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是文史专家雷颐集大成的一部文史精选，其中基于他几十年学习、研究历史所养成的“历史性思维”，冷静客观地分析了辛亥革命之所以突然爆发的复杂“原因”，从而得出环环扣扣的学术论断：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

据该书介绍，满清王朝回光返照式的“同治中兴”，直接归功于曾国藩等人拼死镇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进而初步开启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然而，正当曾国藩竭诚报国并且功成名就的时候，他的亲随幕僚赵烈文却预言了满清王朝的历史宿命：“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赵烈文的眼光所及，仅仅限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正统儒教汤武革命、改朝换代式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循环；却严重缺乏既全球化又现代化的开放思维。他说出这番话的时间是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元1867年7月21日。一年之后，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平生第一次觐见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同治皇帝。直到此时他才初步意识到，满清王朝其实早已经“抽心一烂”。只是这种“抽心一烂”并不是赵烈文所说的“主威”弱化的“根本颠仆”；反而是超稳定的传统农耕文明尤其是正统儒教天人合一、政教合一、家国合一、忠孝合一之类神道设教、愚民自愚的惯性思维，以及与其相配套的“主威素重，风气未开”的极权专制体系，通过“逆淘汰”的统治权术和用人制度，直接扼杀了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以至于整个朝廷连一名足以力挽狂澜的皇室成员和忠良大臣，都找不到了。

尽管如此，曾国藩、赵烈文以及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等人，依然不得不一厢情愿地把维护专制统治的全部希望，寄托在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上。1868年4月6日，日本明治天皇亲率文武百官在京都御所紫宸殿，向天地神明郑重宣誓道：“我国即将进行前所未有之变革，故朕躬身先众而行，向天地神明宣誓，定斯国是，立万民保全之道。盼众卿亦念兹在兹，同心戮力。”日本历史上被称为明治维新的改革开放，由此正式启动。1894年7月25日爆发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很快被后来居上的日本军队打得一败涂地。

1894年9月下旬，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书信中认为，刚刚发生的中国与蕞尔小国日本之间的甲午战争，将成为中国近现代化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社会“被迫欧化”的改革开放，是“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是全球化的人类共同体中值得肯定的一种文明进步。但是，恩格斯所说的“被迫欧化”，在中国社会依然没有能够顺利展开。沿着只改器物不改精神的洋务改良运动走下去，1911年规模不大的一场武昌首义，便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辛亥革命，距离赵烈文预言的50年还提前了6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