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表示，他怀着惆怅心情，写完献给当代中国的《1901》。我每每翻开书，好像一场百年前的大戏就此拉开帷幕，我端坐前排，看得不知何时入戏，你方唱罢竟已轮到我登场了。

国家尚不能自主，若我生在当时，该如何把握命运？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雇用了很多中国人当炮灰。如果我是一个生活窘迫的农民，联军向我购买骡马，我能否将其与国家民族之兴亡联系到一起？事实上，联军驮炮的骡子正是山东人卖给他们的。天津商人也和联军签有协议，“只要不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愿为联军提供一切帮助。”也许以民族大义去要求一个农民或一个小利益集团是不公平的，何况当时有些朝廷命官也无此长远眼光，但当亡国祸事已经铺天盖地砸在京城的皇宫、王府和胡同里的四合院时，抱着“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的心理的国人依然不少。

我曾在夏夜散步午门前，紫禁城里游人稀少，倒是装着清洁工收集的饮料瓶的玻璃丝袋堆积如山。谁会想到，一百多年前，一个法国医生曾由此经过，进入中国最神秘的皇帝寝室。《1901》开篇写道，“中国人严重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天：西历1899年12月19日。”被慈禧软禁在南海瀛台的光绪帝的健康竟是外国人最关心之事。迫于东交民巷诸国使馆的压力，老佛爷恩准洋医生给当今圣上看病，她对太监们冷冷说了一句话，“你们小心着，别让洋人给皇上看出别的毛病来。”

这个东方权力最大的女人和帝国的臣民没有意识到，皇上与帝国早已“病入膏肓”。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并非是决定其命运的绝对因素，从根本上来说，国民教育和精神素质至关重要。在帝国领导阶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话早就被坚船利炮打得粉碎，然而祖宗之法不可变仍然根深蒂固；在草头百姓阶层，议论洋人稀奇古怪之余，还是一副各扫门前雪与得过且过的态度。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忘不了中国人无所事事的沉默，他认为中国人忍受精神、肉体痛苦的能力世界一流；西班牙传教士利马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于隐藏自己感情的种族，他们麻木、呆滞的神情容易令人联想到无助和绝望。但中国人却从没这么想过，相反，中国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占帝国人口九成以上的手工业者、游民和农夫——的生活稍有改观，便会津津乐道皇宫大内的传说与街坊四邻的家长里短。帝国官员的心态并不比在他们统治下的草民健康多少：当英国人逼迫清朝签订《南京条约》，将禁止中国人使用“夷”这个侮辱性称呼的字眼写进条约后（特别为一个字的使用而制定一条专门的外交条款，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一例），他们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夷”字反而被大量使用。王树增写道，“原来对洋人不用夷字的中国人也改称夷了，而且无论含义还是口气里，一律添加了鄙视和恶狠狠。当然，还有一点我说了你听不见的狡狯的乐趣。”全国上下如此阿Q精神，在大厦将倾之际，非但于事无补，而且雪上加霜。

对于晚清至民国的剧烈变动，当时及后来，有过无数种阐释。我以为国人心态变化值得琢磨。如今父母都盼望孩子能出国留学，在1872年，清政府决定官派留学生的消息传来，举国哗然，人们认为朝廷此举不啻贩卖孩子，政府官员亦不以为然，“中国不尚西学，今此幼童越数万里而往肄业，弗乃下乔木而入幽谷欤？”

风光一时无两的义和团更是让人难以捉摸。1900年，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进入帝都，醉后酒话居然成了“法律”，不听从者，以“二毛子论处”，将北京城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他说烧香，“都城烟雾腾腾俨然成了庙宇”，他说挂红灯，则家家挂灯，“犹如节日”。“突然有令来，说高举红灯照迎仙姑。居民刚举起红灯，又说高举有碍仙姑的云路，放下吧，则命令又来，红灯低者乃奸细也。”如此反复，以至于随便在大街上喊一声“泼水”，大家就忙不迭地泼，“满街是水之后，相互问为啥泼水，谁也说不明白。”大清子民的心理已经脆弱到崩溃边缘了。

而帝国最高领导人和官员的心理，尤过之。老佛爷永远分不清“家、国”，留下“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千古名句”。朝廷派往日本观摩学习的官员有如下行径：安徽官员李光邺半夜入娼家求宿，被警察抓走；苏州官员丁桥山当众在洗手盆里小便……帝国知识分子的脑袋也不清楚。大家都知道戊戌变法的内容，但没人会想到康有为还给皇帝出了个移民巴西的主意：“开巴西以存吾种”。康有为的理由是，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亚马逊河灌之，肥饶衍沃，若迁吾民往，可以为新中国云云。李鸿章闻听此妙计，竟表示“同意”，推说待巴西大使回来后再作商量。康有为考虑不可谓不周到，但他没想，人家巴西干不干？

书中王树增谈到中国人与戏剧的关系，“中国人很容易模糊戏剧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戏剧行为往往在现实中畅通无阻，可当一个人真正表达自己时却被看做奇怪、甚至是有毛病的人。这其实是一个心理转变过程，“中国人只有在舞台戏剧里才能看到向往的世道，享受公正带来的快感。而在现实里，会成为梦想，一旦时机成熟，宣泄情绪的人无法区别到底处在戏剧和真实哪种状态中。”

突逢外国列强的侵入，“中国人千年不变的面孔在那时突然表情急剧丰富起来，犹如舞台上夸张的戏剧表演。”这便是僵化的心理面临外力强迫后的被动改变。促成一件件比戏剧还要夸张、荒诞的事件正是一个民族的怪异、扭曲的心理和性格在起主导作用。《1901》“揭示并反思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因为这些特征深深地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血脉中，影响或决定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面貌以及命运沉浮。”

出版人张立宪极其反感中国人的“镜头感”。电视台采访，只要镜头、话筒一伸向某人，他立刻入戏，进入一种被采访或公共发言的状态。我觉得这种普遍现象，并不是某一时期形成的，而是与中国整体文化、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白岩松有句名言，“一个人的心脏功能40岁像20岁，但是他弱智，你能说他健康吗？”

相较晚清的积弱，民族心理的不健康更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