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明年的4月24日是新华书店创建八十周年，这个创建时间的确定经历了近四十年的考证。从对这一考证过程的细致梳理中，也许能读到一位老新华对新华书店的拳拳之心。

（图为湖南省宁远县新华书店）

明年的4月24日是新华书店创建八十周年，这个创建时间的确定经历了近四十年的考证，下面我就这些考证资料的发掘情况和衔接脉络作一番梳理：

一、解放初期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新华书店1937年诞生于延安，具体日期不详，但年份是肯定的。当时很多新解放区的新华书店在宣传资料上都采用了这一说法。

二、1967年在文革高潮中，有些地方新华书店的群众组织发起纪念毛主席为新华书店题词28周年，他们强烈要求将1939年9月1日毛主席为新华书店第一次题词的日子，定为新华书店的诞生日。这个倡议被大多数书店的群众组织所接受。后来经过串联于1969年9月1日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性的纪念活动，正式将这一天定为新华书店的诞生日。这里所说的毛主席题词是指第一次在延安的题词，而全国解放后新华书店普遍使用的店招是毛主席1949年在河北西柏坡为新华书店第三次题写的新词。

三、粉碎“四人帮”之后，曾经有人对这个“诞生日”的确定表示质疑，但苦于没有有力证据仍然沿用了这一说法，1980年7月新华书店总店出版的《农村发行工作》教材就是这样表述的：“1937年7月间创建了光华书店，1939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行部创建了新华书店”。这个说法不但没有否定上述可疑的日期，倒还把它说得更圆满了。“光华书店”说法在解放初期就有，我在1950年进入新华书店的时候，就听南下的前辈们说过。

四、1982年8月，新华书店总店出版了《书店工作史料》第二辑，此辑收录了一篇排在头条的重要史料，这就是前中央党报委员会发行科科长凃国林写的《党中央进驻延安初期的书刊发行工作》。此文详细记述了党中央进驻延安以后整个书刊发行机构的发展演变过程，提出：“约在1937年7月新华书店诞生了”，这就证实解放初期关于新华书店的诞生年代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凃文刊发之后立即获得一批证人证物，比如曹国辉同志在一个党史展览会上发现一本1937年7月出版的《解放》周刊，上面清楚地印着“发行者新华书局”，于是，1984年6月《图书发行学概论》出版时纠正为：“1937年7月，新华书店在延安诞生”，仍然没写具体日子。

五、考据者进一步打开思路，提出必须找到创建新华书店的理由，才能查出它的具体时间。事实上凃国林的史料已经提供了线索。凃文提到：1937年1月，党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后，就由张闻天、秦邦宪、何克全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这个党报委员会机构变更复杂，有时用“解放周刊编辑部”的名义对外。而党报委员会的发行科就是新华书店。但是，这都是内部的说法，如同我们现在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一样。那么“新华书店”这个名字究竟是何时公诸于世的呢？后来终于找到了《解放》周刊的创刊号，创刊日期是1937年4月24日，发行者陕西延安新华书局。到该刊的10月30日出版的第21期就改成了“发行者新华书店”。但是这只能说明那时已经有了新华书店（局），还是不能肯定它的创建时间。

六、1987年又发现了一个重要史料，这就是叶林同志发表在1940年11月14日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上的一篇文章《三年来的新华书店》，文章说“新华书店于1937年5月间与解放社同时创建”。解放社就是出版解放周刊的出版社。那么为什么又出现一个“五月”呢？解放周刊在1939年5月1日出版的当年第17期上，有一篇纪念该刊创刊两周年的文章回答了这个问题：“5月5日是马克思的生日，我们规定以马克思的诞辰永远作为本刊的纪念日”。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在当时的青年共产党人中颇为流行，但是历史不能那样处理，解放周刊创刊号上的实际出版日期是1937年4月24日。至此可以确定：新华书店作为《解放》周刊的发行者是和出版者解放社同时创建的，因此，《解放》周刊的创刊日就是新华书店的创建日。这个结论后来报经中央文献委员会认可。

这里要回答两个问题：

一是“新华书局”是“新华书店”的前身，还是另一个发行单位？延安清凉山脚竖有一块石碑，上书“延安革命遗址新华书店1937年——1947年”。这说明1937年初在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石窟里的党报委员会发行科就是新华书局的售书点，同年7月这个售书点搬到延安南大街，才正式有了门市部，店招也改称“新华书店”。这既说明“新华书局”确系“新华书店”的前身，而且也回答了解放初期所说的新华书店创建时间，原来就是以这个新门市部开业为依据的。

二是“光华书店”是否“新华书店”的前身？1937年5月，邵公文和张季良由上海生活书店派到延安，中宣部朱光、中央青委冯文彬和中央银行曹菊如找他俩商谈，打算三家集资办一个“光华书店”，宗旨是“沟通陕北文化，促成民族解放”。这家书店不久就真办成了，只是到1939年7月，由于国民党封锁，西安的图书进不了延安，光华书店货源短缺，只好合并到延安南门外的光华商店了。1938年曾经当过延安市长的高朗亭，在《延安文史资料》第二集上写了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情况，提到“凤凰山麓新华书店门前遇难和受伤的机关人员与学生最多”。1938年当过延安商会会长的周鸿温证实：被炸的就是钟楼稍北的新华书店，斜对过还有一个光华书店。这些史料都说明“新华书店”和“光华书店”是同时存在的两家革命书店，谁也不是谁的前身。

回望这段店史的考证，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在那样动荡的革命战争年代，要查证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历史是何等的不易啊，可喜的是我们终于有了满意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