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出版是一个两难的话题。特别是在当下，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得是出版机构特别是大学出版社的共同追求目标。业内人士都明白，强化出版社学术出版的地位有助于出版社品牌的树立及长远的发展战略。但大多出版企业又不可避免地面临以下问题：学术出版品牌树立的长期性与出版社业绩考核的短期化的矛盾；出版社自身选题评价标准与学术研究机构评价体系的隔阂；综合学科出版机构如何把握跨学科、多学科选题的学术标准评价的难题。

十几年前，那时的中国出版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知识的短缺及人们渴望学习的需求高涨，学术著作的出版与盈利不是很难的事情。以法学专业来说，动辄4000册-5000册起印数以及半年的销售周期轻而易举。

但时过境迁，出版产业化的趋向，使得大多出版机构近年来都已经完成了从事业向企业化的转变。追求社会效益是出版机构的社会责任及道德要求，而保证经济效益，则是出版社的生命之线。这样，学术出版与经济效益之间就产生了隔阂与分歧。显而易见的是高端作品及小范围的受众读者，使得大部分出版社对学术出版望而却步。极端的做法是：要么放弃学术出版而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使得出版社，特别是作为国家为一个学术领域或专门的学术机构设立的出版社，丧失了其应有的学术出版使命及出版追求；另一个极端，则是学术泛滥，出版机构成为了学术生产的工厂，有学者称之为：“学术生产机器”，大量作者为追求学术成果采取的学科项目资助而出版的鱼龙混杂的学术垃圾，与出版机构为追求经济效益的目标不谋而合。看似急功近利，但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新的学术评价标准与体系的确立，使得高水平的作品纷纷转向了学术期刊而非专著。而紧迫的教学压力及量化的指标评价标准，也使得大部分作者无暇撰写长篇的学术著作而转向短、平、快的学术论文。从这几年出版社编辑与学术期刊编辑的地位及受作者追捧、拥戴的落差，也不难看出大陆学术出版业的现状。

当然，任何传媒都不可避免受到互联网的影响与冲击。互联网的传播便捷及海量的信息，使得作者将大量的时间消耗在互联网上。而读者消费的时间也投向了海量信息的互联网。在中国大陆，知名学者的博客特别是微博迅速吸引着大家的眼球， 其快速的更新传播方式及海量的粉丝，使得碎片化的知识的广泛传播大大优于传统的纸本学术出版。学术期刊网站海量的的信息资源、快速的检索系统及轻而易举的著作权的授权，占领者学术资源的阵地。

现实摆在面前，在传统的学术出版不得不面对互联网的冲击的现实下，出版社必须要转型才能发展。今天的主题不谈传统出版机构如何面对数字化的转型而如何发展，那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议题。今天应主办者之邀，仅谈谈如何扩大学术出版的一些想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理念是教材优先、学术为本。北京大学的学术地位，多少让读者主观上给北大出版社有了一个学术定位。所以，无论面临怎样的出版环境，北大社都会面临着坚守学术出版阵地的任务。近年来，在法学学科出版领域，我们努力在以下几方面做了尝试：

1. 将学术出版引向公共阅读领域；北大出版社的学术出版的长项是在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社会正在转型化发展，涌现出众多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需要学术的探讨及理论的支撑。 所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法学这一领域，近年来我们尝试扩展学术出版的方向，将专业阅读引向大众阅读领域。特别是在我本人所专长的法学领域，引导编辑敏锐地寻找社会的热点题材、全民关注的国计民生问题、全球化的热点问题，再寻找相关作者，创作或引进相关学术专论，通过一定领域内学术的共同体的推荐，宣传，制造热点，形成广泛的公民阅读，拓展了学术图书的阅读面及受众群体。社会种种热点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法律问题，2011年我们策划的学术畅销书《批评官员的尺度》，几乎囊括了2011年度各项报刊及网络年度好书大奖。引进作品来源于美国著名作家安东尼．刘易斯的作品《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看似一个法学专业涉及言论自由的、发生在50年前美国的案件，但在当前的中国出版，意义非同一般。到目前为止6万多册的销售量远远超出了法律专业学术图书的平均销售量。各行各业的读者被本书的书名、主题所吸引，但本书的内容却是一个法学学术专业问题。可能这个题材在美国不算什么，但放在中国当下，确引起了公众对公民批评政府、官员的权力及尺度的一个学术问题的讨论。

2. 学术著作的选题更倾向基础学科或重点学科的基础理论；出版社选题设计倾向学术通论或体现作者个性化的通论，而将学术专论交给学术期刊；有别于学术期刊刊载的内容，商业出版机构没有义务顾及均衡各个学科的学术前沿的讨论。但承担大量教学教材出版任务的大学出版机构，基础学科的普及工作应该是一个有效的选题领域。所以，如果说要扩展学术出版领域，我始终认为基础学科或重点学科的基础理论是一个有效的开拓方向，在这一领域，很难断定学术专论与教材及教辅读物的界限与功用。在通说的基础上树立学者个人独到的学术观点，是今后教材发展的一个方向，但这样的教材很有可能是以学术专论的方式呈现出来。

3. 出版知名学者的学术专论。前面提到；互联网时代，加快了人们的生活工作、节奏，使得时间异常宝贵，也希望信息快速呈现。学术评价体系的束缚，使得学者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学术论文的撰写中。一位学者的学术精华往往存在他撰写的学术论文中，而一位学者的学术体系及围绕一个专题的学术论述也会呈现在他的学术文集中。所以，出版知名学者的专论，也是形成鸿篇学术著作的一个有效途径。由北大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家苏力先生的作品，清华大学法学家、翻译家冯象先生的作品及台湾著名学者王泽鉴先生的民法学作品，结构都是有此而成。以上作品近年来都已经形成七到八版的重印次数。作品的畅销来自与作者的影响力及学术功底，但成书的结构则来自与作者早些年散落在各个学术期刊、杂志上发表的同一专题的学术论文。

4. 出版学术对话作品。将严肃、高深的学术理论通过几位知名作者的对话呈现出来，效果往往超过了单纯的体系化的学术专著。首先在创作上，现场的对话交锋，有利于激发作者的创作激情与创作灵感，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及精彩的学术观点碰撞；其次，在组织选题上，作者乐于接受，成稿时间缩短，便于出版社掌控；最后，成书在市场上，由于新颖的创作模式喜闻乐见，阅读轻松，临场感强，深受读者欢迎。当然以上作品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与这些知名学者的交往程度及作者对所确定选题的掌控与兴趣所在。

5. 走学术著作的数据库及检索体系。知识爆炸时代，知识积累与日俱增。海量的学术著作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很难再通过图书馆的纸本书的检索系统来为读者服务。我始终认为学术著作没有可独性，读者是希望检索、查询到所需要的学术观点。检索、整理学术专论中学者的相关学术观点，是出版社为读者的一项增值服务。以上内容可以在互联网的搜索引擎上很容易查到，但结果但缺乏专业性与权威性。因此，依靠出版社专业编辑的设计，邀请具有学术背景的作者整理出知识点的学术资源汇集作品，也是出版社延伸学术服务的新领域。当然，要依靠互联网的特点及优势，会安排通过纸本出版物的指引，将海量的信息引向数据库产品。

当然，北京大学出版社有着近60%的教材出版来支撑着学术出版。但在学术出版选题的遴选方面，我个人的意见，还是要回归出版物（这里我指是纸质出版物）的原始特性，即它的知识的广泛的传播性及文本大量的复制特性。只有一部学术出版物展现了它的广泛传播性及大量的复制，学术出版所承载的使命才得以实现，一项学术成果要具有生命力，以上两方面缺一不可。我们目前还很难做到学术选题用专家讨论意见替代出版社的选题论证，或者说曾经尝试过但还不尽人意。因为专家的出版动机与意见与出版社编辑的出版目标不总是都一致的。因此，坚守、发展、扩大学术出版，还要靠出版社自身的努力。

（作者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以上是作者参加2012年澳中出版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