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晚报：新作《郁闷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有何关系？

梁晓声： 《郁闷的中国人》 更立足捕捉当下中国人最真实的体验，谈了历史，也预言了未来。《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毕竟是１３年前的思考，那时各阶层的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的心态写真和今天相比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譬如，那时代的草根阶层的社会意见就很难在书中得到展示，而１３年后，博客、微博等“短、平、快”的“意见表达”迅速登陆，主流传媒对某事件的报道甚至都要引述网络上的公众态度。 所以，这本《郁闷的中国人》来自于对社会情绪脉搏的最真切的感受，要将“阶层分析”的遗憾一一补足。

深圳晚报：您创作了大量作品，最终意义是什么？

梁晓声：我一直奉行“文学要使社会进步，使人的心性提升”。人类是地球上的高级动物，与普通动物相比，如果心性不得到提升，人类甚至可能是地球上最不好、最凶恶的动物。人如果没有经过文化孵化的话非常凶恶，非常残暴，报复心很毒，贪婪心很大。最近讨论的活熊取胆实在残忍万分，之前还有活蒸娃娃鱼，泥鳅穿豆腐，这些都是坏掉的心性。文学的终极意义，就在于使我们心性变得更豁达、更开朗，更善于自我化解忧愁、化解烦闷。

深圳晚报：娱乐化时代还有必要坚持严肃的人文教育吗？

梁晓声：娱乐本身没有错，但那一定要建立在人文价值观普及落实的基础上，展示想象力的娱乐主要表现于两个层面：一个是想象力向外的激发，《阿凡达》就是超前、超一流的一个想象力的激发，包括高科技介入，也是属于想象力的一种呈现；一个是向内的激发，如心理现实主义，精神分析现实主义等。文艺家所看到的西方的社会，这些问题都交给议会了，文艺家只负责国民的精神状态、心性状态，其前提是一个稳定、顺畅的社会管理结构。我们的文化任务完成了没有？答案显然不容乐观，因此，价值的意义一定要大于娱乐的喜感。

深圳晚报：您如何看待韩寒与方舟子的争论？

梁晓声：我很奇怪，关于“代笔”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广泛的讨论？最初的时候，我是比较欣赏韩寒的，说这个话的时候，是韩寒刚出现在文坛。我觉得在八零后中有这么一个青年，他开始体现出不只局限于个人经历，而是对于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各种关注和意见表达，这是我欣赏他的一个前提。第二，这样的一个青年一旦产生，那么他作为一个青年个体也要生存，将来也要结婚、养育子女，需要有房、有车。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有一些商业性的色彩介入到他的各种意见表达中来。这就使我们非常困惑了，不能厘清他的哪一种意见是较为纯粹的社会意见表达，而哪一种意见是要形成一个商业概念，或者形成一个商业的热身。方韩事件，我毕竟不是十分清楚，然而这件事本身，在国外应是不需要那么多人卷入讨论的，很难说这些恩怨是非能够在主流媒体上持续如此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