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德国当代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 1927—)获德国书业和平奖。在例行的获奖答谢辞中，他有如下表述：“没有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人会否认奥斯维辛；没有一个还有理智的人会对奥斯维辛的残酷不停地吹毛求疵；不过，要是有人每天在媒体中告诫我这段往事，我就发觉，我心里有些东西反抗针对我们耻辱的这种喋喋不休。我不会对无休无止地呈示我们的耻辱表示谢意，会相反地扭过头去。”』

《迸涌的流泉》为马丁·瓦尔泽以自身成长经历为原型创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描写主人公在第三帝国下的成长历程。1998年甫一上市便引起巨大反响，数月之内卖出17万册，并荣获1998年德国书业和平奖。有评论家抨击此书没有出现奥斯维辛这个字眼，作者因此书被称为当代德国文坛最性格人物、最话题人物、最争议人物。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分别叙述了主人公约翰在童年、少年、青年三个人生阶段中的某段经历，以约翰的视角描写整个社会状况和氛围的变化，呈现其成长过程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与磨合。同时，小说中，围绕主人公约翰来来往往的人物轮番上场，各自走向不同的命运。

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德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1927年生于德国博登湖畔瓦塞堡，是当代德语文坛中与西格弗里德·伦茨、君特·格拉斯等齐名的文学大师。主要作品有《惊马奔逃》（1978）《迸涌的流泉》（1998）《批评家之死》（2002）《恋爱中的男人》（2008）《寻死的男人》（2016）等。他曾于1981年获毕希纳文学奖，另外也曾获黑塞奖、席勒促进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其作品数度在德国引起强烈争议。

【精彩书摘】

瓦尔泽复原以往的尝试与哲思

（代译序）

1998年，德国当代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1927-）获德国书业和平奖。在例行的获奖答谢辞中，他有如下表述：“没有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人会否认奥斯维辛；没有一个还有理智的人会对奥斯维辛的残酷不停地吹毛求疵；不过，要是有人每天在媒体中告诫我这段往事，我就发觉，我心里有些东西反抗针对我们耻辱的这种喋喋不休。我不会对无休无止地呈示我们的耻辱表示谢意，会相反地扭过头去。”

瓦尔泽批评的是德国学界或媒体触摸历史伤痕的“泛工具化”倾向。这看来道出了颇多在场听众的心声，因而博得人们的站立鼓掌。这惊世骇俗的敢言无忌，也让媒体一片沸然。两天以后，德国犹太人中心委员会主席布毕斯（Ignatz Bubis）公开表示愤慨，指责瓦尔泽忘了奥斯维辛，而且代表一大批右派激进分子的意见，说他的讲话是“精神上的纵火”。与此同时，不少名人或是反对、或是赞同瓦尔泽的讲话，加入这场媒体大战。

上述所谓“布毕斯事件”的导火索，其实正是这部《迸涌的流泉》。小说在1998年上半年刚一发表，即遭批判；有人说这部所谓的“时代小说”只字不提奥斯维辛。针对这种责难，瓦尔泽在书业和平奖答谢辞中讥讽地提到：“一个聪明的知识分子在电视节目中做出一副严肃的表情，一副在这张脸上像是一种外语的严肃，告诉世人，在作家的书里没有出现奥斯维辛，这是作家的一次严重失误。”话语之间，瓦尔泽在文坛上素享盛誉的刚直耿介、不肯敷衍的性情姿态，又显一二。

《迸涌的流泉》分三章，第一章题为“母亲入党”，叙述时间始于1932年年底。小说主人公约5岁的约翰理发回家，途中让一个流动摄影师照了相，忘了母亲的嘱咐，回家时数一下竞争对手的饭店里有多少客人。母亲对他让人拍照的事没有多加指责，只是抱怨“这又会花钱”。家道之拮据溢于言表。旅店经营的惨淡，始终是母亲的担忧。无力支付账单、归还借款，加上市场的萧条、银行的倒闭、邻居产业的被强制性拍卖，这些都给她和整个家庭带来无尽的烦恼和持续的恐惧。有人说，现在只有希特勒能帮助德国度过难关。而竞争对手们都已入党。继续洁身自好，只能被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而对一个旅店主来说，这会是致命的结果。生存的危机让母亲在圣诞前夕决定入党。

父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惨烈的前线经历让他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和一个见神论组织的创立人。他不停地做着一些不着边际的梦，试图让家庭摆脱困境：在阿尔高建银狐饲养场，在家里挪出地方养安哥拉兔甚至养蚕，和朋友一起生产包治百病的磁疗装置。失败和无能让他愧对家人。最后他英年早逝，把家庭的重负留在母亲一人肩上。

第二章是“瓦塞堡的奇迹”。叙事时间约为1938年夏。11岁的约翰对马戏团女孩阿尼塔的爱占据故事中心。对异性的心理倾慕与生理的逐渐成熟联袂而至。正是在他首次参加圣餐仪式的前夜，同阿尼塔的肌肤之亲引发了他第一次的自慰行为，就此他违背了基督教第六条不可淫欲的戒律，犯下所谓的深重罪孽。这会使他无法接受圣体，会受到上帝的严惩。但仪式照常进行，天塌地陷的灾难没有发生。这也是“奇迹”？出于对阿尼塔的爱，当纳粹分子深夜暗袭马戏团小丑时，他坚定地站在被袭者一边；也是为了赢得阿尼塔的爱，他几乎同自己最要好的朋友阿道夫决裂。最后，为了去看望在异地演出的阿尼塔，他甚至置母亲的担忧于不顾，逃学又逃夜。不过“奇迹”出现。这次能带来可怕后果的事件由于天使代替他行使了各项义务而得以掩盖。

第三章是“收获”。叙事时间约为1944年到1945年间。主人公已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自从想当牧师的愿望被当歌唱家的理想代替后，他现在又逐步放弃写诗，转而迷恋散文，因为它能更精确地记录自己的情感。经过希特勒青年团的军事训练，约翰成了帝国的山地狙击兵。而家乡瓦塞堡已经失去往日的宁静，到处是心灵破碎的战争难民。他从部队潜逃回家，经过短暂的俘虏生活，与母亲和弟弟重逢，而哥哥已在前线战死。经过在阿尼塔那里的失望，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伴侣莱娜。令人迷醉的性经验，让他跨入长大和成熟的又一阶段。这也许是他继找到散文形式后最大的人生收获。

这是一部颇具德国传统发展或教育小说模式的作品，讲青年主人公的成长及同环境的冲突与磨合。具体在这部小说中，幸福的少年时代和动荡的历史进程并行不悖。一方面，一个在《绿衣亨利》和《彼得·卡门青》中人们似曾相识的德国乡村世界再度显现：淳朴的世风和谨厚的民众，没有现代文明污染的山谷河流，静谧祥和的田野秀景。另一方面，是德国纳粹从掌权到垮台的那段史实：希特勒上台时人们的欢跃狂热，战时难民从物质到精神的困顿疲惫，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泛滥，无辜士兵及平民的罹难。

主人公约翰的成长无疑是小说的主线。由于时代和家庭经济的窘迫，年幼的他已在餐厅帮忙，为村民送煤，为大车过磅；小小年纪，他已攀高爬树，摘采苹果。父亲的早逝让家庭生计的重负落在母亲一人身上，这让他从小就知道体贴母亲：举止规范，以便没人有理由向母亲告状。“靠别人生活，就不能同别人对着干”，这是当店主的母亲的口头禅。这教导他要顺应环境，在想做什么和该做什么之间找到平衡。从父亲那里他则继承了人道主义思想，对文学的热爱，对音乐的痴迷，以及对文字的特殊感受力。正是这些与狭隘的实用主义无涉的所谓“无用之学”，使他面对同龄人具有某种心理上的优势，让他的目光超越逼仄的地域限制，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中，既能免受外部虚假世界的侵袭，又有进行“内心流亡”的可能。

与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等其他一些教育小说不同，此书的事件发生地范围稍小，主要局限在瓦塞堡这样一个不大的村庄或村镇。更集中的故事地点实际上是约翰自家的旅店。如此的人群会聚之地，实为展现各式人物的上佳场所。在有钱人家做清洁女工的赫尔米内犹如一张流动报纸，散布着各类小道消息；房客泽哈恩先生不停地发出他对世界的诅咒；独脚老兵格布哈特抱怨着自己的残疾和所受的伤害；顽固的冲锋队头领布鲁格剔着牙齿大放厥词；老仆人尼克劳斯忘不了战时养成的绑腿习惯而把袜子丢在一旁；年迈的祖父面对看不懂的世道只能用方言重复：“但愿我去了美国。”瓦尔泽就这样看似毫不经意地让一个个相干和不相干的人物穿梭上场，其语言简练而少修饰，叙述精到而富有活力，且远离任何价值评判和政治阐释。半个多世纪前那早已消逝的场景和事件就这样受到激活，得以重现。

这样一种精细的外部描述和缺少主体涉足的写实手法，让人觉得瓦尔泽在此追求一种历史的客观性，一种自传的真实性。尤其是他本人的履历同小说主人公生平的符契（瓦尔泽本人和小说主人公约翰一样，也于1927年出生在博登湖畔瓦塞堡的一个旅店主家庭），更是加深了小说的自传色彩。其实，对读书界来说，这的确是一部自传体小说，甚至是作家“迄至今日最令人信服的书”。可是，此书第二章中那个“奇迹”情节的插入，形成一个乖谬。为了同自己心仪的女孩阿尼塔碰面，约翰离家出走一天一夜。胆战心惊地返回后他发现，除了爱犬退尔，似乎无人觉察到他的不在。母亲表扬他那天出色地完成了为大车过磅的活儿，赢得众人称许；同学夸奖他在学校里，当脾气暴躁的老师体罚一个女孩时，能挺身而出，抱打不平，而且还完成了一篇出色的作文。而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在两地出现。书中这个匪夷所思的“奇迹”，只能是约翰卧室墙上那“保护天使”下凡，扮作他的替身，填补了他在家和在校之缺席的杰作。瓦尔泽在小说中苦心孤诣地织就的所有历史真实性就此土崩瓦解。因为，倘若我们承认这项“奇迹”有违常理，隶属梦幻，那么小说的其他情节，即瓦尔泽对往日的所有回忆或叙写也应属虚构。也许，瓦尔泽在有意识地颠覆自己叙事之事件逻辑的同时，悄悄地在尝试着把我们拉向思辨自传体小说本质的深处，不露声色地对别人、包括对那些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自传体小说的真实性也提出了诘难？

此非无根之谈。事实上在这部小说各章的第一小节里，都出现了作者对回忆的真实性的哲理诠释，似可与这个情节参互印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章节标题，“以往作为当下”。比如，在第一章的开头，作者写道：“倘若某事已经过去，某人就不再是遭遇过这件事的人。我们现在说此事曾经有过，可当它以前有的时候，我们不曾知道，这就是它。现在我们说，它曾是这样或那样，尽管当时，当它曾是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现在说的事一无所知。”一部自传体小说的魅力尤其在于它的真实性。这应该也是作者的追求和读者的期待。但是，“以往”不会让人当场抓住和定格。人们能做的其实只是有别于“以往”的追记。瓦尔泽道破的许是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

在第三章的“以往作为当下”一节中，瓦尔泽继续点明以往和当下的缠绕关系及其分解的不可能：“以往以某种形式包含在当下里，它无法从当下中获取，就像一种包含在另一种材料中的材料，无法被通过一种聪明的程序取出，然后别人就这么拥有它。这样的以往不存在。”接着，他层层剥茧，揭露人们寻找以往时的自欺欺人：“只要人们没有发觉，人们以为重新找到的以往，其实只是当下的一种氛围或者一种情绪……那些最最热心地收集以往的人，大多面临这样的危险，把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们寻找的东西。”这种对待以往的态度不仅仅局限在自欺上，还涉及欺人。瓦尔泽进一步借题发挥：“有些人学会了，拒绝自己的以往。他们发展出一种现在看起来比较有利的以往。他们这样做是由于当下的缘故。倘若在正好有效的当下里想得到好的结果，人们太清楚地知道，该有一个怎样的以往。”这寥寥数语的精辟和尖锐，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不断得到验证。只不过这是另一话题。

当歌德写下他那著名自传《诗与真》时，这位比之今日流俗要诚实得多的作家，已经通过书名袒示，此书绝非人们期待的模写真实往昔的自传。因为“诗”字的德语原文“Dichtung”有“虚构”的意思。所以，此书书名的直译可以是“虚构与真实”。文学发展至今，越来越多的所谓自传以真实客观的面貌出现，乃至招摇撞骗，时有可见。大胆揣度，或许正是面对这样一个盛产伪饰自传或自传体小说的年代，瓦尔泽在自己的作品中编排出这么一个“奇迹”，加之上述那些别出心裁、打破自传体裁之恒定性的议论，在自己身上开刀，从哲理上究诘所谓自传体小说的真相，以警醒天真的读者——以往的真实图像，其实无法复原！

那么，瓦尔泽是否因此而放弃了客观再现以往的尝试？不。他在书中还是给自己设定了复现以往的目标和方式：“希望以往有一个我们无法掌握的在场。事后不能再有征服。理想的目标：对以往的没有兴趣的兴趣。它会似乎是自动地朝我们走来。”他追求的显然是一种以往的自动显现。这种显现应该没有主体意图的涉足，远离人为的拘掣，犹如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的“夜歌”一章中，那一派源于其内在生命力的“迸涌的流泉”。这其实也是瓦尔泽此书书名的出处。不过我们还是必须指出，自然界的流泉和人类的回忆毕竟不同。而且，已经形成的以往具有永恒的性质，而任何力图还原历史的尝试都受当下的销蚀，具有不定的本相。凭记忆再现真实的以往，大概何时何地均属美好的一厢情愿。

此书翻译完成于2003年暑假。罕见酷暑令人难忘。同样让人感怀的是两位德国友人的无私帮助。他们是Dr.Walter Sauer和Ulrich Wiedmann先生。这本小说中出现的不少方言，有些甚至是德国人自己也绝非一下就能明白的方言，是在他们的帮助下译成的。谨借译序之尾，合掌称谢。

瓦尔泽对于他所熟悉的方言，显然心怀特殊情感，因而在小说最后，另附一篇“前言作为后记”的短文，用现代德语详解德语方言。鉴于此类文本的妙处，只有阅读原文，才能领会，基本无法迻译，在此只能割舍。特此说明。

在重校旧译之时，注意到近些年来，所谓的“非虚构”小说风靡一时，并获热议如可参见：“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非虚构’写作热引发的思考”，《文汇报》2015年10月8日第11版；“文学真实：‘非虚构’的内在逻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21日第5版。因为这类小说取材于真实的史料或人物生平，容易让读者获得真实感，从而更能震撼人心。就德国作家而言，彼得·海勒斯以其在中国之亲历为本的《寻路中国》《江城》和《奇石》等可为范例。而施台凡·舒曼的《最后的避难地上海》和乌尔苏拉·克莱谢尔的《上海，远在何方》，则以犹太人在上海的过往作为平台，将历史事实与文学虚构巧妙结合，动人心魄。瓦尔泽的这部自传体小说虽然产生于上世纪末，但已具有上及融合历史真实与艺术幻想之“非虚构”小说的主要特点。作品出版后曾受指责，说它未提奥斯维辛，即是评论界将它当成“非虚构”小说的例证。

适逢浙江文艺出版社新购版权，重出此译，让笔者既有机会对旧作改错纠偏，删减冗赘，又能交代一件往事。记得十多年前接下此译合同，书名已定“喷泉”。翻译期间，发觉德语书名源自尼采，便找出高寒译《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文通书局1947年版）。相关诗句译文如下：“正是夜的时候，现在一切迸涌的流泉更高声朗吟。我的灵魂也是一派迸涌的流泉”。较之简练的“喷泉”，“迸涌的流泉”初看增繁，细品更具诗意，尤其更切合作者在书中多次表达的、对于复原以往的哲思意向。最后决定用后者替下前者。就此说明本书译名出处。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卫茂平

2004年春节（初稿）于上海

2016年6月修改

（本文编辑 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