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的教训究竟在汉代如何吸取以避免重蹈覆辙？吕后的专权是否给大汉王朝的未来带来了血的危机？汉武大帝如此强盛，总不会都是汉高祖刘邦这个开国皇帝的功劳吧？这不可或缺的过渡者究竟是怎样的呢？王立群先生讲史常言：一个国家或王朝，不但要做大做强，也要做长。做大做强不容易，做长更难。《文景之治》这本书恰恰是点明了“做长”的真谛——注重民生。』

稍稍熟悉一点中国历史的人，对下面这段文字记录一定不会陌生：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第1714页）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说，汉朝建国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国家没有什么大事，除非遇到水灾旱灾，百姓家家衣食充裕，人人生活富足。从城里到乡下，各地的粮仓都堆得满满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布帛等财物无处可存。京城积聚的钱币千千万万，以致穿钱的绳子烂断了，无法计数。京师粮仓中的谷物更是新粮压旧粮，陈陈相因，装不下的（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就露积在外，都腐烂不能吃了。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车辆马匹，田野中的马匹更是成群，那个时候，要是出门乘母马拉的车辆，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也会遭到鄙视，会受到社会群体的排斥，甚至连参加聚会的资格都没了。住在里巷的普通百姓生活条件大幅提升，也吃得起膏粱肥肉，膳食精美，做官的直到死也不改任，有的干脆把官名作为姓氏名号。人人知道自爱，个个崇尚行义，把犯法看得很重，厌弃做可耻的事情。

司马迁的这段文字很有名，后来班固写作《汉书》的时候，几乎原封不动地把这段话抄进了《食货志》篇里，甚至现代的初中历史教材里，也直接引用这段文字，尽管中学生阅读起来有点困难。其实，这段文字之所以有名，关键还是因为它记录了一个令人艳羡的盛世时代。这到底是哪个时代呢？

司马迁说是“汉兴七十余年间”。从汉高祖刘邦开国的公元前202年算起，下推七十年，刚好是汉武帝登基之初（汉武帝于公元前141年即位）。这七十多年的时间，是否都像司马迁所写的那么美好呢？显然不是。汉朝开国的时候，刚刚经历了秦末的战乱、四年的楚汉之争，整个社会凋敝，千疮百孔，国家真的是一穷二白。连贵为天子的刘邦都备不齐一辆四匹同样颜色马拉的车子，大将、丞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普通百姓家中更无颗粒余粮。尽管高祖刘邦及后来实际掌权的吕后，都希望并努力让国家走向安定富强，但百废待兴之际，仅凭二十余年的时间，是不可能出现大繁荣的。后来的汉武帝的确开创了盛世的局面，汉朝的国力也因此达顶峰，但司马迁说的这段时间，他也不过刚刚登基没几年，在他即位之初，窦太后在朝中的权力还很大，他还没有机会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所以，司马迁描述的显然也并非汉武帝执政之初的社会景象。 很明显，司马迁描绘的所谓“汉兴七十余年间”的社会图景，其实应该剔除汉初二十余年，再剔除武帝登基之初的十年左右时间，也就四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段历史时期，执掌汉朝大政的有两位皇帝：汉文帝、汉景帝。后世把汉文帝、汉景帝在位约四十年的国家安定、社会繁荣、家给民足的时期，誉为“文景之治”。

可以肯定地说，司马迁的这段话，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汉文帝、汉景帝究竟是怎样的皇帝，他们到底有怎样的才能，采取了哪些措施，最终成就了这一盛世呢？

汉文帝叫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当时有资格登上皇位的有刘邦的一个兄弟、两个儿子和三个孙子，可出人意料的是，看似最不可能的代王刘恒最终登上了皇位。刘恒凭什么把最不可能变成了现实呢？他不仅通过装傻、装呆骗过吕后，在严峻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得以活下来，而且正是他的装傻装呆、示弱谨慎，也让当时的朝廷重臣看走了眼，把这个他们认为弱势的、最容易控制的代王推上了皇位。

出乎意料的是，这位看似弱势的皇子，登基的第一天就让所有拥立他的人大吃一惊，他们意识到，这次他们的确是看走了眼，“弱势”的皇子一夜之间就变得强势了。不管如何强势，登基的汉文帝面临着众多棘手的问题，皇族派会不会觊觎他的这个位子，功臣派对这个不能控制的皇帝会不会反悔，南面的赵佗想脱离西汉朝廷的掌控，北面的匈奴也气势汹汹，更要命的是，这个从地方藩王上来的皇帝，在朝廷里几乎没有自己的人。

以往的事实证明，西汉朝廷的拥立者们的确看走了眼；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其实也并没有看走眼。因为，当上皇帝的刘恒，成功化解了功臣派与皇族派的围堵，从底层提拔了一批为其所用的能臣，在不动声色间，稳稳地巩固了自己的皇位。由于此前久居地方，颇知民情，所以即位之后，刘恒躬修节俭、思安百姓、勤政爱民，终至海内殷富、百姓守法，开创了一个繁荣的新时代。

不过，历史并没有继续垂青这位开创国泰民安盛世的明君，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让他作出更大的贡献。他从二十三岁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四十六岁的时候去世了。太子刘启即位成了皇帝。刘启就是汉景帝。

其实，刘启当上皇帝也很幸运，因为他是文帝的“中子”，正常情况下很难轮到他继承皇位。不过，排在他前面的四个兄长，在他们的父亲刘恒成为皇帝后不久，先后病逝了，由此刘启顺理成章地被立为太子。文帝去世以后，太子刘启又顺理成章地成了西汉王朝的新任皇帝。

当上皇帝的刘启，面临着薄太后干涉婚姻、窦太后干涉政事的困境，更为严峻的是，他还面临着各地藩王气势汹汹的联合叛乱。当汉景帝为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焦虑、忙碌、头疼之时，他的后宫也没让他省心，一场争储大战正在激烈上演。汉景帝有能力、有实力摆平这些问题吗？

幸运的是，他的父亲汉文帝给他留下了一份好的家业，他只要沿着他父亲开创的道路，亦步亦趋，也能把国家治理好，况且在轻徭薄赋这些关注民生的重要问题上，他又往前迈了一大步，土地增加了、人口增加了——土地与人口，这可是古代社会国家强盛的主要指标。刘启的这些作为史称“孝景遵业”。文、景两朝，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有确切文献记载的盛世。

文、景二帝完全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明君，但同时他们也是两个凡夫俗子。文帝把曾经重视、重用的贾谊从长沙召回京城之后，却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宠幸的邓通，被相者预言最终会饿死，文帝就很任性地赐给邓通一座矿山，让他铸钱，结果邓通还是没有逃离不名一钱的结局。让邓通不名一钱的，正是汉景帝。他见邓通为父亲文帝吮吸脓疮把自己给比了下去，心里就记了仇。这个好记仇的人，怎么就不会想到别人也会记仇呢？他当太子时与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下棋时冲动造成的恶果，不也正成为后来刘濞联合七国反叛中央的原因吗？所以说，即使是明君、仁君、贤君，一旦任性，也难免会犯下错误。

文景之治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其实，汉初的统治者就已经初步确立了这样的治国方略。文、景二帝，只不过继续大力推行这样的政策，并以身作则，将其贯彻到了实处。真正落到实处，这很不容易。所以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文帝》中说：“汉兴至文帝而天下大定。”

刘恒在位二十多年的时间，宫室苑囿没有新建，衣服车马也是久不更新。如果有让百姓不便的地方，就开放皇家苑囿，百姓可以从中渔猎获利。他曾经想建造一座露台，工匠预算金额，得知大概要花百金，他就慨然道：“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家产，我继承了先帝的宫室，已经感到很羞愧了，还建造什么台子？”当即废弃了这个计划。他自己身上穿的都是黑色厚缯，不披锦绣，最宠爱的妃子慎夫人穿的衣服下摆也不够长，为的是节省布料。所使用的帷帐都很朴素，没有花纹，一心想成为天下人的表率。为自己建造的陵墓霸陵，里面的陪葬品全部用瓦器，不许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器物，而且完全依照山川来挖掘，不费力堆积泥土。作为一个时代的最高统治者，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是令后人肃然起敬、无限崇仰的。据史书记载，西汉末年赤眉军起义的时候，把皇家陵园挖了个底朝天，唯独对汉文帝的陵墓霸陵及后来汉宣帝的陵墓没有损害一丝一毫。 所以，从一方面看，文景盛世的出现，汉初的统治者刘邦、吕后是有贡献的。从另一方面看，文景盛世出现在文、景二帝时期，也有其必然性。一个注重把百姓利益置于首位的人，一个严于律己、宽容百姓的人，是一定能把社会治理好的，也完全有资格得到后世的敬仰。

现在我们一谈到历史，往往就会说到汉唐盛世。的确，汉代和唐代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留下了许许多多令后人骄傲的地方：国家统一、文化昌明、武功强盛、国威远播等。而一说到汉代的盛世，往往只会想到汉武帝。的确，汉武帝时期，汉朝的文治武功都足称登峰造极。不过，再想一下，如果没有文、景二帝四十年的积累，没有这四十年的底子，汉武帝还能成就这一番伟业吗？对汉景帝而言，他有一个好爹，给他留下了一份好的家业；对汉武帝而言，他不光有一个好爹，还有一个好祖父。文、景二帝打下的“国富”的底子，最终成就了汉武帝的“兵强”。一个强大的汉帝国终于屹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

三国时期的曹植写过两篇赞体文，是写文、景二帝的：

《汉文帝赞》：孝文即位，爱物俭身。骄吴抚越，匈奴和亲。纳谏赦罪，以德让民。殆至刑错，万国化淳。

《汉景帝赞》：景帝明德，继文之则。肃清王室，克灭七国。省役薄赋，百姓殷昌。风移俗易，齐美成康。（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84页）

曹植的评述，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还是留给读者判断吧。

（本文编辑 书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