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打捞”周作人

11卷、7000页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将作为“译人”的周作人重新还原。这一次是周作人译文的原貌与全貌。编者打磨掉当时时代的局限与遮蔽，让周作人的思想与观点得以真切呈现。

直到现在，周作人仍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但无论怎样，他在翻译领域的成就恐怕要被许多研究者重新评判。11大卷、总计7000余页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将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版。

这套书囊括了目前所见周作人所有译文作品，包括近三分之一自原书面世之后数十年来一直持续绝版的内容，更收录了一万余字从未面世过的译作、日本“落语”(相声)《瞎子做梦》。

文集中所收书目翻译时间从1905年到1966年，横跨周氏的大半生。而对它的整理出版，也让周作人研究者止庵从30余岁忙活到50岁。

正如周作人淡朴典雅的译文，这套书最后的呈现方式极为朴素：没有页眉、添加的插图；没有总序，只有一个说明性质的凡例。“编者应该集中精力在编上，而不是在论上。”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编书主张“不要妄改”。15年来，止庵根据周作人手稿将过去出版中的删减和改动一一恢复，希望以此呈现周作人原本想呈现的面目，并让读者和研究者能看到译者极富见地的注文，读出周作人不那么正统的、“在野不在朝”的选目趣味，以及带有批判色彩的个人思想。

恢复周作人译文

15年前，止庵在读《知堂回想录》时，注意到周作人曾经翻译过一本《希腊神话》。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为文化基金会翻译这本2000年前的著作并赚取稿费，成为周作人能够留在北平的理由。此后，这本书几经重译，波折不断。而1966年，他最终在遗嘱里写道：“但是阿波[罗]多洛斯的神话译本，高阁十余年尚未能出板，则亦是幻想罢了。”

止庵十分奇怪：又40年过去了，为什么这本书一直没能出版？

他找到周家，惊喜地发现这本书的手稿其实还在。199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打电话到周作人家里，告知他们要清理所有存稿，通知家属过去拿周作人的手稿。

1949年以后，周作人为上海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做翻译。后来出版归为国营，他的译稿都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也成为这里的特约翻译，译作也通过这里出版。由此，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保留着周作人的手稿。这些手稿被周家人从出版社取回了五六千页，但是《日本狂言选》的增订本和5万多字的部分《平家物语》译稿丢失了。

止庵想，天底下就这么一部《希腊神话》手稿，万一有什么变故遗失了怎么办？他开始联系出版社，整理书稿，使得它最终在1999年由对外翻译出版社出版。

他本以为大功告成，不料两个朋友建议他重新出版《伊索寓言》——到那时为止，只有周作人译的《伊索寓言》是最全的全译本，后来的都是删节版。

止庵又跑到周家翻手稿，却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伊索寓言》跟手稿相比不大一样：注释被删节，正文也有改动。

在那个由编辑意图主导下创作出来《红岩》《苦菜花》和《铁道游击队》的年代，周作人的书境况也相似。在止庵看来，《欧里庇得斯悲剧集》被删节得“面目全非”；《平家物语》里直译的日本古诗歌在1984年版中甚至被编辑改成七言古体诗，“完全变成另一个翻译文本”。

“按周作人旧体诗的功力，要写七言诗，也完全可以比这个写得更好。”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改动没有什么意义和道理。他当时应该很不高兴。”

从那时起，止庵着手把原来的编辑改动去掉，重新将译作按手稿整理恢复，陆续出版。

2007年，他在一次活动上遇见世纪文景公司总经理施宏俊，提出自己想要进一步出版周作人译文全集。这类全集市场小、印数少，但是施宏俊还是一口答应下来，“我们希望挖掘一些老的学者著作出版，做一些学术和文化上的积累。”施宏俊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出版全集的工作量巨大。止庵除了把自己十年来出版过的部分重新校对，还得把1905年起的周作人译作找齐，包括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零散单篇译文和在香港出版的作品等等。在周家的帮助下，他们还复印了一些图书馆不外借的孤本。

最麻烦的是，止庵必须对底本加以甄别，并参校他本。到底采用哪个版本，他要根据手稿和各个版本考虑再三，有时甚至还得找来日文原著参照。

为了让这套书保持一致性，止庵参照周作人的标点方法——不用顿号、惊叹号、冒号，将几篇只有断句的文言文译作标上标点。这项繁琐的工作翻来覆去做了好几遍。

更难的是把结构不同的几十本书和零散文章编排成为一个合理的整体。为了几级标题、体例顺序，止庵与责编张铎进行了无数次讨论。

2011年底，二人花了足足四天，把7100余页清样又翻了一遍，松了一口气。《周作人译文全集》的出版终于接近尾声。

吊诡历史下的高产译者

1905年，周作人从翻译开始了自己的整个文学生涯。他跟鲁迅合作以文言文翻译《域外小说集》，五四前后又译了《点滴》等，内容多为东欧等“弱小民族文学”，都是人道主义和现实题材的作品，还有意识地涉及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各种门类，对当时的短篇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直到1920年代中期，翻译作品才开始减少。

日本侵华后，周作人“附逆”一事成为他的一个大污点，他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掉入低谷。1945年他被捕入狱，郑振铎即在《惜周作人》一文中写道，应该“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

而在入狱前，他其实就已经表示过自己愿意“折笔改业为译人”。1947年，周作人在监狱里重新开始翻译。即使政治上有问题，他还是在1949年以后正式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并以此谋生——当时没有几位懂古希腊文的人。

1950年，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登门拜访周作人，请他翻译《伊索寓言》。后来周作人第一本译作出版，就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帮忙介绍的，巴金又给他担任校对。

其实，1953年，法院判决剥夺周作人政治权利，“按理来说他没有写作发表的权利，但法令根本没执行，”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胡乔木、周扬、郑振铎等文艺界领导对他古希腊和日本古典文学翻译方面才华的承认，让他得以译书出版。”

就这样，1949年以后的周作人迎来了他翻译的第二个高峰期。到1963年，他用“周启明”一名，陆续出版了十余部书。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周作人的一些译稿也未能出版。

周作人曾想翻译井原西鹤的《西鹤一代女》(即《好色一代女》)，出版社觉得有一点涉及色情，不敢出版，他也就搁置下来。但总的来讲，他的翻译工作还是有很大的主动性。他曾在出版总署出的一个杂志上写过翻译计划，参与讨论应该翻译什么样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经常拿整个出版计划请他提意见，周作人俨然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周作人对自己晚年的工作相当满意。1966年，他在给许的信中提及自己当年滞留北平一事，“可是我也并不后悔，不但是后悔无济于事，而且现在这十多年来，得以安静译书，也是我以前未曾有过的境遇。以前以教书为职业，没有余暇做翻译的工作，现今是工作与职业合一了……”

这成为一件极为吊诡的事情——到现在为止，周作人“附逆”一事仍是他的一个重大污点，但其客观结果却歪打正着：周作人因此在建国后“不仅被边缘化，更成为边缘以外的一个人”，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却反倒得以安心译书。

彼时，他每个月领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200元稿费，生活不坏，更重要的是躲过了一场场政治运动。“右派、右倾都定不到他，因为他的身份比那些还严重。政治运动对他基本上没什么影响。”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64岁到81岁，周作人连著带译将近600万字，在如今的11卷译文集中占到8卷多——以现在的眼光判断，这些文字并未受到当时的时代局限。如果没有发生文革，周作人还有可能继续译下去。

而跟周作人同代、或后几代知识分子却远不及他“幸运”。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一波波政治运动使得包括茅盾、巴金等人基本上都没有值得一提的文学成绩。

解放前，曾有人动员周作人离开大陆。“他要是真离开可能也有问题，比如他在香港、国外，翻译古典文学谁给你出版？谁给你钱？他有可能活得比在大陆好一些，但他可能只会在报纸上写连载文章谋生。”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止庵常常想，假如周作人没有“附逆”，以他那种自由主义的思想，1957年肯定会被划为右派；如果没有“汉奸”的身份，他也许什么都干不出来。这个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特殊文化现象成为止庵整理这套书时感觉最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知堂晚年定论”

《周作人译文全集》的责编张铎万万没有想到这套文集会做五年。他接连在网上预告了好几年，可每次都无法完成。两年前，一个迫不及待的读者甚至自己编了书号和页码、定价，找了个封面放到网上，假称该书即将出版。

虽然文集标价高达1880元，但还是受到了很多书迷的热捧，因为11卷作品大多都是国外经典，一直保有极高的阅读价值。

1950年代，《俄罗斯民间故事》《乌克兰民间故事》两本书在香港出版后，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他专门买了来读，并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大陆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了。直到现在，很多作品都还没有可替代的中文译本。一本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的《枕草子》在二手书网站“孔夫子”上已经叫价1500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书还代表了中国新文学第一代翻译家在翻译上的实践结果。《枕草子》等作品之所以拥趸众多，主要是由于周作人的译法得到很多人的喜欢。他是个散文家，对白话文掌握毋庸置疑；而作为直译派的先驱，他主张“少发挥”。

此外，他译作中的注释量基本与翻译量相当，其中包含很多古希腊和日本知识。这跟当时翻译界和出版社的一些理念发生了冲突，古希腊文学学者罗念生认为注释太多读者不爱看，一定要减少；而周作人坚持读者可以不看，可译者必须注出来。

“很多注释实际上是研究性的，”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曲折地表达其所知、所爱和所想的一种努力。”

跟很多人一样，止庵一开始对于周作人的翻译成就并不重视，但他渐渐发现，对“著译不分”的五四人来说，翻译是正业；正如鲁迅在去世那一年还在译《死魂灵》，周作人翻译的很多书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不读这些译作，基本就不能理解周作人。

在自我表达方面，将近五十万字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尤为突出。1965年4月，80岁的周作人在遗嘱中写道：“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止庵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让他另眼相看，是由于里面“有他一生的思想”。用古希腊文写作的路吉阿诺斯生于公元2世纪，其作品集中批判了自古希腊以来的文明弊病，比如对伪先知的批判。

“这种思想就是周作人自己的思想。”止庵说。周作人是个思想很激进的人。他1919年所作的《思想革命》和《祖先崇拜》，就是讲过去所有的规矩、道德都是可以重新衡量，包括他的“附逆”，严格来说也是基于这一思想——他认为气节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具体做什么事。

“研究周作人，不能离开这本书。”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可以说他其他的翻译作品有文学价值，而这本书有文化价值和思想价值。”在一篇文章里，他曾评价《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可视为“知堂晚年定论”：正是通过这本译作，周作人才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表达。

止庵将周作人翻译此书与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作类比。在1960年代意识形态如此强硬的时代背景下，两人都要借助一个特殊的方式来说自己的话。他们都找到了各自婉转曲折的表述方式，这也许是一种幸运，但这其中包含着太多无奈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