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一本教辅关系到千千万万莘莘学子的前途，围绕教辅而产生的诸多争论折射出中国出版产业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和教育领域屡禁不绝的“潜规则”。主管部门的一道通知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再次把教辅问题推向公众的视野，人们想要知道——中小学教辅产业：甜蜜的“大蛋糕”还能吃多久？

赵顺清绘

国有民营“暗战”教辅版权 产业格局酝酿巨变

　　今年5月25日，湖北省监利县一位年仅9岁的小学生因交不上36元的教辅材料费，自缢身亡。惨痛的事件再次将中小学教辅问题推向风口浪尖。8月17日，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管理的通知》，从出版、印刷、复制、发行、质量、价格、市场等方面提出了规范管理的要求。同时，一场针对2010年以来出版发行的中小学教辅材料的大规模清查行动正在全国展开。

　　“现在还看不出具体的影响，但未来如果《通知》的要求被不折不扣地一一落实，那么中小学教辅产业将面临大洗牌，整个教辅市场的格局将发生巨变。”严军是江苏一家年销售码洋达7.6亿元的民营教辅公司的负责人，自8月17日以来，他不断接到同行的电话，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通知》中的一段话：“根据他人享有著作权的教材编写出版中小学教辅材料，必须依法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也就是说，出版机构如果根据现行的教材编写教辅材料，必须事先取得授权，否则就要承担侵权的责任。

　　目前，绝大多数中小学教材是由国有出版社出版的，而教辅市场则由民营出版机构占据了80%至90%的份额。由于民营出版机构不具备出版权，其策划编写的图书必须通过与国有出版社合作才能出版，前者一般向后者支付书号费、审稿费、管理费等费用。《通知》中的这项要求等于给民营教辅公司套上了“紧箍咒”。严军预言：“今后两三年，教辅行业肯定会官司不断。”

　　事实上，国有教材出版机构已经打响了“维权之战”。2011年1月，山东某民营教辅公司透露，公司以“820万元（版权历史问题解决费用）+10%的年度销售码洋（年度授权费）+授权图书封面印刷”的代价才获得了某出版社对其系列教辅的出版授权。

　　国有教材出版社和民营教辅公司之间就是否需要事先授权展开激辩。

　　作为国内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发行的龙头，人民教育出版社8月19日在一家图书专业媒体上刊发了4个版的“维权专刊”，全面阐述了自己的主张。社长殷忠民认为，市场大部分标注着“配套人教版”的教辅读物，“都是依托人教版教科书的内容、结构、体例来编创的，是人教版教科书的演绎产品……这些配套教辅资源依托人教版教科书而存在，借助人教社的品牌而获利。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它们之中的大部分并没有获得人教版中小学教科书的著作权人——人教社的许可使用。”他认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人教社作为著作权人和专有出版权人，有权作为权利主体采取各种维权措施。

　　而民营教辅公司则认为，取得教材社授权不是教辅出版的先决条件。严军说，“我认为教辅出版是否要获得授权，不是教辅出版的必要条件，如果把教材社授权作为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必要条件，实际上会引发更大的不公平。我理解的对教材出版社的侵权，应该说有两个方面的可能：一个是商标侵权，就是教材社注册了商标，教辅公司如果使用了就是商标侵权；另外一个侵权，就是再现教材的原创内容，这两个是维权的底线。”

　　对于二者之间的维权之争，法律界人士也有不同解读。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教授李明德认为，教材属于汇编作品，尽管单篇文章有自己的著作权，但是汇编在一起，哪篇在前，哪篇在后，本身就体现了编者的思路，就构成了汇编作品的著作权。“除非教辅材料另起炉灶，一点都不使用教材的结构、体例和内容，否则就得取得授权。”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伟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是否侵权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教材这样的汇编作品的结构不同于小说类作品，是否存在侵权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教辅“蛋糕”为何如此诱人 版权之争实质是利益之争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营教辅公司董事长认为，国有教材社之所以急着维权，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缓解转企改制以后经营的压力。他说，现在中小学教材由国家采购，免费给学生使用，教材的价格被国家发改委明确限定了；而且随着教材的地方化和多样化，以往一家教材社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单本教材的发行量下降，教材的利润日渐微薄，所以现在教材社才盯上了教辅这块“大蛋糕”。

中小学教材教辅是我国出版社的重要利润来源，其产值占到了图书市场的70%。与一枝独秀的教育出版相比，我国的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所占市场份额加起来还不到教材教辅的一半。而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图书市场的主力是大众出版，教材的比重不超30%。我国这种过分倚重教材教辅的出版产业结构使出版社无不把教材教辅视为“命根子”。

教材教辅不仅是出版社的“命根子”，也是书店利润的主要来源。根据财务报表，2006年四川省新华书店系统书籍零售额3.5亿元，毛利1.16亿元，净利润却只有1377万元。而同期四川省新华书店实现中小学教材发行额18.2亿元，毛利7.1亿元，净利润3.5亿元。出版业上市公司中南传媒2010年报显示，公司全年销售收入47.6亿元，而其下属省新华书店全年教材教辅销售突破26亿元，教材教辅销售额占公司销售总额的比重超过50%。

一位出版界人士指出，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客观上成了教辅过多过滥的推手。大家都觉得教辅有利可图，于是一拥而上。这次总署的《通知》强调对出版资质的要求和对教辅质量的审查，有可能对教辅总量产生控制作用。

中小学教辅市场究竟有多大，现在还缺乏权威的统计数字。但出版业内人士估计规模在400亿至500亿元之间。毕竟我国在校中小学生总数超过2亿人。如此诱人的“大蛋糕”自然引来各路人马。

　过多过滥和强制购买如何破解 市场应发挥优胜劣汰效应

当前，学生、家长和学校对于教辅反映最强烈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多过滥，二是强制购买。

一些学生和家长反映，教辅品种太多，增加了选购的难度，也给了一些质量低劣的“问题教辅”浑水摸鱼的机会。据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2006年所作的一项调查，在北京地区新华书店销售的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物理、地理6个课目的教辅达11335种。据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统计，目前在卖的包括词典和英语四六级材料在内的教辅读物超过6万种。

张泉说，教辅品种过多有客观原因，一是以前教辅市场的门槛太低，随便什么人都能编教辅、卖教辅，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二是实行新课标以后，教材的种类比以前多，数学教材有十几种、英语教材有30多种，相应的教辅肯定也要增加。

但张泉认为，仅仅因为一些教辅存在问题就把整个民营教辅彻底否定，显然不公平。“不是国有教材社的教辅质量就一定好，民营的质量就一定不行。读者又不是傻子，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下，质量好的产品赢得读者、占领市场是必然的。”

2001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联合下发的《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规定：“禁止将一切形式的教辅材料编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学校订购、中小学校不得组织学生购买、发行部门不得向学校征订或随教材搭售一切形式的教辅材料。”但是，这条规定的实际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在教辅发行领域，除完全市场化的零售渠道之外，还有所谓“系统征订”即通过新华书店向学校统一发行。而这一采购过程基本不透明，给了书店和学校暗箱操作、以权谋私的巨大空间。2006年曝光的山西长治教材腐败案就是典型一例。据媒体报道，自2000年起，长治市新华书店为全市80所中学支付的教材教辅回扣款即高达240多万元。

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营教辅公司董事长说，“我不否认有的民营公司拿钱开道，搞贿赂营销，但那是个别的，而各地的出版集团都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千方百计卖自己集团出版的教辅，它们主要就是走系统征订。”

严军说：“教辅发行混乱就混乱在系统征订。我们公司在下去调研的时候，发现有的学校订了某练习册但老师学生根本不用，因为这是上面摊派的，不得不订，学生还要自己另外再买一本较好的教辅来用。”

如何解决教辅领域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有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把教材和教辅的出版发行权收归国有，完全由国家统编统发，免费给学生使用；一种认为，应该把教材和教辅的采购业务彻底推向市场，把购买权交给学生，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来解决。

实行前一种办法，就意味着教辅市场的消失和国家每年上千亿元的负担。目前，这种思路基本被否定。

但后一种办法能解决问题吗？那位不愿透露名字的业内人士说，“充分的市场竞争一定会带来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率的提高，有益于大众的利益。”张泉说，“教辅的发行不能用官方的利益和意志来代替学生的利益和意志，因此我们呼吁采购过程的公开、透明。”

业内专家建议，出版主管部门管好教材教辅的质量，实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和质量监督；教育主管部门应管好学校对教辅的使用，切实负起监督之责。（记者 张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