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他临终前告诉家人说，如果你们想纪念我，就在我的碑石上写一句话：“爱因斯坦到过地球一回。”这是另一次对我心灵的冲击，它使我更自觉地意识到，我们只是来地球一回，不会有第二回。要充分珍惜这一回，要积极对待这一回。这一回不可重复，不可重演。每一瞬间都不可复制。

◆著者简介◆

刘再复，1941年出生。福建南安人。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任研究员、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兼任国务院社会科学基金会文学组负责人。1989年出国后曾在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等院校担任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讲座教授。著有《漂流手记》十卷及《人论二十五种》《太阳·土地·人》《人间·慈母·爱》《寻找的悲歌》等散文和散文诗集。出版的学术著作有《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放逐诸神》《童心百说》《文学常识二十二讲》等。

◆内容简介◆

刘再复是自80年代以来在华文界就极有影响的人文学者、评论家和作家，其著述和文学观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该书以真诚坦率不虚饰的态度，恳谈自己的读书时代、学术研究及写作历程，兼及文化批判以及自己“两度人生”不同的人生观，等等。一代学人的成长履迹与心路历程，尽在其中。

刘再复访谈：走向人生深处

吴小攀：您给人的总感觉，是积极、严肃地对待人生。用“积极”和“严肃”这两个词语描述您的人生，合适吗？

刘再复：合适。我对待人生的确是“积极”的，我觉得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没有什么比“消沉”更容易的了。人生最可怕的状态是懒洋洋的状态。我一直认为，人生有很严肃的一面。这并不是说，人生需要老是板着面孔，什么方面都很严肃，例如吃饭、游玩、上厕所等等，就不要那么严肃。谈情说爱也别那么严肃，但确有严肃的一面。对待工作，对待知识，对待历史，对待祖国，对待维系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规则，等等，都有极严肃的一面；在这些方面，我告诫自己要严格地守持道德底线。1989年我到美国后，许多朋友劝我申请政治避难，但我坚决拒绝。对于我来说，这是良知拒绝。良知系统包括良知关怀与良知拒绝两个方向。拒绝也是良心的一种表现。我在两年后申请了杰出人才绿卡，并获得批准。

吴小攀：您喜欢禅宗，禅宗是很随意的，它能称得上是积极、严肃吗？

刘再复：我的确喜欢禅宗，它的确有随遇而安的一面，也就是生活得很自然的一面。有这一面，才能放下对权力、财富、功名的追求，才能超越无所不在的世俗功利的诱惑。但禅宗尤其是慧能，他们对待生活是很严肃的，他们破妄念，也拒绝妄言妄行。他们一直在思索人生的真谛，努力悟“道”，也就是向世界的真理靠近，这种态度其实是很积极很严肃的。

吴小攀：您积极严肃而又能放得下的人生态度背后，一定有坚定的人生观，能不能讲讲您人生观的基本点是什么？

刘再复：我从未刻意地给自己制定人生观的基本点，但我的立身态度又确实与常在脑中心中盘旋的几个念头有关。例如，“人生只一回”，这个观念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影响了我。开始接受这一观念是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苏联小说那里学来的，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那一段话对我影响很大：“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位革命英雄确实影响了我。这之后，我又接受爱因斯坦“走一遭”的思想。他临终前告诉家人说，如果你们想纪念我，就在我的碑石上写一句话：“爱因斯坦到过地球一回。”这是另一次对我心灵的冲击，它使我更自觉地意识到，我们只是来地球一回，不会有第二回。要充分珍惜这一回，要积极对待这一回。这一回不可重复，不可重演。每一瞬间都不可复制。

吴小攀：这一回还很短，几十年而已。

刘再复：对，人生只一回，是第一观念。人生只是瞬间，这是我的第二观念。什么真理都可能是相对的，但说人生很短，时间不够用，则肯定是绝对真理。因为人生只是瞬间，转眼即逝，因此要充分珍惜，更应当积极，要尽可能地吸收各种知识，尽可能地生活与工作。

吴小攀：据说您每天6点钟就起来写作，几十年如一日，精神状态极好，是否与这种人生观念有关？

刘再复：当然有关。我从小就有早起的习惯，“闻鸡起舞”，对于我来说，是无师自通。听祖逖故事之前，我就闻鸡起舞了，不过不是如祖逖起而舞剑，而是起而读书写作。后来读了曾国藩呼唤子弟“黎明即起”的家书，我更是珍惜每一个早晨，珍惜每一个黎明。黎明太美了，我千百次感慨过。早起不仅是为了赢得早晨的时间，而且是一种积极的人生状态。

吴小攀：把握“人生只是瞬间”的道理，一定还影响了您的内心和您的整个性格与品格。

刘再复：很对。所以我特别欣赏诗人艾青对我一再重复的一句话：因为人生很短，所以不能讲假话。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灵魂受到震动。是啊，既然人生这么短，我们为什么要扭曲自己的灵魂和自己过不去，为什么要违背自己的天性与天真去说一些迎合社会、迎合他人的假话。人生这么短，我们的灵魂应当高高地站立于大地之上，来地球只一回，灵魂应当快快乐乐、堂堂正正地诉说自己的观感，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这才是诗意栖居。

吴小攀：面对无限时空，我们个人感到很渺小，许多人的人生空无感，是不是也是从这里产生的？

刘再复：面对无限时空，知道时间空间没有边界，也就是知道“天高地厚”和自己的无识无知，这才有高贵，才有谦卑。人贵有自知之明，首先是贵在知道自己在大宇宙、大时空中的位置，在空间中，我们只是一粒尘埃；在时间中，我们只是短暂的一闪烁。了解这一点，可以避免充当不知天高地厚的“妄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负面后果，是制造了一大群天不怕、地不怕、不知天高地厚的妄人。这些人极端自恋、自负，极善于自售、自吹。

吴小攀：这种文化性格是不是与“文化大革命”中教育被破坏有关？

刘再复：当然有关。“教育革命”的危害，在当时只能看到表面，也就是当时只能看到校舍门窗被打破，老师被污辱，师道尊严扫地。而对深层的破坏则要在20年、30年后才能呈现出来，现在一些五六十岁的学人、政人、商人，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的排他性、攻击性以及无道德底线意识和无规则心态，现在全都暴露出来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有理”，使他们把“无法无天”视为天经地义。

吴小攀：在第一人生与第二人生中，您个人的人生观有没有变化？

刘再复：如果用《易经》的语言来表达，我想这样回答：有“不易”的一面，又有“易”的一面。郑玄(郑康成)说《易经》包含三易，即“简易”“变易”和“不易”。“简易”是指万物由简向繁发展变化，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渐变。“变易”则指万物的较大的变动，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变革，甚至包括裂变、突变。“不易”则是指永恒不变之理与永久不变之态，如“天地之大德四生”，这个基本大道理是千年不朽、万年不易的。对我来说人生也有不易的理念，这就是积极、严肃、奋发、崇尚真理等基本点永远不能变，无论是在第一人生中还是第二人生中都一样。但是，立身态度却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很难描述，我们不妨借用萨特的存在主义命题来说明一下。他的著名公式叫作“存在先于本质”，我理解为“生活先于生活的意义”。在第一人生中的青年时代，我拒绝这一公式，绝对履行反命题，即履行“本质先于存在”，也就是先确认生活的目标与生活的最高目的，然后再生活。作为少先队员与共青团员，我首先确认的是共产主义目标，然后为此而生活，甚至可以为此而牺牲。1986年我提出“文学主体性”命题，开始打破“本质先于存在”的公式，强调了作家首先是作家（不是革命者），是个体(不是整体代表)，是文学存在(不是现实的党派存在)，把现实主体与艺术主体分开。认为作家诗人进入文学艺术活动应当悬搁现实主体特性(党派性)，而以艺术主体的特性(超越性、个性)参与文学艺术活动。也就是说，先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然后，再为意义而文学和为意义而艺术。我在论文中认定意义乃是艺术创造的产物，不是预设的先验之物。“论文学的主体性”背后的哲学是“存在先于本质”，结果引起了强烈反弹。当时我自己心里明白我在做哲学变易，但不公开端出存在主义命题，否则反弹将更剧烈。不过，80年代我的行为还是止于文学理念的变革，自己的立身态度并没有变化，基本上还是本质在先，存在在后，还是把国家事业、集体事业放在第一位，认为自己提出的文学新观念、新方法也是为了国家文学事业的繁荣。在社会现实生活层面上，我的人生观重心还是整体、集体而非个体。

到了海外之后，也就是进入第二人生之后，我没有什么整体、集体事业的责任在身，完全回归到个体，只用充分个人化的眼睛看世界、看人生、看文学艺术，自然地就把“存在”放在首位。写作只是个体生命需要，没有任何外部需要，包括没有个人的功名需要，只是为文学而文学，所以我在《红楼四书》的总序中称赞王强说得好，他说我的海外写作，很像讲述“一千零一夜”故事的那个宰相女儿，讲述只是为了活下去，不讲述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就没有明天，讲述完全是个体存在的生命需求，没有其他的“本质”需求和意义需要。在海外20年，我也首先为生活而生活，放下许多精神包袱而生活，充分生活，充分活在当下，不再为未来的某个“本质”操心，不再为自己制造任何幻象，因此活得很自在，可说是得大自在，至少是得小自在。但我仍然抓紧时间，20年如一日地天天黎明即起，从早晨6点到9点绝对处于沉浸思考状态、面壁写作状态。自由自在并不等于对自己自由放任，我还是一如往昔地积极生活，只是不像以往那么沉重。

吴小攀：读您的《漂流手记》，感觉您到海外对于人生的瞬间感加重了，但又让人感到轻松，这正是您已告别了许多“本质”而充分活在当下。

刘再复：是的，既不纠缠于过去，不迷恋过去的光荣，也不执着于未来，不再制造幻想与乌托邦，只活在当下，就在当下感悟真理，创造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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