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非虚构作家，1952年生于北京。作品有《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1901》等，新作《1911》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月10日，辛亥革命100周年。一年来，关于辛亥革命的书已经出了无数，大都是历史学家的钩沉，间或有一些小说家的想像。相对而言，非虚构作家王树增的《1911》则颇为不同——它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在王树增的辛亥叙事中，深邃开阔的时代背景与清晰具体的历史细节融合到了一起。对于辛亥革命的起因，辛亥人物的评价，王树增都秉持着自己的观点。下面，就请听他的细说。

变革思维 从洋务运动读1911

新京报：你之前出版过《1901》，现在又出版了《1911》，这两本书之间有什么联系？

王树增：我觉得是因果关系。我有一个志向，就是在近代史系列当中写三本书，还有一本书叫《1921》，我现在正在准备。我认为，从庚子事变以后，一直到1921年的大约30多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翻天覆地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人感情经历最复杂的三十年。社会变动也好，文化传统破坏与建立也好，国家的整体更迭也好，这30年是最剧烈的。这三十年永远是一面镜子，读懂这三十年，实际上就读懂了中国、读懂了中国人。所以，我想用这种方式，把这段历史给记述下来，《1911》是中间这一本，虽然正好赶上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但是在写作的时候，我没有赶这个纪念日的意思，只不过是出版商它抓住了这一个时段。
我想1901-1911实际上是一个历程的延续，如果没有戊戌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动，就不会发生辛亥革命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这种因果关系的线索非常清楚，而且人物都是贯穿的。比如说梁启超这个人他就一直贯穿到底，他深深地卷入了1901-1911这个跨度之间的社会变动的巨大的政治旋涡之中，袁世凯，包括孙中山，都可以延续下来。

新京报：也就是说，你所注重的是历史的延续性。

王树增：我现在一直有个主张，我们看辛亥革命一定要往前看，我建议一直往前推到洋务运动，从那时候往后来看这段历史，你觉得脉络就很清晰。我所说的脉络，是我想写这本书时有一个重大的主题上的概念，就是变革永远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主题。

如果说一个社会想追求进步的话，要不停地变革，什么是变革？变革是自我否定。从近代以来，这个帝国受到了世界潮流的强烈冲击。从洋务运动开始，这个帝国就开始有变革的能量，变革思维的能量，一些仁人志士，或者是一些思想的激进者、先驱者就开始思索，因为这个帝国不可能不变，那么怎么个变法？从一开始的萌芽状态，如果一直推到作为极点的辛亥，已经到了历史重大的一个关口。我们纵观从洋务运动一直到辛亥革命的几十年时间，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这也算是辛亥革命的范畴之内。辛亥革命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它是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我想这两本书的联系恐怕就在此。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在后记中有一句话，人类历史上每个发展阶段都是必然的，辛亥革命的爆发也是同样。为什么？

王树增：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如果从武昌首义为标志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暴力革命，用暴力手段来推翻一个政权。我们且不讨论中国的近代变革是暴力革命合理还是非暴力革命合理。从它的必然性来讲，武昌首义与其说是革命党策划的，还不如说是一场兵变。因为那个时候，从辛亥革命史上来讲，那时候所谓的革命派，实际上已经几乎销声匿迹了，因为他们经历了历次失败以后没有料到1911年的10月会爆发这样的事情，孙文等人也没有这个准备。他们已经几乎放弃了在短时间内再次举行武装起义的这个计划。但是他们没有料到武昌起义的爆发。

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他们进行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实际上都是为那个节点做积累，做准备。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事件。与其说武昌起义它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场国家军队的哗变。这个哗变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个必然积累的结果。你往上推，推到洋务运动上，就是思想的解放，变革思维在国内不断地积累，一直积累到国家军队青年军官之中。比如说辛丑之后清政府有好几个大举动，所谓新政。新政最重要的是废除科举，它把很多有志青年挤到了军队里边来，况且通过小站练兵，新军队已经初步实行近代化。那近代化的意义并不在武器上，更多的意义是年轻的军官接触到了西方的进步思潮。

而且当时清政府还有一个巨大的举措，就是打开国门，送出了很多的留学生，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我估计一半以上学的是军事。也就是说清军军官被送出去了，送出去以后对清政府来讲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当时虽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实际上这已经开始埋下了种子。有人说历史是偶然的，我说历史上没偶然。

变革现场 清廷三次失去机会

新京报：你在《1911年》中写道，立宪派的诉求是君主立宪，但是他们没有成功，主要还是清政府把权力抓得太牢吧？

王树增：是啊。立宪派原来指望清政府的自我觉悟或者自我让步，至少分出一杯羮来。但是他们突然发现他们所期望的这个清王朝，没有分出一杯羮的意愿，指望它是不可能实现自己政治诉求的。这时候，立宪派就要抛弃它了。即使抛弃清政府，立宪派骨子里是不主张暴力革命的，他们是渐进式的，他们不主张窒息性革命，但是那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清政府亲自把立宪派推向了自己的对手。其实，清政府错过了三个巨大机会。

新京报：你指的是哪三个机会？

王树增：第一个机会就是戊戌变法，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当时离明治维新很近。而且，皇帝是变法派的，什么叫变法？变革祖宗的法，这就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啊，而且是皇帝领头，你想想这不是帝国的前途一片光明么。而且我们有确凿的史料证明，变法刚开始时，慈禧是不反对的，甚至她还是支持者和主持者，只不过她最后突然发现，所谓变法是直接威胁到权力分配的，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

这个时机错过太可惜了，有一点可以证明。紧接着带来了庚子事件，结果就是外国的军队进入京城，清廷开始逃亡，最后签订了辛丑条约，回到北京之后，慈禧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搞新政。我们查一下，新政所有的条款几乎就是戊戌变法康梁的翻版。所以在这一点上清政府还有自我否定的勇气，它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历史不能假设，与其这样何苦？才过了几年嘛，所以这个机会失去得比较可惜。最可惜的是如果把戊戌变法当作一场变革运动的话它的领导者是皇帝，这个机会失去了再也不会有了。

新京报：那么，第二次错过的机会是？

王树增：我觉得第二次清政府错过的机会是宣布预备立宪。当时宣布预备立宪是9年，这在政治体制变革上是合理的，也不是新发明的，因为日本就是9年。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如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9年的预备应该是不为过的，因为需要一系列的变革，包括行政变革、官制变革，包括进行体制变革，改革生产关系。

但是看一下预备立宪之后的行为，预备立宪有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民意机关的成立。你要迅速成立一个指导变革的权力中枢，这个权力中枢不应该是军机处，它要求全国的政治精英们参加。至少朝廷当中应该有一个变革指导委员会，或者叫变革领导小组，预备立宪领导小组。最后又是利益分配问题，不管是被迫也好，还是有意为之也好，结果基本就是一个军机处，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失算。

既然预备立宪了，就要迅速建立民意机关，结果清廷不这样，惹得立宪派不停请愿，要速开国会。什么叫速开国会？就是你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和平台，清廷不建立这个平台，后来被迫搭起这个平台，平台还是皇族，还是军机处。那么，立宪派就觉得你在欺骗我，你在欺骗舆论，你在强奸民意。实际上，清廷的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在立宪上的优柔寡断，三心二意，那种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把所有的人都推到对面去了。

新京报：第三次机会，是清廷没有顺应立宪派的要求开国会吧？

王树增：我认为第三次的时候，就是经过立宪派的大规模的请愿之后，紫禁城里也有一个资政院了，所谓资政院就是议会的一种前身吧。那时候，革命派已经数次举行暴动，全国的民变已经不断发生了，这时候清政权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但是我们看一看它的最后时刻，它对立宪派的态度和对革命派的态度，丝毫没有让步。如果这个时候清政府迅速在权力分配上做一个巨大让步的话，我估计可能这个政权还不会倒，这是最后的机会，尤其是立宪派第4次请权之后。你要知道第4次请权之后的请权书上，很多督府、很多封疆大吏都签字了。

三次失误中，最重要的失误是第二个，为什么？因为清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了，而且9年的预备立宪每年都有进程，它是有时间表的。后来它只不过把立宪派推向对面，对面的人说9年我们等不及了变成5年，5年也是有时间表的，至少不会导致你政权倒台吧？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执政者，不断失去机会，而在利益权衡上，不断以国为私，在这种欲念的驱使之下，自己走向那个边缘，最后没办法，倒台了。从历史大势上讲，这些人太愚蠢了，其实历史给了很多很多的机会，历史令人扼腕之处就在此。

变革人物 我对袁世凯评价不高

新京报：你在书中如何理解孙文在民国建立方面的历史地位？

王树增：我认为我们应该正确地来谈论孙中山，我认为他还是位伟人。他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我觉得在于他高举了近代中国启蒙的旗帜。他用他的政治理想，给沉闷的近代中国开启了一扇大门。至少他能够唤起中国人对公平社会的一种憧憬，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伟大了。

我特别崇尚的一点是，实际上他的政治理想，除了对西方宪政制度的理解之外，还掺杂着一种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对大同理想的憧憬。尤其是他提出的人民安乐等等这些理念，尤其是他在执政三个月期间提出的人民公仆这个理念，我觉得是有永久的历史光辉的。我特别崇尚人民公仆，天下为公这几个字，我觉得天下为公这几个字是他一生所抱的宗旨，就这四个字他足以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丰碑。你要说人类文明的进步，或人类有一个最终的最美好的理想，我觉得就是天下为公。他给我们中国人一个美好的彼岸，使我们永远地追求那个理想。我们人类文明离天下为公这个彼岸还相差很远。

具体到事件上，我想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评价人物。孙中山他有他的弱点，他的弱点来源于什么？他14岁离开本土，虽然中间有几次回国，但是他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他学医都学得西医，而且他是基督教徒。然后自从流亡之后16年没有回国，他离开本土太远。那么就带来他对中国国情的一种生疏或者叫误判，他离开这个土地时间太久了，这是他一个不可克服的东西。所以说他有些主张和有些行为，是明显地违背国情的，这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比如说关于总统制和内阁制的问题，他回国以后，担任临时大总统，等他面对这个国情和现实的时候，你知道任何人当这个临时大总统都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用纯粹民主的方式来掌控这个国家的政权，至少在近代中国是不现实的。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都主张过，孙中山后期主张过，他说要从军政、训政过渡到宪政。为什么？这是国情。但是我们为什么纠结在此？我又有一句话，就是要想民主先行独裁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他明显地感觉到必须中央集权，才能够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至少有个过渡期。于是谁说也不管用。宋教仁是一个政治上的幻想者，他想一步到位，政党政治嘛！对不对？在某种程度上，孙中山的判断是正确的。不然的话这个民国没法运作，况且那时候所谓的民国是两个政权并存，中国土地上居然有两个中央，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国土都没统一呢。所以他认为，权力的相对集中是合理的。我也认为是合理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当他决定把政权让给北方的时候，他又不希望大权集中在袁世凯这一个人的身上，这是很纠结的一件事。

新京报：袁世凯是很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你觉得，应该怎么样评价这个人他当时的历史功过？

王树增：袁世凯是一个有变革思维的机会主义者，我们应该在这方面给他肯定，否则就无从解释他的一系列行为。他有历史功绩，因为没有他朝廷倒不了台，没有他武昌首义能不能成功都是个问题，因为他大军已经压到汉口了，没有他有没有中华民国的成立都很难说。

但是我对袁世凯评价不高，原因我可以推到戊戌。袁世凯是什么人？从他的家庭出身，一直到他的仕途和人生道路，他和皇权有血脉和基因上的关系。从他引退之后，一直到武昌起义、首义爆发，他的一系列举动都证明他是有巨大实力的机会主义者。他和皇权是有矛盾的，但是他有军权。因为北洋军只认袁宫保，不认朝廷，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和军事网络，这是他的巨大优势，有这个巨大的优势他就可以左右逢源。南方已经建立民国政府了，他居然可以两面都给你逼倒，他可以逼倒朝廷，你必须给我退位，南方你必须给我让位，没有巨大的实力行吗？在整个的社会潮流当中，他又必须接受什么呢？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他不可能接替一个皇帝之位，所以说在这一点上他还顺应潮流。首先他赞成共和，这是一个历史进步，如果他的北洋军要真跟你南方民国政府打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袁世凯复辟是不是他个人的苦心积虑很难说，但是你想想，洪宪皇帝能虚君吗？他复辟要真成了的话他能够走虚君制的君主立宪制吗？

新京报：清廷一开始不让权力，但是最后它发现没有办法维持统治的时候，就选择了和平退位。你如何看待清廷的行为？

王树增：清廷被动退位都不够格。这完全是武力逼宫，你说它有任何办法吗？要是不退位的话北洋军就进紫禁城了。那时候，国家军队都造反了。紫禁城那小朝廷，孤儿寡母的，那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铁良有什么兵吗？有军队吗？载沣有军队吗？他能指挥谁？你指望八旗那点禁卫军？不可能的。说实在的，什么主动、被动，他连被动的资格都没有，到那个时候了，所以说可以忽略不计了。

新京报：你觉得辛亥革命最主要的遗产是什么？

王树增：我觉得最主要的遗产，与其说是一种社会的大变革，还不如说是中国人民思想的巨大启蒙。它给中国注入了变革的思维，它使中国人第一次清醒认识到这个民族要强大，这个民族要繁荣，不走变革的路没有第二条路。

皇权永固，永远是自我循环的那种封闭状态。辛亥革命的最大功绩，我说的是思维上的最大功绩，当然它推翻了皇权，建立了共和，但是它最大的功绩不在这，它最大的功绩是它冲破了思维的屏障，它使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打开一个缺口，虽然不彻底。五四运动的最大意义是什么？就是再启蒙，不停地给中国人启蒙，这种启蒙直到今天。今天的中国人依旧需要启蒙，不要关上这个国门，至少不能关上思维自由的这个门。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也不停在追求变革，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一个例子，这三十年绝对是奇迹，谁也不能否认这个奇迹，我是经历过的人，这是太大的奇迹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变革的路要走，而且必须要往前走，不能迟疑地往前走。积极往前走，这才能逐步接近近代以来所有的仁人志士梦想的这个民族繁荣的目标。只要我们变革的脚步永远不停歇，这个目标就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