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刘永好很早，见到他很晚。前年，我专程去了四川新希望总部参观，后来又在北京中央台的梅地亚中心与他有过一次简单的交流。那次会面，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对中国农业问题的认识专注以及众多的试验。就跟很多川人一样，他的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家国情怀。

现在，读到了周桦的这本《藏锋》。

刘永好不是一个容易描述的企业家，在我的印象中，他最出名的时候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刘家兄弟被评为“中国首富”，后来，兄弟分家又闹过一阵子风波。此后，他离开了舆论的中心，在过去的十来年里，他似乎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故事。他的长相不奇特，他不出现在热闹的公众场合，他没有什么惊人之语，他似乎也不开时髦的微博。在我们这个喜好轶闻的国家里，这多少会让媒体和大众感到索然寡味。

然而，周桦却在她的书中告诉我们，在如此喧哗的中国企业家群体中，不露锋芒和自甘“乏味”正是刘永好的“特征”。把企业家还原成一个企业家，还原成一个视经营企业为职业的人，这便是周桦在《藏锋》中所尝试的努力。

从书中，我们读到，刘永好是一个真的把企业当企业来经营的人。真正做到把企业当企业来经营，往往需要企业家自己甘愿保持着低的姿态，以近乎蹑手蹑脚地轻巧呵护着自己倾注心血的事业。企业家本就是一份寂寞艰辛的职业，容不得半点浪漫主义的激情和想象。一场伟大的爱情，并不需要一个美满的结局，有时甚至还相反。一位绝世侠客可能死于一场宵小之辈的阴谋，却并不妨碍他英名永存。一位诗人和作家，只要他们一生的某个时刻创作出了一首或一部伟大著作，便可以站在那里永受敬仰。可一位企业家却没有这样幸运。企业家之被人记取和传颂，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所一手缔造的企业仍然在创造奇迹。企业家总需要不断有一些看得见、可被量化的物质和数据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否则，他就很难被视为成功。

在周桦的记述中，刘永好这种对企业家本分的认知和恪守，读来让人心生敬意。

“刘永好多年来植根于农牧业，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地建设，一个市场一个市场地攻克，他的财富之路清晰而绵长。同时，中华传统商人恭俭、谨慎、克制的态度在他身上凸显，尤其是实业扩疆拓域的过程中，刘永好对成本的控制、对决策的谨慎和对许多机会的放弃，都表现出华人企业家传统的大胆与节制的完美结合。”

我常想，为什么刘永好能成功呢？除了他抢得先机，有行业优势，政商关系处理得当，是否有更为本质的原因？也许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刘永好是一个耕耘者，而非投机者。

做一个“耕耘者”首先意味着主业明确，然后下死功夫。刘永好以农业起家，多年坚守，尽管之后业务多有延伸，但主业从未动摇。

他虽是民生银行(600016,股吧)的大股东，但对金融的尝试也最后成为对农业产业的反哺，他利用资金杠杆撬动养殖市场，从而控制产业链上游，进一步试图建立一个从农户到渠道的产业链新模式，而他的梦想也是试图建立一个农业帝国。刘永好对农业产业化认识之深，环视国内，鲜有与之比肩者，这便是专注多年的结果。

而“耕耘者”在另一种意义上意味着是创造者、奉献者，必须有益于他人，而非损害。对企业而言，则指经营对国家、社会都有所裨益。在中国，农业关乎老百姓生计，是民生国计，是一个替国家分忧解难的行业，刘永好以民营企业的身份固守这个行业，则表现出一种姿态，容易和国家、社会达成发展的默契。我想这也是刘永好能够很好处理政商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彼得·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中，第一次提出要把“企业”当作“组织”来看待，把企业看成一个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把人们联合起来的社会机构。在这种意义上，一个企业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他社会组织相互依存，因此企业的存在不能建立于对其他组织的侵害之上，必须共荣共生，才有可能实现企业的永续发展。

做一个耕耘者，而非投机者，需要一定“愚”的精神，因为这无疑不是一条捷径。然而捷径往往不能让人走得更远，30年间，太多的案例让我们看到，那些把事业做得更为持久的人，都是一些以身为犁，洒血洒汗的“耕耘者”，也都是一些因谦卑而坚毅，以退让为进取的“平凡者”。他们的存在，诠释了何谓“大勇若怯，大智若愚”。

近年，投机之风甚嚣尘上，而实业之心日趋冷淡，而当此之时，刘永好身上展现出的那种对实业的不悔之心尤为让人动容，而《藏锋》一书中传递出的实业精神当有警世之用。

我记得英国诗人奥登在悼念叶芝的一首诗中写道：“努力耕耘，把诅咒变成了葡萄园。”突然觉得这句诗很适合那些在艰难环境中坚守实业的中国企业家们，我把它写在这里，来表达我对他们那深藏于心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