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凡一时代的文学风气发生新旧嬗变之际，首先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往往是一两家期刊。究其原因，不外是领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以单个的声音呼吁社会毕竟微弱，非黄钟大吕不足以惊醒被传统观念麻痹的心灵；而知识分子的高头讲章在这种社会心理普遍浮躁的情况下不仅难以产生，也难有被普遍接受的条件。在这种状况下，惟期刊杂志以周期的快与相对的持续性、思想的新与阵容的相对集中性，以及信息的多并能容纳一定的学术深度，成为得天独厚的时代骄子。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与思想启蒙的关系、20年代《小说月报》《创造季刊》等杂志与新文学创作的关系，30年代《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关系，以及50年代香港的《文艺新潮》和台湾的《文学杂志》《现代文学》等杂志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直接推动港台文学的发展之关系，等等，都可以看到这种期刊杂志对文学史的作用。若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文革后中国文学发展与期刊的关系，我觉得其关系最大、影响最重要的，倒不是当时那些质量平平的文学期刊，而是有关外国现代文学观念引进和介绍的刊物——我想说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艺》杂志。

这个杂志创刊于1978年的下半年。当时思想文化界的背景是：中国文化艺术界刚刚从一场噩梦中惊醒过来，战战兢兢地向异域文化打开了门窗，让奇异的风重新吹进已被愚昧折磨得满目疮痍的心田。那年5月1日，全国新华书店出售经过精心挑选的新版古典文学名著《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等，造成了万人空巷抢购的局面；而共时性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却没有获得这样的光荣，它暂时还是一个被人因无知而需要小心回避的文化黑洞。但是对经受了残酷与绝望不亚于二次大战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一时还难以从巨大的理想破碎和荒诞人生的打击下缓过神来，他们急需从世界的普遍经验中来理解他们自己的处境以及如何感受这种处境。自然，在一阵阅读狂喜过后，他们——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像我这样正在大学里求学，正在逐渐地步入知识分子行列的浮躁的年轻人——很快就不满足于那些遥远而美好的古典名著。我记得在1978年秋天的一天，天色因多雨变得晦涩，我像往常一样走进复旦大学，校园里到处弥散着骚动和热烈的气氛，远到北京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近到课堂上围绕同学习作引起的争鸣，把校园空气感染得十分焦虑。我在那一个早晨心有所感，以为会发生一些事情，这种感觉在当时并不奇怪，几乎每一天的校园里都会获得新的消息和刺激，只要你愿意知道。但是这一天还是平平常常地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在回家的路上我去看了一位朋友，她的妹妹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我过去几年里常托她买《摘译》之类内部发行的杂志，也托她买过一些紧俏书，这一天，她给我带来了一本新出版的杂志，就是《外国文艺》的创刊号。

我至今一想起自己的思想学术的道路经过时对这份杂志还是充满感激。它在以后的几年中一直陪着我度过了大学的思想生活。后来看的书多了，也不太爱惜，又搬了几回家，许多订阅的杂志都丢失了，但这份杂志头几年的刊物依然被保存得好好的，跟随着我四处迁移。我感激这份杂志是因为它在那个亟待精神营养的时代里及时地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的艺术界，或者更准确一些说，是把我融化到这个世界里去，以致使我发现了自己心灵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新世界：一种属于现代社会环境里的精神状态。在我们还处于蒙昧状态时我们并不是不会感受，只是我们无以名状这些感受，也无以对应这些感受，于是我们会感到恐怖。如果一旦有种思想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人都在感受着与我们相同的苦恼和焦虑，或者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本该就是这样感受着苦恼与焦虑的，那么，我们突然会对自己拥有了崭新的理解，原来像是打量一个陌生人那样的眼光会变得温柔，因为你最终发现了这个陌生人就是你自己。不是那个陌生人不存在，而是你没有发现；就像是现代主义思潮以并不孤独的方式传达出“人是孤独的”信息，但人之孤独是早于现代主义思潮就孤独地存在了。——这是我从《外国文艺》的创刊号里获得的一个感受。

现在我重新打开这本纸色发黄的杂志，创刊号上的目录仍然让人耳目一新。除了前面一组应时的专家笔谈外，主要内容有日本川端康成的短篇小说《伊豆的歌女》和《水月》；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的四首抒情诗，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和美国约瑟夫·赫勒的长篇小说《第22条军规》的选译，看得出这期目录是经过编者精心设计的，从东方到西方(空间)，从20年代到60年代(时间)，从剧本、诗歌到长短篇小说(体裁)和从现代到后现代(内容)，可以说是相当丰富和全面。也许很难说这些作品代表了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经典，但其以新颖的审美观念传递出当代外国文学的面貌，因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接受外国文学一直停留在古典欧美传统文学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围之内，并以此作为文学创作的参照系，现在一道神秘的门终于悄悄地打开了，新的艺术世界第一次不在被批判的视角下展开了自身的魅力——我没有用西方现代主义这个名词来规范这个世界，是因为我认为这个艺术世界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某个思潮流派的局限，它涵盖了现代人在当代处境中的某些精神特征。也许从以后的创作发展来看，川端小说中所含的精致的颓废情调与赫勒的黑色幽默风格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更大一些，前者对贾平凹的小说审美观念的构成可说是履痕处处，而后者，则启发了80年代中期的一大批年轻的实验小说家。但回忆起我自己在当时的阅读心情，更加着迷的是蒙塔莱的诗与萨特的剧本。前者的翻译者是著名的意大利文学专家吕同六先生，后者的翻译者是复旦大学外语系的林秀清教授，这两位翻译家的作品，我以后还读过许多，但让我最感动的，依然是《外国文艺》创刊号上的两个作品。

其实我并不懂诗，何况读的是译文，无法从《英国园号》那种语言里感受音乐，但它却唤起我的“心”对音乐的感受，使我一下子产生联想的是中国古典诗歌里以形绘声，用昆山凤凰、芙蓉香兰来形容音乐的奇诡意象。诗人用了这样美丽的句子：一抹晚霞，仿佛纸鹞横飘高空；朵朵行云如飞，仿佛埃多拉迪国，时隐时现的城门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