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英)詹森·威尔逊著，徐立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15.00元。

我不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也不是博尔赫斯专家，在几个月之前，我还经常将博尔赫斯的名字与我喜欢的捷克作家赫拉巴尔混在一起。然而，当我在翻译一本关于罗马尼亚宗教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著作时，作者提到了为同时作为小说家的伊利亚德带来声望的作品《禁林》(TheForbidden Forest，1978)时提到：“这部作品不仅令伊利亚德忝列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这些更负盛名的‘奇幻(fan-tasy)’小说家之中，而且为他写作生涯的主要阶段作了光荣的小结。”

我读过马尔克斯(尽管是他正式授权中译本之前)，也因为翻译熟悉了伊利亚德，但是博尔赫斯依然陌生。不过，正是书中的那句话，全书唯一一句提到博尔赫斯的话，让我对博尔赫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原来是这么一个可以排在“奇幻”体系中的作家，是和马尔克斯或伊利亚德一样在“幻想”与“现实”之间游走的思想家。

虽然，我无暇阅读博尔赫斯全部的作品，幸运的是，蒙友人惠寄新近出版的英国学者詹森·威尔逊所著，介于传记与介绍之间的《博尔赫斯》一书。恰好为我这样慵懒偷闲之辈提供了一份文化快餐，知识速食。

在这样一套以关注“当代文化领袖”为宗旨的书中，卡夫卡、乔姆斯基等等作家与学者，和博尔赫斯一样，都戴上了他们晚年才逐渐闪耀的光环，这使得叙述者用一种后来者的眼光，带着我们见证了一条走向光华的奇迹之路。而事实上，换一个角度来说，每个作者其实都是时代产物，哥伦比亚无尽的内战孕育了马尔克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罗马尼亚革命滋养了伊利亚德；萨特来自二战后法国乃至欧洲一系列的社会运动；而博尔赫斯之所以为“博尔赫斯”，更多的是他对阿根廷庇隆独裁政权的不懈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小书倒是能为我们了解作为“反庇隆主义者”的博尔赫斯一生的轨迹，提供一些帮助。

被人们提到最多的是博尔赫斯晚年的眼疾，家族遗传性失明症状似乎成了他充满想象力作品的源头，评论者们甚至将他的幻想小说溯源到1930年代末的一次事故，“他在路上与一扇刚油漆过正半开着晾干的窗户撞在了一起。……窗户上的玻璃碎片扎进了他的头部，伤口没有得到适当清洗消毒。他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两个星期。……他神志昏迷，甚至看到动物从窗户跑进他的房间。”等他病好之后，他就创作幻想小说了。与其说这是文学研究者潜心研究的成果，毋宁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魔幻”故事的片段。

不可否认，生活本身给予了作家绝大多数的灵感，然而，一如马尔克斯的哥伦比亚，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阿根廷与博尔赫斯血脉相连的更多是历史和现实，而非“幻想”。所有的幻想都只是无法说出的“现实”，是现实的光线穿过多棱镜后折射出的多彩光谱。

据说，那次几乎丧命的“撞击”事故后，博尔赫斯写作了一个绝妙的故事《博闻强记的富内斯》，讲述了“一个记忆超群的乌拉圭农场工人。半文盲的富内斯从马背上摔下来后就瘸了，从此无法忘记任何事。但记住过去所有细节意味着他无法活在当下，无法积累未来的记忆”。表面上荒诞的幻想，实则并非纯粹的想象，如果我们将这还原到他本人的犹太裔背景和二战之前风起云涌的欧洲和广泛的排犹风潮，就不难理解，这种“无法积累未来记忆”的感觉，是如何真实地反映了他对欧洲犹太人未来历史的忧惧。

这种真实的幻想构成了博尔赫斯后来写作的主要风格，四十年代初庇隆在阿根廷上台，奉行独裁的庇隆将博尔赫斯推到了反对者领袖的地位，以《江湖骗子》为代表的一系列“幻想”作品，讲述了一个长着印度人模样的冒充庇隆的人的故事，各种荒诞的想象，交织“性”与荒谬的情节，将独裁者庇隆从社会结构的“神圣”顶端，通过幻想的“曲径”，还原成纯粹的个体。而小说中对“真实”生活的奇幻分解，恰是用野性的力量荒诞地颠覆了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而这便是“失明”的作家眼中真正看到的世界。

那么，与其说博尔赫斯用失神的双眼看到了纯粹的世界，不如说，他透过幻想发现了真实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