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学林出版社前社长雷群明《亲历学林社20年》全书正文23章，加上前言和后记，记录了学林出版社从书林到学林，在“学林”品牌下展开若干重大学术出版项目，以及学林出版社作为全国第一家自费出版实验地的出版往事。现在，学林出版社已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旗下，作者的亲历故事更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段珍贵史料。感谢作者授权，百道网自今日始，将在专栏频道连载此书，每双周更新，以飨读者。

《亲历学林社20年》作者 雷群明

前  言

 1981年，我由上海市出版局理论研究室调到新成立的学林出版社当编辑，成为“学林”的第一批职工。1986年1月，从一个普通编辑被越级提拔为副总编辑，2年多后的1988年10月13日，又受命担任首届社长负责制的社长。11年以后的1999年10月13日，局里同意我辞去社长职务，改任总编辑。2002年1月8日，因为年龄关系，离开“学林”到韬奋纪念馆任馆长，于2007年7月在那里退休。

“学林”虽小，成立也晚，在全国虽难以名列前茅，但也是小有名气，稍有特色，曾有媒体称赞“北有三联，南有学林”，我觉得可以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来对待。我们与老大哥三联当然难以比肩，但仅以我供职的20多年中来看，学林社的确也颇有一些值得称道和自豪的地方：不仅以解放后首开自费出版之先河而闻名遐迩，而且有两本书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5本书获得中国图书奖，还有一大批图书获得其他奖项和得到社会及广大读者的肯定。在2013年的一次世界图书馆馆藏中国图书的调查中，学林版的图书入藏数，更是获得跻身于前20名之内的殊荣。这些，在全国500多个出版社中，应该说也是一份不错的纪录。

编辑出版工作是我一生奉献的事业，学林社是我大半生“演出”的舞台。20多年中，我亲身经历了“学林”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和成长的过程。期间有着我的心血，我的酸甜苦辣。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它作些鼓吹的工作。退休之后，《出版史料》主编吴道弘先生约我写点东西，我就学习韬奋写《生活史话》的精神，尝试着写了一点《学林史话》，以出书为主，把一些我认为有意思、有价值的东西记录下来，意在为出版史保留一份史料。这些东西居然得到他的首肯，在他主编的刊物上连载了4年才告一段落。2013年，我把它们略作修改补充，并另外新写了几篇，其中大多数在我的新浪博客上又发了一次。   

学林社的新社长段学俭同志，上任伊始，就提出要我把文章整理出书。2015年，他又提出，要将此书作为学林出版社成立35周年的纪念之一。有感于他的诚意，我对所写的文字又作了一次梳理，略有修改补充。另外又新写了一篇，并且对全部文章适当增配了一些有关的书影和图片。如果这些东西在保存历史的同时，还能够给出版社同人有一点参考借鉴的作用，就喜出望外了。

《学林史话》在刊物上发表以后，就有朋友提出，“学林”二字，容易引起外人误解，以为写的是学术界的历史；而本书所写的内容，除极个别情形外，大体截止于我在职时的2001年以前，并不包括我离开以后，学林出版社的许多新的创造，新的业绩，新的经验和大量值得称道的图书，因此，建议我把书名改一下。我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改用了现在这个书名。也许还不是很贴切，但是，在想不出更好的书名之前，姑且就如此吧。学林社正在发展，它一定会有一个更光辉灿烂的新历史而载入史册。

我所写的不过是自己的一得之见，并且没有像往常的历史书那样记叙学林出版社的发展历史中的人和事，而是以出书为中心介绍学林社的方方面面，其中难免有挂漏甚至错误的地方，很希望能得到朋友们的批评指正。

 一、 从“书林”到“学林” 

学林出版社成立的时间，一度外界有一种误解，以为是1982年。

实际上，1982年是“学林”开始出书的时间，真正成立的时间，如果从批文算起，应该是1980 年，而正式的“生日”是定在1981年7月1日。因为那一天，学林社有了银行账号。

 “四人帮”粉碎以后，百废待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期桎梏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出版方面也一样，以前不敢想、不能想也不愿想的事情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学林出版社的诞生，可以说就是这种形势的产物。

据我了解，早在1980年10月间，上海市出版局的领导马飞海、宋原放与当时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的领导陈翰伯、王子野等人就开始蕴酿，要在上海原有的11家出版社之外，再成立一家新的出版社。主要原因有3个：一是上海原有的11家出版社都是专业性的出版社，而没有一家跨专业的综合性的出版社，以至一些跨学科的出版物往往无人考虑，不足以体现上海出版的优势和特色。二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人们思想的活跃，各种学术专著的写作越来越多，但是由于这些著作的读者面窄，印数少，一般出版社无法都接受出版，从而引起了一些作者的不满，并且在市里召开的人大、政协会上发出了呼吁，要求解决。成立一家新的综合性的出版社，可以不考虑经济上的盈亏问题，而比较多地着眼于学术著作的价值，这样就可以部分缓解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三是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民间非法出版物的苗头，希望借此进行引导，办法是以自费出版的形式，帮助一些有一定价值和质量出版物得以正式出版。另外，当时出版局正面临精兵简政的机构改革，正好有一批人需要安排，可以作为这个新社的基本力量。客观需要加上主观可能，一个新的出版社就这样酝酿成功了。

1980年12月2日，上海市出版局正式拟文上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要求成立学林出版社。由于领导同志事先参加了酝酿，情况尽在掌握之中，12月19日即得到批复同意，出版社代号编码为259号。不过，当时上报文件中提出的社名是“书林出版社”，据说上海出版局领导的意思是要把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书林》杂志也并给这个新的出版社，但是出版社批下来后，不知是由于该杂志的上级上海人民出版社不同意还是别的原因，《书林》杂志终于没有划过来。为避免混淆，出版局马上又打了一个补充报告，要求将“书林出版社”改为“学林出版社”，也很快得到批复同意。1981年2月16日和3月7日，上海市出版局又分别呈文向上海市委宣传部报告，3月30日得到批复同意。这以后，出版局给了一笔启动费，7月1日学林的银行账号正式启用。

从理论上说，学林出版社这时才正式诞生，但实际上，从1980年9、10月份，在出版局领导已经内定局理论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为学林社编辑室的基干时，学林社的编辑出版工作就已开始运作了。那时，我们与出版局图书处的人员讨论决定了一套“学习之友”丛书（当时叫“干部之友”丛书），并开始了组稿工作，如我分工的《文艺小百科》（当时定的名字是《文艺入门》），在10月份就开始了组稿和试写的工作。

说来有趣，“学林”的前身“书林”虽然只在文件上存在过几个月，但是后来还是常常被人误会与《书林》杂志是一家。有过很多次，当我向人介绍自己是学林出版社的某某时，对方往往很客气地回答我：“哦，久仰，久仰，你们的杂志办得很好。”我只好很狼狈地再解释一番。后来，当“学林”在社会上有了一点“名气”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误会”，有人把《文汇报》的“学林”专栏误为学林社办的，碰到我的时候，免不了夸赞一番，而我则不得不再费口舌解释一番。还有一位香港出版商曾经当面对我说，“学林”是他们先叫的，指责我们“侵犯”了他们的“冠名权”，要求我们予以“补偿”。在我与他理论了一番之后，此事也就没有了下文。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学林”在筹备阶段，具体事务主要由出版局副局长刘培康、出版局理论研究室的柳肇瑞等负责，关于成立学林社向国家出版局的报告就是由柳肇瑞起草、马飞海签发的。具体事务则由局里操作。正式成立时，没有明确社长、总编辑人选，只是宣布由刘培康（兼）、柳肇瑞、欧阳文彬为“负责人”，实际工作由柳肇瑞主持。“学林出版社”的社名，原来也曾考虑请名人或领导题写，但最后决定是从鲁迅的手稿中集出这5个字，一直用到现在。

学林出版社最初的机构不太完善和合理，仅设编辑室、办公室、资料室三个部门。编辑室负责书稿处理，办公室则负责书稿编辑之外的所有工作，资料室除了给出版社提供资料，主要是编一份《编辑参考》的内参和兼为局机关的工作人员服务。

出版局给学林出版社设定的性质是一个“小型的非盈利性的综合性出版社”，它的出版任务共有5项：

1、出版上海各专业出版社难以考虑的学术著作；

2、出版部分跨专业的学习辅导读物；

3、有关新闻出版的著作；

4、自费出版；

5、出版局交办的有关出版物。

在这5项任务中，最有名的是自费出版，我在后面还会专门谈到，这里暂且按下不提。

“学林”最初的工作人员主要来自出版局的理论研究室和资料室两个部门，另外，陆续从新华书店和印刷厂等单位调来少数同志。至1981年底，不算刘培康，共有职工19人，其中，负责人是柳肇瑞、欧阳文彬；编辑5人（林耀琛、雷群明、陈政文、沈兆荣、曹维劲）；资料室 6人（朱思敬、宋一鸣、陈昕、李明娣、倪丽春、张阙伟）；办公室6人（江庆阳、陈丽、田月妹、顾宝龄、张幼芬、俞善良）。19名职工中，有11人来自原出版局的机关，社领导又是由局领导兼任的，成立时，社址设在出版局的新大楼的三楼和四楼，社牌又挂在出版局大门口的墙上。因此还曾引起了一些人的误会，以为是出版局在对“学林”开小灶，还有人甚至开玩笑地说：学林出版社是出版局的“独养儿子”，意思是受到了特殊的照顾。(学林社早期的编辑：周清霖、雷群明、林耀琛、陈昕、任祥熊、宋珍妮、曹维劲、陈政文、陈达凯)

应该承认，“学林”成立之初，当时的局领导的确有“视为己出”的意思，局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出版社的方针政策，规定出版社要接受出版局交办的任务，派副局长兼任负责人，让局出版处的同志参加出版社的选题讨论，有时也让出版社的编辑列席出版局的一些会议，等等，都表示了学林出版社与局里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关系。据说出版局还曾有借学林社为机关工作人员谋些福利的想法。我没有事实和文件根据，事实上，后来也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这里只能作为猜想提一下。至于学林社多出版局的工作人员的问题，却也另有原因：当时上海响应中央号召，正在精简机构，上海出版局的机关超编严重，编制为100人，而实际工作的人数在160人以上，除了“外借”的人员退还外，还有几十人超标，局里要设法“消化”，寻找途径予以解决。成立学林社，局里把原编制在出版局的理论研究室和资料室都划过去，既解决了学林社的工作人员问题，又一下子帮助局里“消化”了十多个名额，可谓“一举两得”。至于学林社在出版局机关大楼办公，也是因为暂时找不到地方的权宜之计。后来，为了“学林”的办公场所问题发生了很不少的波折，使它在外面漂泊了好多年。先是被迫在外面部分租房，1987年则全社被要求迁出，在定西中学租房过渡。每年10万元租金对这个新成立的小社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详细情况我将在后面专文介绍。

如果要说出版局对“学林”有什么“特殊照顾”的话，那就是一开始局里曾承诺，学林出版社考虑出书，只要书好，不必管盈亏的问题，如果出好书亏本，可以由出版局补贴。尽管这个政策从第三年开始就停止了，改为要出版社“自负盈亏”，但是在创办之初，对学林出版社工作人员的心理支持和影响的确是很大的。“学林”在后来的出书工作中，比较多地考虑社会效益，也可以说是从这里打下的基础。

虽然局里给学林社的任务很明确，一开始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但是作为上海一个新办的小社，在众多大社老社面前，究竟应该怎么做出自己的特色，除了自费出版这一块，其他的，领导和编辑们的心里还是没有底，都是靠大家边干边摸索，逐渐积累起来的。其中，王子野等同志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提示和启发。

1983年1月，我随柳肇瑞去北京组稿，拜访了周谷城、王子野、徐惟诚等一批领导和作者，组稿之余，也顺便征求他们对如何办学林社的意见和建议。其中1月5日拜访王子野时，主要是柳肇瑞同他谈《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的情况，同时也介绍了学林出版社的出书情况，请他对我们的出版工作作指示。他很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介绍后，除了肯定我们的自费出版和新闻出版方面图书的出版外，还语重心长的地对我们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他说，学林出版社是一个小社，不可能同“人民”、“人文”这样的大社比，不要追求大部头成系统的东西，相反，你们要发挥你们小而灵活的优势，注意出一些别的社不大注意的东西，长期坚持下去，就会形成你们的特色。我那天的日记还记有这样的内容：“他主张我们要出一些冷门，出点人家不大注意但有价值的书（‘夹缝中求生存’），扶持一些新人。不要去赶热闹，出那些已经为人广泛所知的人的东西，如画册，他劝我们不一定出齐白石、徐悲鸿，可以出洪野、潘张玉良的画册。他还谈到袁运甫的画在美国很受欢迎，他在美国画展的画都卖完，而有些有名的人的画反而卖不掉。”后来，我们把他的意见概括为“扶持新人，拾遗补缺”，作为我们出书的重要指导方针之一。它为学林出版社在“夹缝”中能够比较快地脱颖而出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