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城》，方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27.00元。

方方，本名汪芳。1955年5月生于南京。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武汉运输公司当装卸工。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在校期间始发小说及诗歌。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曾做过电视剧编剧、电视专题片撰稿人。1989年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1987年所发中篇小说《风景》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因此而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风景》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其他代表作如《祖父在父亲心中》、《白雾》、《桃花灿烂》、《落日》、《埋伏》等中篇小说，亦拥有大量的读者。已出版小说、散文集近七十部。

方方一直习惯接受媒体邮件采访，她认为那样方便省时。面对记者执意约她面谈，她把地点选在湖北省艺术馆旁边的咖啡厅。在那里，她从下午一直开会到晚上，直到记者到来，开会的其他人才散去。采访中，方方时有爽朗的笑声，眼光炯炯，不显疲态，不时有熟人过来和方方打招呼，她是这里的常客。

《武昌城》出版不久，就入选了2011新浪好书榜上半年榜。十一年间，方方共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所讲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武汉，这也是她小说明显的地域色彩，尤其是《武昌城》和她第一部长篇《乌泥湖年谱》里面都夹着一张地图，分别描绘出故事发生的地点，方方解释说，这是为了让读者有更直观的感受。

在《武昌城》里面，方方先写完的“守城篇”放在了下部，后写完的“攻城篇”放在了书的上部，用不同的视角展现了北伐战争时期，武昌战役中的“北伐军”与“北洋军”的战斗。“守城篇”和“攻城篇”是两个独立的篇章，主人公们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却也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方方承认她对战争题材并不是很懂，因而大多的笔墨在描写战争中的人物关系，而不是战斗如何进行。

用文学还原百年前的战役

南方都市报：单行本的《武昌城》围城篇与之前发表在《钟山》杂志上的有改动吗？改为长篇小说时，为何选择从“攻城”“守城”两个角度来写，而不是扩充一方？

方方：我在《钟山》上面发表的是这本《武昌城》的下部，就是守城篇，我觉得城里比较好些，就先写了城里的一些遭遇，也基本没有改动。我写完守城篇之后，一些读者包括我二哥等看了都非常喜欢，我哥问我为什么不写成长篇，我就动心了。在这个守城篇基础上扩展成长篇也不是不行，但是我自己就觉得很老套了。实际上，攻城和守城两个是隔绝起来的，单独另写一个攻城就比较有意思，因为是一个事情的两面。同一个事件，两篇小说，各自不同的角度来写，而不是把它交叉起来混在一起写，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味道。有时候你写小说，肯定有构思上的考虑了。

南都：在一个和平年代，重提武昌战役，你想告诉读者什么？

方方：武昌战役这个事件，我在武汉生活了这么多年，都不知道，我是写别的书、查资料才知道的。很多人看了书跟我说，每天在大东门、小东门经过，都不知道这里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我只是觉得，这样一个惨烈的斗争，历史的一个片段，用文学作品来写，才能还原得更加真实和传神。我觉得这个事件本身是很有意思的。在北伐战争中，它只是很小的一个片段，但它已经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看到这些，我是很感慨的，写出来才更有意义。

南都：在这部小说里，梁克斯这样的学生是为了主义和信仰，而北伐军人大多是因为生计所迫才起身革命，这是否变现了当时理想与现实的的隔离？

方方：很多人当兵都是迫于生计，包括红军老革命，大多数人都是吃不上饭才走上这条道路的，这些是你可以推测出来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造当局的反嘛，都是因为走投无路才有的。知识分子是有理想的，他们参军，除了尚武和家庭的需要，他们肯定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只是最后的结果不同。因为你选择的不同。就像写作和入党，每个人的初衷可能都不一样，在作协我就说，有的人写作是为了改变命运，有的人为了解决心理问题，当然也有人就是热爱文学，初衷不一样，但都可能写出好的作品，只要他写的时候是深情去写。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追究人家革命的初衷，这是很正常的。

南都：书中着力描写北伐军围城，中间穿插几次莫正奇与罗以南的救人行动和最后牺牲惨烈，人物性格借此凸显。救人这样的情节是历史中真实发生过，还是小说创作出来的？

方方：这是推测的，但是这里面也有现实的成分。真实中曹渊（武昌攻城中的奋勇队队长）的死法就是我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就是被子弹打死的，他当时有个给叶挺的留言条（“天已露晓，进城无望，我营仅剩下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理，请指示！曹渊。”），我一个字都没改，这都是史料里面有记录的。人撤回来之后，晚上确实是有手下貌似去抢尸体，而且过程中还牺牲了人。这些东西，《李宗仁回忆录》和郭沫若的回忆录里面都提到。这就是个真实的事情，他的战士不忍心他暴尸野外，连夜去把他抢回来。

他们可以冒死去抢救曹渊的尸体，那么我就推测出，他们也有可能冒死去抢救受伤的同伴。我当时看郭沫若的回忆录里面有一段，就是受伤的战士趴下城门洞下，有一个人是坐着，头垂下来，已经死了。这些人受了伤，从城墙下爬到这里，但是根本没有活路，只有等死。郭沫若当时看到这种场面热泪盈眶，我看了他的书之后印象特别深，就把它结合起来，写这样一个营救受伤战友的故事。

文学是人学，不是阶级学

南都：主人公罗以南从最初的徘徊到参军，几经生死，最后出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位复杂而懦弱的人物作为“攻城”篇的主线？

方方：我认识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是罗以南这样的，他可能比较自私、不关心别人，主人公梁克斯和他形成鲜明的对比。闹革命的都是梁克斯这种类型的，没有梁，革命是没有一点生气的，年轻人就是要冒失、要热血，才充满生气和活力，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才出了很多错。他们两个的这种性格不是个案，是很有代表性的。罗以南比较懦弱，他不会去欺负别人，别人欺负他，他就尽量往后躲，躲在别人拳头打不到的地方，除非有特别激怒他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想活着，跟革不革命没有太大关系，从头到尾他就是想救梁克斯，其他事情不在他的考虑之内。是梁克斯把他带到革命的道路上去，后来也可以说，他为了梁克斯有贡献，放弃了当和尚的想法，随着部队走了。实际上最后是革命不要他了，被政治运动打压，才去当和尚了。

南都：“守城”篇里的马维甫最后也是牺牲，主人公都是悲剧结尾，这是代表了战争的残酷还是革命的悲观？

方方：战争对双方都是残酷的，北洋军阀这边也是老百姓当兵啊，双方的立场不同，初衷可能是很相同的，最后的结果不一样，人们的评价就不一样。像马维普，他做北洋军阀的连长，也是为了战乱平息、过更好的生活，只是这支军队的走向和他的意愿不一样，他也是有人格的，他也忠诚，这个时候他就很纠结的，他不赞成学生来闹，认为是他们闹才把事情闹坏的，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个人的品格要和他的政治观点区分开来的，不见得一个人政治观点好，他就不是一个流氓，我只是想把人本身的东西给揭示出来，文学是人学，不是阶级学，也不是某一个派系的学，也不是一个党学。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很多评论家说，这个小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话语空间，就是这样的人物，一个个分析起来，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正常人。

南都：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对百年前的题材，在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中，虚构人物情节，这中间写作中的困难是什么？得心应手的是什么？

方方：我之所以没有展开，就是因为历史太久远了，资料比较少，很难把整个战争场面给描述出来，男作家可能会写北伐一路从广州誓师、打下江西湖南，我就没有办法那样写。太宏大了，怕掌握不了，当然我自己认为的立足点就是武昌战役这一仗，为了让条理更清楚，主要写三个城门的战事，其他的门也有战事。我也没有想写战争的过程，并不是很详细，我详细写的是，怎么去救他们战友，这也可能是我比较取巧的一个地方。作为女性，我不会用武器，很难把这细节写得像，而且不知道他们战场的布局，比如怎么跨过壕沟，没法写，因为你确实不知道。要是有一个战争爱好者一点点去推敲你的作品，你这仗是打不下去的。我有个同学看了我的小说之后写了一个评论，说把那个梯子搭到壕沟上面当桥，太不可信了。后来我也去查了一下资料，壕沟几米宽，梯子可能真的不够那个长度。后来我就不做声算了。

南都：你之前的《乌泥湖年谱》里面就印证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信度就显得很高。

方方：《乌泥湖年谱》里面的主人公原型就是我父亲，我说把我家贡献出来算了，兄弟姐妹都是参照我自己的家庭的三个哥哥和我自己，很多东西都是我父亲的笔记，包括反右开始后的很多检讨、开会记录，都是真实的文本，我觉得应该把它留下来。当然我把人名改了一下，专业的东西基本都是我父亲的，我基本不懂。我觉得长篇小说不能虚构得漫无边际，包括《武昌城》，包括我另外一本长篇《水在时间之下》，很多东西都是真实的，只不过把它换了一个方式，按照我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这样会让我的小说稳稳地在一个地方，而不是飘在空中。整个乌泥湖都是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很多事情都是真实发生在那里的。

80后作家作品很雷同

南都：从《乌泥湖年谱》到现在的《武昌城》，都是写武汉，这十年间，你对文学创作的理解和对武汉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方方：对武汉的看法就是，它的变化是很大的。对我自己来说，我是从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变成一个五十多岁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问题的角度会改变，对事物的理解会不一样，对世道的宽容心更大一点，对事物的理解更多一点，跟年轻气盛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作品上来讲，可能就是对人本身的认识更深一点。以前可能会更偏激一点，现在可能会换一个角度。

南都：这是一种宿命感么？

方方：也可能是。一个人从年轻到年老，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不是你年轻时候所想的那么简单，有些东西不是你想改变你就能改变。那种尖锐的、激烈的反抗会减弱，因为那样还不如一点点去做。年轻的时候不理解怎么到老了变得宽容得多，等你自己到老了，你会发现，原来你也是这样子。人都逃不过。我现在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快到了“耳顺”的年纪。

南都：提起湖北作家，想到的就是你、池莉、刘醒龙。你如何看湖北新生代作家的表现？

方方：我们三个都是50年代生人。现在湖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年青一代，我们希望他们起来“打倒”我们，但是目前来看，还没有“打倒”。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可能是他们兴趣更广了，诱惑更多了，我们那个时候只有写作。现在报纸上也会发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但是你不能只看一部作品，我要看你一年的创作、五年十年几部作品，才能立得住、产生影响。我们是非常想帮助这些青年作家，我当作协主席的时候，我就说我非常希望帮助青年作家，你推他一把，他进步的速度就会不一样。

南都：他们没有成长起来的原因除了诱惑太多，有其他原因么？

方方：诱惑真的是个次要的问题，主要的还是时代不一样了。我们那个时代是很早就出来参加工作，阅历丰富一些，我当过四年的搬运工，拉板车，扛大包，这种经历年轻人应该很少有。王安忆下过乡，陈村、韩少功也是。现在的孩子，阅历就是读书考试，所有的东西被框定得很死，大家都是一样的。写作，需要你静下心来，有积怨或是空虚，你要把它写出来。现在发个短信聊个天，感情就发泄出去了，有很多地方可表达。还有就是没有更多的时间来阅读。我们那个时候只有读书，上大学之前，当代的文学作品、重要的古典文学基本都读了。现在文化多元，可以不读书做别的事情，也影响写作。看多了文学作品真的是对你有影响，你会情不自禁地去写，它会有一种诱发作用。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那种触及精神高度的作品会带来多大的愉悦。所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

我们的童年期压得很短，很快就进入了社会；他们的童年期很长，一直到大学毕业才能进入社会，这种心理不一样，出来的作品是不一样的。这一代人成长得比较慢一点，我写《风景》也就刚刚三十岁，苏童、余华，都是二十多岁就写出来的，写给成年人看的，一样触及到灵魂。现在三十岁的人写的都不是给成年人看的。我一直认为，80后作家作品很雷同，我看了十几个作家，根本分不出来，他们彼此的风格太像了。80后现在进入社会，差距慢慢就拉开了，现在想想，他们的成长期慢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