打上问号）。就像做一道排列组合题，手段和答案往往有多项选择，在这部小说中被摒弃不用的那几项自动累积到克里斯蒂那仿佛取之不竭的库存中，下次可能就发展成另一部小说中的重要桥段。约翰以阿加莎惯用的几种套路——交通工具，国外旅行，智力游戏等——来梳理《秘密笔记》，使得克里斯蒂这种工作方式的脉络显得更为清晰。小说与小说，笔记与笔记之间的关系，那些似曾相识却又千变万化的细节，都是通往阿加莎神秘世界的密钥，是形成“阿婆不败”现象的核心。比如说，对童谣的偏爱乃至偏执，是阿加莎相当一部分作品的共同特色，这一点在《秘密笔记》的第四章中有相当完整的阐释。需要补充的是，阿加莎之所以那样在意童谣对犯罪环境的渲染，强调人物的童年对犯罪心理的影响，并不是弗洛伊德看多了的缘故，而是母亲克拉拉从小被阿姨收养的经历对她影响至深。此外，阿加莎本人与女儿罗莎琳之间的微妙恩怨，也可能在潜意识里强化了这种“童谣”情结。这两段故事，我们可以通过阿加莎的自传和汤普森的传记略窥一二。

    《秘密笔记》的一大卖点是约翰在故纸堆里意外发现了短篇集《赫尔克里的丰功伟绩》第十二篇的另一个版本——“制服恶犬克尔柏洛斯”。这个先被《线索》杂志退稿、后来又在单行本中被彻底推倒重来的版本，如今居然重见天日，确实鼓舞人心，值得约翰用一大段文字来抒情。（“自1975年10月之后，继《幕后凶手》中那段令人心酸的话语‘是的，那是段美好的时光……’之后，这是第一次，我们又看到了赫尔克里·波洛的一段不为人知、被人遗忘的历险记。”）事实上，这个版本最不寻常的部分也恰恰是它被退稿的原因：第三节中浓墨重彩描述的那个独裁者，显然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本人。由此可见，1939年的欧洲果然是山雨欲来，就连从来没兴趣在作品中夹带政治倾向的克里斯蒂下笔时也情不自禁（这一篇的推理要素乏善可陈，几乎就是为了影射希特勒所写）；同样地，正是因为形势的紧迫，一向对克里斯蒂的稿子求之不得的《线索》也只能忍痛割爱，生怕因此而惹祸上身。隔了几十年再读，这一篇从开头到结尾，都洋溢着某种草率的反讽气息——推动故事发展的，不是逻辑，而是一种作者本人无法解释，却深切感受到的东西。

    本书的翻译难度绝对值应属中等，但繁琐程度要比翻译某本克里斯蒂的小说大得多，因此翻译及编辑时出现疏漏（尤其是人名译名的统一问题），也可以理解。不过，作为克里斯蒂小说Hollow的译者，我连续看到这部小说在《秘密笔记》中出现三种译名（空幻之屋，空谷幽魂，空谷幽兰），难免哑然失笑。其实，在《秘密笔记》的第266页曾引用过丁尼生的四句关于“幽谷”的诗（这首诗的译法倒是照搬了我的译文），明明白白地点出了书名Hollow的含义——小说中的庄园位于伦敦郊区的山谷中，因而得名hollow（那些只用金山词霸的人，可能想不到hollow作名词时的标准释义之一便是“山谷”），应译作“幽谷庄园”，与“空幻之屋”全无干系。至于“空谷幽兰”，显然是依着葫芦画错了瓢——书中横陈着一具男尸，“魂”则飘矣，“兰”则无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