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新文化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林亨特的《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沈占春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在导言中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些无权、无地位的下人如何会渐渐想象到与那些和他们根本不一样的人同样平等呢？而像杰斐逊这样的奴隶主、拉法叶特这样的贵族，为何能讲出人人有不言而喻的权利这样的话呢？这的确是一个好问题，这两种人的同一种观念是如何发生的，这个早已成为历史的问题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亨特接着说，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人权在当今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第6页）因此，这部人权的发明历史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对人权基本原则的阐释，同时也是把人权问题置放于人的文化变迁、心灵成熟和情感表达等文化角度中进行多学科的微观分析，从而使关于人权的政治的、观念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人性与文化史研究基础上。

在导言中，作者提出的核心问题是权利是如何成为不言而喻的，他说：我认为不言而喻的断言对人权史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此书致力于解释在十八世纪它是如何具有那么强的说服力。（第7页）那么，在十八世纪的西方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关于人权的断言可以不言而喻呢？在第一章激情的迸发中讨论了十八世纪的人们阅读卢梭的《新爱洛漪丝》、塞缪尔理查逊的《帕梅拉》、《克拉丽莎》等书信体小说所激起的巨大共鸣和想象平等，阅读中产生的移情使人们跨越社会地位的界限，对书中人物的心灵品德、自由意志的理解导致对平等意识的共鸣。亨特认为，人权就成长在由这些情感播下的温床。只有在人们学会把其他人看作与他们自己平等、在某种基本的态度方面把其他人看作像他们一样的前提下，人权才会发挥作用。（第39-40页）他认为在十八世纪书信体小说的高潮期与人权思想的起源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而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在情感的共鸣中产生的心理影响促进了人的成长：成为具有内心自我和心灵力量的人，人权只能和必然会出现在这样的人的心上。

如果说在文学与人权的不言而喻之间还有一种心理作用的转折的话，那么作者在第二章所讨论的酷刑问题就更为直接地指向了人权。1762年在法国南部发生的让卡拉斯酷刑事件促使伏尔泰撰写和出版了《在让卡拉斯去世之际论宽容》，他在书中首次用了人权的表述：不宽容不可能是人权，在这里他抗议的是宗教的不宽容成为法官的执法动机，从而侵犯了人权。但是随后在他对此案的继续关注中，他越来越猛烈地谴责酷刑行为，到1769年他把酷刑添加到他的《哲学词典》中（第52-53页）。其实早在1754年，普鲁士就开始废除酷刑制；在十八世纪的下半叶，瑞典、奥地利、法国、英国也先后废除了司法酷刑制度。除了美国医生本杰明拉什说的那句话（他们亦是血肉之躯）所表达的强烈同情之心以外，对酷刑的谴责和废除之声更重要的还是来自于以意大利青年贵族贝卡利亚为中心的思想精英的启蒙工作，把反对酷刑与人权的观念联系了起来。在这一章，亨特还从十八世纪的肖像画、音乐和戏剧表演等艺术领域中分析了个人独立观念的成长，这种联系无论在艺术史研究或酷刑研究中都是令人料想不到的。

关于人权必须通过宣言来陈述，亨特在第三章对宣言作了文体渊源和实质意义的分析。他指出权利宣言不是契约、不是请愿书，而是对来自人类天性的、不可剥夺的人权的宣告。由于这种人权是自然存在和不可剥夺的，政府只能通过对它的保障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否则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这个政府（第85页）。在亨特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看到，在宣言确立之后，按照宣言的逻辑而启动的、从宗教到身份性别权利的人群扩大浪潮就必然要发生，法国大革命揭示了人权的内在逻辑；无论对权利的期待如何被遏制，人权的观念永远也不会消亡。

然而，比起在权利扩大浪潮中受到的挫折，更严重的挑战来自于十九世纪的专制复辟与民族主义思潮。亨特认为民族主义者在初期还以民主、自由这些口号来获取民族归属感，到后来就从左翼向右翼发展；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交织在一起，成为反对人权的新势力（第141页）。除了民族主义思潮与人权思想的冲突以外，作者也讨论了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与人权思想的关系。最后，在二战中暴露出来的惊人罪恶使相关统治者可以被判处反人类罪，人权问题在这时被提到联合国宪章的层面上讨论，联合国大会终于在1948年12月10日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为什么要发表这份正式宣言？因为它在序言中断言：不尊重和蔑视人权已经导致了骇人听闻的行为，这些行为已经激怒了人类的良知；亨特深刻地指出，与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相比，新的宣言没有了无知和忽视的字眼，因为来自政府权力的摧残人权的残暴行为早已不可能是因为无知或纯粹的忽视了（第155页）。亨特问道：直到今天，酷刑和种族清洗仍然存在，难道人权失败了吗？（第159页）我们也应该询问的是：难道我们耳闻目睹的摧残人权的残暴行为还太少吗？当我们为人权遭到践踏感到震惊时，我们应该想到拉博圣-艾蒂安提出的问题：什么是不再可以接受的？问题是，在思考之余，我们是否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公开表达什么是不再可以接受的呢？

仿佛是为了回应这个问题，我翻到了台湾作家杨照《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9月）中的一篇，《面对不义，不能保持沉默》。里面谈到了哈夫纳写于纳粹统治时期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周围的人那么容易就被没有道理、没有品味的纳粹收买、胁迫了，他们纷纷选择沉默来应对纳粹，只剩下哈夫纳一个人坚决地要跟纳粹周旋到底。保持沉默不反对不反抗的人，都赞成都支持纳粹吗？不是，多少人跟哈夫纳一样，清楚明白纳粹的不对劲，可是他们决定隐藏、掩饰自己不对劲的感觉。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要隐藏和沉默呢？作者没有讲，我们却太容易理解了，不就是在强权下的趋利避害吗？作者继续说，在那个关键时刻保持沉默，是让纳粹取得政权的最大助力。在不对劲的社会里，选择沉默，是件可怕的事。（第335页）因为先前的沉默，到最后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也只能沉默，这当然是面对不义，不能保持沉默的重要理由。但是，今天的情况远不是这么简单、明了的。由于每个人生存空间的多样复杂而导致观念与情感的歧见纷呈，也由于信息的爆炸和真伪混杂而造成的疑虑不定，更由于高密集度的负面新闻锻造的心灵麻木，什么才是不再可以接受的不义本身成了要追询的最大的问题。而沉默也变得复杂了：在私下没有谁是沉默的，只是言说的圈子比较固定，这种被允许的不沉默与桌面上的沉默形成了默契；公开的不沉默也分为多种的不同表述、多种不同的功用和在多种语境中的允许或不允许的可能性，不沉默不再是反抗的同义语。因此，什么是不再可以接受的不义，什么是不再可以接受的沉默，这个问题是通往开放社会的首要问题。

回到杨照这本书，梁文道说它是用故事去观看社会、分析政治，是在具体实践的层面宣讲做人的道理（《杨照的伦理寓言》），说得很对。杨照原是对台湾人讲故事，以照亮台湾人的未来。梁文道说，大陆读者一样需要，甚至更需要听听这些故事，也说得很对。为什么？理由当然很多，其中之一可以回到亨特提到的那个核心问题：因为他们也是从弄清楚什么是不再可以接受的不义的历史中走过来和走向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