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美） 安东尼·刘易斯 著 　何帆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版

言论自由绝不是某个风云人物理想主义的壮举，而是美国社会合力的结晶，宽容和不确定精神传承下的产物。

关注《批评官员的尺度》倒并非因为何帆老师的背书，而是追寻作者安东尼·刘易斯而来。去年在学校图书馆偶然借阅到《言论的边界》，深受刘易斯叙述笔法的感染，遂决定拜读他的其他著作。所以，何帆的中译本，可谓及时雨。

在美国律师特拉切曼所著的《34座里程碑》中，沙利文案被归在一个醒目的大标题下：“言论能够自由到什么程度？”对于这个问题，不管是否受过专业的法学训练，每个人内心自有一把尺。有趣的是，同样都是支持言论自由的人，在具体的情境下，可以站在截然不同的立场上。每个人眼中的自由，如同万花筒，变换着各种光怪陆离的面目。

美国的言论自由尤其特殊。比如针对散布仇恨言论，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立法禁止。而在美国，这是一个可以争论的话题，甚至长期以来，仇恨言论都是受到保护的。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1977年，美国新纳粹团体在犹太人聚居的Skokie村庄游行，引发原住民的强烈抗议和地方政府的干预。纳粹团体领导人联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上诉至州法院，法院最终判定：纳粹党的言论、示威都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无论言论多么令人反感，政府都无权以正义之名加以控制。

沙利文案虽早于轰动一时的“Skokie自由言论案”，却和其他所有塑造美国精神的案例一样，成了美国言论自由史上的里程碑。沙利文案之前，《纽约时报》经历了初审失利，财务危机，内忧外患，似乎毫无翻盘的可能。沙利文案之后，媒体诽谤成立的要件加上了“确有恶意”这一条。因为“政府官员名誉受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压制自由言论为代价进行救济。”以上两个案件的共同之处，可以用罗伯茨大法官的名句进行概括：“宪法第一修正案从来不拒绝对不适当的、甚至错误的言论进行保护。”

可见同样一部法律，不变的文字，它所保护的言论内容却总在进行不断的调整。刘易斯在第十五章这样解释沙利文案实现惊人“逆转”的原因：“宪法的生命力之所以能恒久延续，源自法官们在适用于解释上的不断创新，以适应制宪先贤们未能预测到的社会变迁。”在我看来，此即不确定精神的体现。正是不确定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正是容忍了那些令人反感的言论，正是放弃了对于真理的暴力垄断，才使得新思想萌芽于旧体制的石缝。

刘易斯在书中试图告诉读者，美国的言论自由不是天然存在的，它沿袭了英国的传统，在历史的磕磕绊绊中才被撞成了目前的模样。塑造这个模具的，既有英雄，也有匪徒，既有大法官，也有小市民，既有人类文明的捍卫者，也有主流价值的挑战者。没有挑战固有体制的新事件冲击，就没有问题意识，也就没有接下来的审议过程。不管是“那些我们反对的观点同样自由”，还是“正如人生就是一场实验”，言论自由绝不是某个风云人物理想主义的壮举，而是美国社会合力的结晶，宽容和不确定精神传承下的产物。面对波谲云诡的未来，只有不确定的精神，能为思考腾挪出足够的生长空间，促使人从容面对可能的福祉与厄运。

当然，在全书结尾部分，作者也没有讳言第一修正案的永恒矛盾。美国式的言论自由得益于制度记忆和公民的自觉监督，却也随着时代演进受到各方面的夹击。那些仇恨的、扭曲的言论，是否本身就在妨碍甚至杀死我们捍卫已久的自由，是许多人对于美国式言论自由的核心质疑。

作者写作此书时，互联网尚未普及，很多更加棘手的问题还未出现。在数字革命和新媒体语境下，言论自由的内涵愈加饱满，理应得到更加细致的解读。在多元价值的相互挤压下，言论自由越来越逼近我们的日常生活，不管你身处哪个国家，拥有怎样的身份，任何人都不可能是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