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万雄有鉴于“中国人越来越多，但人物越来越少”，记录他亲炙沈从文、启功、牟润孙等学者的大家风范。

创立香港新亚书院的国学大师钱穆，曾在他晚年最后一堂课中说过：“不要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要在时代的变迁中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然而，钱穆已去世多年，当大家为没有人继承钱老先生的思想叹息和担忧之时，陈万雄默默地完成杂文集《读人与读世》，教人们读道统之典范，让潜德之幽光得以弘扬，使钱老先生的理念不至于无以为继。

《读人与读世》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刻划一批陈万雄在编辑生涯中遇到的文化学者，包括沈从文、启功、王力等的大家风范。中篇主要描写他在新亚书院求学时期遇到的恩师，怎样启发他的承教之心。下篇则以“历史杂说”为题，阐述了他对史学大家们的尊敬之心，并收录他为一些书籍撰写的序言。

中国在现代化的转型中，饱受西方文化冲击，社会道德价值观迷失。陈万雄正想用文章细导人心，“中国人越来越多，但人物越来越少”，他又觉得书中描写的道德典范，即使没有为道德而舍生取义，但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很值得我们欣赏。把这些道德典范事迹记下来，最少可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纪录，即使现时、甚至下一代的人做不到也好， 都可“发潜德之幽光”， 让年轻一辈发现社会上曾有过这些人物，做过一些好人好事。

陈万雄之所以能保持着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是因为他有感自己受恩于新亚书院，并驱使他选择学术研究作为终身职业。同样是新亚书院毕业生，又视一生承教为己任的卢玮銮(小思)，表示看完这本书后很感触，认为书中提及的道统承传，正正反映新亚精神的薪火相传。小思还感慨地道：“近几年，很难得有人讲道统承传。我对书中谈及的老师十分熟悉，当陈先生写牟润孙老师，我看得流下眼泪，因为这种师道，现在很难找到。”

虽然承传道统的师道难寻，但陈万雄认为年轻人对文化的传承责无旁贷。中国于十九世纪末曾面对“亡国灭种”危机，到了今天，年轻人除了担当专业人士之外，作为国家民族中的知识分子，应该要关心国家文化。“假如一八九四年 (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是中国开始衰弱的时候，而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及先进的国家，我假设起码要二百年，即是二零四零年。那么中国要于三十年后成为文化先进的国家，这数十年就是年轻人的天下。因此这是一个让时代充分发展、令中国人充分认识世界文化的机会。”

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从前知识分子爱讨论的“中西文化冲突其实早已不存在”，最重要的反而是从不同文化中取长补短：“我相信没有人认为传统文化不重要，或是认为接受先进文化的不重要，现时不需争论这些，问题是如何实践。中国文化就是面临这样的状况，年轻人能遇到这个机会，将是最好的一代人。”

陈万雄“不怕花落去，明年花更好”的乐观态度，也迎来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兴起“文化热”及近年兴起“国学热”，讨论诸子百家典籍的著作有如雨后春笋。同时，年轻人可以阅读许多蕴含西方思想的名著，真可如陈万雄所坚持的信念一样，“不用担心”。

在四川大地震中，陈万雄被中国人团结、互爱互助的精神所感动，“中国人摒除唯利是图、道德败坏的心，你会见到很多老师舍身拯救学生，出现很多好人好事，因此社会道德一直存在。我见到这些，很想把这些人和事写成文章，让其他人学习，启发别人”。

陈万雄坚定地说：“越是艰难的社会、人心失落的社会，这些人越会出现。”他对人类发展表示乐观，因为正是在历史上一些艰难的时代，甚至堕落腐败的时代，就会出现一些有灵光的人，为人类的前途思考，不断关心社会及文化传承。陈万雄认为，在思想文化界，这些有灵光的人为“时势造英雄”做出了最佳的诠释。他的新书记录和讲述的，就是他所接触的那些有灵光的人的故事。

(摘自香港《亚洲周刊》二十二卷二十九期 作者：梁慧琳、黄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