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1930年出生，历史学家、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作品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等；译著有巴尔扎克的《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薇拉·凯瑟的《啊，拓荒者》，阿兰·德波顿的《哲学的慰藉》等。

坚持自我启蒙，坚守道德底线

新京报：在1980年前后，您突然转型，从外事机构转入研究机构，这是酝酿已久，还是有什么事情触动了您？

资中筠：年近半百，我对送往迎来的工作有点厌烦了，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外宾来之前做方案，来以后陪着人家参观。我觉得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自己将一事无成。因为性格原因，我一直希望到一个相对来说不要处处服从上级意志的地方，有时你的领导还不一定比你更加智慧，所以我很向往在自我不受限的环境里做学术研究，相对来讲是比较独立的。

有一件事情触动我很深。大概是1979年，我生病需要动手术，在被推入手术室之前，我想假如我就此离世，连“赍志以殁”都没有，因为我没有未完成的事情。所以痊愈之后，我想自己一定要做一些事情，至少突然离世时还可以写“赍志以殁”。我开始写作时，第一篇就是写太史公，我很欣赏他，之后，对知识分子责任和命运的讨论，经常成为我的写作主题。

新京报：您年轻时所接受的是中西并重的民国教育，但为何1949年之后，您也突然变得偏激，迅速接受了一套新的社会理念？

资中筠：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在《知识分子的道统和启蒙》里面最后一部分阐述了这个问题。1949年，我十九岁，很幼稚，没有接触过真正的社会和社会科学。但是老一代有自己思想体系的人，也非常狂热地愿意改造思想。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大体上是在爱国情怀与强国梦想推动下，看到新时代的希望与光辉，看到新政权的务实和清廉，就趋身向前步入其中。具体而言，1949年之前，中国通货膨胀非常厉害，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新的执政者在经济的调控上很成功，很得人心，像我父亲这样的银行家，也对新政权很拥护，还有很多大师级的教授都批判自己多年的成就，这不是用一句简单的话可以解释的，非亲身经历不能理解。我希望你再细读“道统”一文中的有关这部分，是我迄今为止想清楚的对主客观原因的分析。尤其对于年轻人而言，父辈的阶级身份已成定论，而我们可以改造成新人，因此充满希望，现在看来有悖人情，当时确实符合情境与逻辑。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全民深刻地反思，现在还远远不够。

在夹缝中仍需保持人格独立

新京报：理念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有时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资中筠：是的。我算是明白过来了，但是还有好多人至今没有明白过来。

我现在觉得，顺从是有心理的基础的，在特殊的年代是如此，在正常时代也是如此。我在日常生活中就会遇到这样的朋友，明明心里非常反感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因为大家都在做，怕被人家说，就压制内心的反感顺从着做了。也许是很小的事情，但你想在并没有多大风险的普通事情上都有这样的从众心理，何况是在狂热的年代呢。

我由此想到社会生活中的很多层面，对于不正义不道德的事情，大家选择合作或顺从或默认，而不加以抵抗，除了权力的逼迫之外，其实也是从众心理在作祟，在一种类似舆论的压力下放弃抵抗，不敢特立独行。

新京报：坚持自我，特立独行，都不是易事，但是顺从容易作恶，如何才能防之？

资中筠：我最近在重新阅读《论自由》，约翰·穆勒说，为了自由，需要抵制的是两种力量，一种是专制政权的力量，而还有一种是社会舆论的力量，在正常社会，后者特别需要警惕，就是说当大家都这么做这么想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力量，威胁到个人的自由。

我有过这样的思考，在日本侵略的时候，假如一个人被抓去了，哪怕严刑拷打，他也能顶得住，因为他坚信自己是正义的，而且如果他做了叛徒的话，全国人民都会谴责他，因此他的爱国与正义，也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得以巩固的。反之，如果舆论支持的是非正义的一方，人在它的压力之下就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因为反抗会使自己限于孤立的境地。

所以在夹缝中保持人格的独立很重要。而且，很多时候，抵抗的代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都有责任逐步推动形成一种支持善、反对恶的舆论环境。

人需要自我启蒙

新京报：在回归自我之前，您也曾一度“迷失我心”，关于这段经历，您至今涉笔不多？

资中筠：我现在还没有时间写到自己在反右文革时的状态，这个是一言难尽的。对于我个人而言，因为工作关系，在反右最激进的时候，我不在国内。文革期间也下干校，等等，但是时间比较短，因为赶上中美破冰的契机，国家的对外事务还是要展开，我的工作生活还算比较平静，每天上班下班。当然，我当时是很幼稚的。到文革中期才觉醒过来，开始有所怀疑，开始对某些做法消极抵制。

我有时候想，如果1957年大鸣放时，我不在国外而在国内，以我直率的性格，我肯定会说些真话，然后很难逃过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如果那时逃脱，而在反右运动高潮时回国，我很有可能变成反右积极分子。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幸运，两边都没有沾到。特别是后者，会伤害一些人，使我现在充满后悔，想想很可怕。
在我自己觉醒之后，我就坚守自己的底线，遇到一些事情坚持消极不合作的姿态，不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明白和不明白是不一样的，有些事情其实是可以做到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所以我说人是需要自我启蒙的。

新京报：您写的文章，虽然都有一个指向，那就是祛魅与启蒙，但内容涉及多个领域，非博览群书不可。

资中筠：我写的很多文章，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发。但至于我的阅读，恰恰相反，我现在觉得自己读书的时间太少了，很缺安静连续的阅读，总是在杂乱地阅读，比如各种杂志、网上传来的资料文章，资讯很灵通，但完整的阅读反而少了。许多书是以前读的，现在很少从头到尾看完一本厚重的书。加上有很多文章要写，还要比较被动地接受媒体采访以及各种讲座。我总想静下来闭门谢客好好看书，还想写回忆录，现在写了一半还没写完。觉得自己应该静一静了。




【致敬词】

资中筠先生虽已年逾八十，对心灵自由、思想独立的追求犹似壮年人，年事渐高，对现实的关怀，却愈加真挚强烈，越是敢于对现实社会发言。这套资中筠自选集中的文章，大多写于资先生正式退休后，少有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而多是感时忧世的正直，针砭时弊的犀利，洞观时局的睿智，忧国忧民的悲悯。最近几十年的社会重大议题，从国内到国际，她几乎都有著文讨论，其中振聋发聩之言，发人深思，令人敬仰。资先生对知识分子之责任的担当，对人之尊严与价值的诠释，对社会正义的呼唤，已在年轻一代的精神家园中，立成一座灯塔。

我们致敬资中筠先生，是因为她择善固执，在喑哑的时代，不惮为启蒙招魂，为理性与道德正名，“健笔意纵横”之后，是悲天悯人的胸襟，“修辞立其诚”之上，是文以载道的骨气。

这本书 散文随笔的完整梳理

这个自选集不包括我的译著和专著，就只是我平时写下的散文随笔，我从1980年开始写随笔，最早的随笔集是我和陈乐民的合集《学海岸边》，由沈昌文先生主持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个集子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第三个是《斗室中的天下》。这些书现在很难买到，正是如此，出版社找我商量是否重印，我想这些集子当时出版的时候并未考虑内容的分类，只是简单地成集出版，里面有些文章部分内容有所重复，没有全部重版的需要。所以我就决定做一个完整的梳理，把已出版的以及尚未出版的文章，进行分类整理，最后共得五卷，“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这不是严格的分类，有很多交叉之处。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

这套书的名字就叫《资中筠自选集》，就是我自己经过筛选的，那些我觉得也许有读者愿意看的。被我自己删去的有两种文章，一种是事过境迁，当时之论已过时。还有一种是同一主题，开始写得比较浅，后来自己又发展深化了，内容有重复，舍前者而取后者。学术性资料性比较强的，也没选入，因为另有专著。

这一年 关注年轻人的成长

2011年，我的活动比较多，做了很多讲座，也有不少采访。之所以接受邀请，是因为我很关注年轻人的成长。其实我的读者，开始都是老人，他们读完我的文章给我打电话写信，因为经历相同，思考的内容相似，他们觉得特别有共鸣。但是，要思考，要讲话、要做成事情，希望还是在年轻人身上，不能老靠八十岁以上的人说真话。讲座一般的听众，都是中青年，不管我讲的内容是否为大家所接受，但总会有一些交流和好的影响，我自己也可以从中了解年轻一代人的思想状况，以及他们关心的问题，所以觉得牺牲一些时间去做这些事，也有其价值。

这一年，我的写作思考围绕着这些方面展开，一个是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从2008年欧美的经济危机以来，中国人突然多了很多骄虚之气，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特别是布热津斯基提出G2这样的概念后，中国人特别高兴，觉得我们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当时有媒体甚至写“中美共治世界”，我觉得太离谱。因而我致力于“中国模式”的祛魅，第一，对于中国现状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模式不可恃。第二就是清醒认识美国以及外部世界，中国和美国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不是短期内可以缩小的。

自从去年关于知识分子启蒙这个问题提出之后，很多人希望我能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我谈启蒙就比较多。另外还有因所谓“软实力”和“国学热”的兴起而引发的对文化复兴的思考。

还有一个领域是公益慈善事业。这部分文章没有收在《自选集》中，而是加入一部专著《财富的归宿》，恰好这本书第三版修订版也刚由三联书店出版。

这一代 在迷失之后觉醒

我并不能代表一代人说话，而且我觉得自己在同代人中，并不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我比较幸运，现在还能读书写字，大多数人身体没有我那么好，可能已经在颐养天年，来不及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的老师辈，经历及所受教育，有相同的地方，对一些大的问题的看法，大致相同，概括起来就是先自我完成，后迷失自我，然后回归自我。

具体而言，1949年之前，接受的是五四延续下来的宣扬“民主、科学”，还有“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1949年之后怀着诚挚之心接受新政权的改造，接受了阶级斗争的理论，甚至接受了以“阶级性”代替人性。从此在政治风暴中沉浮，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然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开发，慢慢觉醒，回归自我，当然也有人始终没有从迷失中走出来。

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说有什么突出的特点，我觉得是，我们所受的基础教育与后面几代人不同，当时的教育是中西并重，有自由民主的熏陶，也有传统个人道德的教养。所以我说我们有一种底色，中西交汇且兼容，有“德先生”、“赛先生”的身影，有“君子不为也”的道德正义。

我上清华的时候，贫寒子弟很多。当时国立大学是不收学费的，大家都是凭成绩入校，所以门槛较高。家境困难的还可以申请助学金，甚至全免伙食费。学校风气很朴素，即便是富家子弟，也不敢炫富，那时在校园内穿着讲究，是会招人哂笑的。虽然当时官场有腐败之风，但还没有弥漫到一切领域，特别是校园还是一方净土。普通人家基本上还是笼罩在传统的价值伦理之下，特别是知识分子，很崇尚不畏权贵的清高，不在高官面前摧眉折腰。受传统文化的约束，那时的官员，也不得不做礼贤下士状，对读书人还要敬三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风气之下长大，因此，在迷失之后觉醒，还有一方精神家园可以回归，有基本的善恶是非观念，有可以坚持的操守，是为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