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金石志》始印至今已逾八十余年，其间水火兵燹，政治劫难，损失殆尽，存世稀少，仅有极少完整者，作为文物见诸拍卖，价格昂贵，无法满足一般图书馆与读者的需求。即使拥有此书的图书馆，亦作为文物收藏，不能随便借阅、复印或作为普通书籍翻阅。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文化程度和物质生活日益提高，许多旧时的高文典册，已如王谢堂前之燕进入寻常百姓之家。

《陕西金石志》仍藏在深闺少人识，有鉴于此，三秦出版社重印《陕西金石志》以与金石、碑拓爱好者收藏者及同好共享。本着整旧如旧的原则，不吝靡费纸张，原版影印，成品尺寸、文字大小，分装册数（全书20本两函装），一切如旧。由于当年陕西印刷水准的原因，原书中有许多文字笔道缺损和模糊不清、版框断线变形等，为保证质量、我们逐页、逐字修正，历时三年，今始告竣，虽不是尽善尽美，也自觉差强人意。

现将内容及特点介绍如下：

一、名家编修，发愤之作。“金石志”编撰者武善树，字获堂，号念堂，陕西渭南（今渭南临渭区）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中举，会试未及第，大挑为候补知县，历任山西壶关、安邑、永济、临汾、襄陵等知县，平阳府知府。民元后，拒北京政府国会议员职，回陕后参与编纂《续修陕西通志稿》，他对旧志中无金石文字深为痛心，盖在续修陕西通志中予以补入，经广泛征集，详加考证，成《陕西金石志》三十卷，补遗两卷，共三十二卷。

“艺文志”编撰郭毓璋有“关中名儒”之称。字蕴生，陕西华县人，出身贫寒。清光绪六年（1880）十三岁中秀才，人称“神童”。师从陕西维新变法领袖，被康有为誉为“海内耆儒”的刘古愚先生。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乡试中亚元，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进士，光绪二十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召见郭毓璋，赞其“不染习俗，操守可信”，任为鄂城知县。光绪二十四年（1908）任孝感知县。宣统元年（1909）任蕲州知州，皆有政声。辛亥革命爆发后返陕。1912年任陕西都督署顾问，陕西农务总会会长，后被商界公推为陕西商务总会会长。1919年任国会议员，1923年任陕西通志馆编纂。1924年后，郭专心从事编纂。有感于南宋以降，陕西文化日渐落后于南方，四库全书均藏东南。“陕西僻处西北，士皆寒苦，无由远涉江湖，又无力自购书籍，……至令斯文将丧，师道无传，亦后死者大懼”的危机感，发愤编成《艺文志》七卷。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经部收书一百一十五部，史部七十二部，子部一百三十一部，集部一百六十一部，另附地方志为外编，收志书一百一十六部，共计五百九十五部。本书目大多数为四库全书未列者，又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体例对其一一说明。

二、承前启后，开拓创新。陕西是金石资源大省，尤其是碑刻与青铜器的存量和蕴涵的价值，都堪称全国第一。前人编著的金石著作为数不少，录其要者有：毕沅《关中金石记》、朱近漪《雍州金石记》、黄虎痴《隋唐石刻拾遗》、蔡雨田《关中金石记附记》、毛子林《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皆详于碑版，而略于吉金，至于瓦当后出，尤为诸承著录所未评，黄毛两书所取以唐为断。而《陕西金石志》上迄三代，下到明末，收陕西历代发现的金石、碑版加以注解并释文，可补毕沅《关中金石记》未辑录的许多珍贵资料，并收入了前人不曾注意的瓦当文字。所收铭文，或依形勾摹，或金文辑录，图文并茂，详细说明，并对该器物、碑版存佚，逐一说明。至于本书体例，一仿山西、湖北等家新志之例，扩延至明代，并把瓦当附其后，以无贵远薄近之嫌，最后作者踌躇满志地自评本志为：“创前志之所无，补诸家之未备，煌煌乎巨观也。”因此《陕西金石志》实为研究中国金石文字必备之文献，也是广大书法爱好者和金石碑拓收藏者必备之工具书。

三、取材宏富，取舍得宜。武氏在编著《陕西金石志》时称：“远征各家之著录，近取士林之藏弃，旁求贩夫贾客，而穷搜于古刹荒墦。凡得金若干种，石若干种，瓦若干种，以年代为次第，其文散见于各家专书者，记其崖略，其后出而未经甄录者，载其全文。”可见搜罗之广，取材之富。对于文辞优劣、书法赏析、人望官勋、考订讹谬、不作考评，对于兵器、钱币、镜印等金石学的别派，不关一省文献一律割爱。可见其取舍有本，繁简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