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读书的朋友恐怕都有这种体会，一本好书捧在手中，舍不得一气读完却又欲罢不能，纠结间兴味愈浓，心中不禁已生微醺之意。赵越胜的新作《燃灯者：忆周辅成》即是这样一部“令人纠结”的好书。

周辅成（1911-2009）四川江津县李市镇人。国立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并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做研究三年。曾先后在四川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大学担任副教授、教授。解放后曾任武汉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由武汉大学转到北京大学任教至1986年退休。退休前曾经担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等职。其讲授课程和研究方向主要是西方哲学和西方伦理学史。

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赵越胜文笔极佳。之前畅销一时的《七十年代》中《骊歌清酒忆旧时》一文便出自其手，清雅质朴的文字将那段青春岁月里的苦闷与激情化作了一种泛黄的忧伤。这次的新书，赵越胜更加倾注心血，浇灌满腔的温情和怀念于其中，回忆了他与恩师辅成先生相交三十四载的点点滴滴。

辅成先生与辛亥革命同龄，一九三一年入清华哲学系读书。大学二年级即发表长文《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对其时的学界领袖胡适在某些问题上的谬误进行了批驳。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交好的辅成先生是国内最早的康德美学研究者，一生勤勉治学，桃李满门，堪称一代伦理学大家。

越胜与先生相识于一九七五年。在那个既压抑又疯狂的年代里，这一老一少因哲学而结缘，辟出一方独属二人的清静，相互抚慰着彼此那颗同样寂寞苦闷的心灵。在作者的记忆中：先生是博学的，书房中浩如烟海却如数家珍的典籍、信手拈来触类旁通的学识、精辟深刻条分缕析的思想引领着一个开磨床的小青工走进了朝思暮想的文明圣殿；先生又是谦虚的，“我这么个‘基本上是文盲’（父亲语）的毛头小子的问题”也要准备一下再回答；先生是清寒的，北大朗润园内的寓所破旧简单；先生又是大方的，每次吃饭谈天总是先生付钱；先生是儒雅的，开朗安详待人真诚，七十高龄仍为学生的安危与前程奔走；先生又是刚烈的，每遇不义总要愤而疾呼，坚守“语出丹田，而非喉管”的信念。这样一位先生，用一生的时光来践行自己“虽只有半支粉笔和一支破笔，却还想用它来响应古今中外贤哲们的智慧和勇敢”的理想，却也因此而愈发显出寂寞与孤独。作为学生，越胜始终记得先生在“文革”中借给自己“封、资、修”书籍里用来遮人耳目的纸条背后所隐藏着的几十年矻矻求真的一瓣心香；记得先生于巴黎同旧雨新知相聚时那短暂的欢愉；更记得雪夜的北京街头七路电车上先生挥动黄藤手杖依依作别的景象，此后无论多少离散都仿佛此幕的一次次重演。

“先生教我，一无功课，二无课题，只告我应读之书，读后向先生复述内容及我的理解，有不解处由先生点拨。在亲炙先贤典籍的同时，先生将正大的思想、纯正的品位授我，如时雨润物，化而无声。”的确，情怀与德行的言传身教较之于知识的传授更为难得和重要，实乃为人师表的至高境界。尽管辅成先生说过“试看在学问上有成绩的人，谁不是在精神上也是多么伟大？他们何曾是把精神与学问分开？”却从未视己若此，但一言一行足以令后辈心生敬仰。

虽然时常哀叹其难，先生却始终坚信“礼失求诸野”，于是平民性和对人的重视成为其毕生的价值理念。先生喜欢莎翁与托翁，因其对人性的理解之深；先生仰慕东林士人，因其舍生取义之真儒本色；先生推崇戴震，因其体民之情；先生视陶潜为楷模，因其追求精神自由的生活态度；“先生读亚里士多德便尊亚氏的主张‘我们探讨德行是什么，不是为了求知识，而是要求成为善人，否则探讨的努力就全无意义’”；先生读康德，关注的是批判的精义与人为目的的中心；先生读克鲁泡特金自传，“看到一个洁白、无私、坦诚，而为人类牺牲的灵魂”。先生论及人权，认为“仅仅是生命（或生存）与财产，并不能构成神圣的人权。其必须以人格为根基，始能使人权成为不可侵犯的东西；先生写剧本，借秦亡之事以思宪政；先生指点时事，提出问题在于“大人物只关心自己的小事情，而小人物的大事情却没人管”；先生自省其身，“四十年了，中国读书人吃尽苦头，前三十年是唾面自干，自我羞辱。后十年开始想做出点人样子来，给斯文挣回面子。我活不了几年了，再不想任人家拎着脖子耍来耍去了。”

不过先生总还是带着一丝希望和乐观的，“我希望人类终有一股正气来让人类能安静生活下去，可能这也只是希望，但比较合理一点，也许是可能的。”但现实终究没有带给老人他所渴求的光明：一九八七年先生“因故退休”；二零零九年辞世，生前所在学校无一人出席葬礼，清冷得叫人痛惜和愤怒，然而这又何尝不是先生的一种荣耀？

“燃灯者在佛家是指片语可开悟人的觉者。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皆可为燃灯者。辅成先生，不用说就是这样的燃灯者，而且是燃巨烛之人。”能有先生点化和陪伴，是赵先生的幸运；能有此书阅读，是读者的幸运。这不仅是一段催人泪下的师生情谊，也是一部学人相续的心灵史诗，更是一位老学者用生命和心血写下的坚守。

“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愿先生在天堂依旧思索人间。

呜呼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