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吕思勉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推重。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吕思勉的著作颇有渊源，出版过多部作品。本文作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吕健，记述了吕思勉的著作，特别是《吕思勉全集》出版的始末。

吕思勉（1884-1957）作为20世纪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推重。除青少年时期外，吕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1911-1919、1925-1957），可以说吕先生是上海的历史学家，应该也是上海屈指可数的历史学一流大家。出版他的著作，为我们上海出版人所义不容辞。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系统出版吕思勉先生的著作，我们社更是责无旁贷。

我社与吕思勉先生的著作有很深的渊源。早在1959年，即我社建社的第4年（当时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我社就开始了吕思勉著作的出版（查书稿档案，1958年8月，出版社即有可否出版的请示）；2015年，也就是我社建社60周年的前一年，《吕思勉全集》由我社出版。吕思勉先生著作在我社的出版，前后经历了长达57年的接力，这一历史与我社的社史基本同步。

1959年9月出版的《隋唐五代史》，是吕氏所完成的断代史系列中的最后一种，可能也是其晚年最后完成的一种专著。1982年8月，《吕思勉读史札记》出版（此稿1961年就决定组织班子整理出版，但未实现；1977年重新组织力量予以整理）。同年9月，《先秦史》作为“吕思勉史学论著”之一种亦重新影印推出（从杨宽执笔的《吕思勉史学论著前言》中可以看出，吕氏的两种通史当时亦考虑列入）。吕氏的另两种断代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于1983年2月、8月，《隋唐五代史》于1984年1月，亦列入“吕思勉史学论著”影印出版。此后出于各种原因，吕思勉著作的出版，在我社停顿了下来（查书稿档案，吕思勉的四种文字学讲稿与四种史学书稿已经审稿，结论是需“慎重考虑”，或“不宜出版”、“无需出版”）。

接续我社前辈的努力，出版一套集成性的吕思勉先生著作集，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经《吕思勉读史札记》责任编辑姜俊俊老师的介绍，我与华东师范大学张耕华先生取得了联系。张先生是吕思勉先生的再传弟子，对吕先生的生平、学术与著述极有研究，对我们打算出版吕著极为赞同，并予以大力支持，表示可以具体负责提供书目、核对底本、文字编校等一系列工作。2004年11月，我向社领导提议重新出版吕思勉先生的著作，并正式提交了选题建议，得到了社里的同意。

当时的设想是，首先从重新编辑出版我社原有的吕思勉著作入手，重版吕氏的四种断代史以及《读史札记》，之后再视情况逐步加以扩充，最后加以汇集。当然这样的设想也是出于当时出版社实际的考虑：吕先生著作篇幅巨大，如果整套一起推出，无论从经济承受能力来说，还是从编纂者的编纂时间上来说，都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要以整套的思维进行单本的运作，一种一种单出，最后汇集成全集。

在具体操作上，我设想的做法也与上述思路相契合。原先的吕著断代史虽有带专名线的新式标点，但标点（除引号外）并不占格，加上字号较小，颇不便于阅读。这种与现行古籍整理版式存在的距离，也容易使读者产生旧平装书的感觉，不易被大家接受。因此，我的建议是不对吕著断代史简单地加以影印，而是全部重排，将吕著断代史中当时的标点改作现行的标点（主要是解决由不占格的改为占格的而引发的一些问题，如标点符号在引号内还是引号外的问题，一些书名简称的标法，另外还需要删除一些将句子分割得过于短小的逗号等），并改正原书中的错误，使其成为新版，这一方面是出于市场效果的考量，另一方面是为日后吕氏其他著作的系统刊布订立统一的样式。

选题通过后，当时的二编室几乎全员上阵，投入编辑出版工作。2005年，我社推出了新版的四种断代史、《白话本国史》与《吕思勉读史札记》，作为《吕思勉文集》的第一批著作。新版吕思勉著作的出版，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这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于是我们开始稳步推进吕先生其他各种著作的编辑出版。至2011年，《吕思勉文集》全部出齐，共18种26册1125万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兼顾独立性与整体性。我们在各种单独推出的时候，就有意识地考虑整体成套方面的一些问题，做到可分可合。如将吕思勉先生的著作按内容予以归类，于是有了《中国民族史两种》、《中国近代史八种》、《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文字学四种》、《史学与史籍七种》、《文学与文选四种》、《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等。又如各种书的前言，都设有两个板块：一是吕先生生平与著述的介绍，各书全然一致；一是该种书撰写缘由、版本及此本整理工作的概述，各书分别予以说明。再如具体形式上的统一，这涉及到横排繁体、单行夹注与标题级别、注释等版式设计等，其中对是否保留部分书的专名线，曾犹豫再三。

第二，恢复原貌。1、一般选择初版本为底本。“除订正了原书的一些讹误之外，其他如习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均未予改动。”2、书名的确定。吕氏两大通史之一的《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吕著中国通史》之名再版，查原书版权页乃“中国通史”而非“吕著中国通史”，于是我们决定恢复原书名。3、由于历史的原因，初版《隋唐五代史》删去了原稿第一章“总论”部分，共计十四章，部分章节标题和内容也作了删改。1984年版恢复了原删去的“总论”部分，但未冠以第一章的序号，仍设为十四章，其他的删节和改动之处则未作恢复。新版则按吕先生原稿重新作了校订，全书包括“总论”部分共分十五章，章节顺序、章节标题及被删节的正文叙述，均按原稿加以恢复补全。其他如《中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两种》、《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史学与史籍七种》、《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等，先前出版的皆有删改，新版则都回复了旧貌。4、《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的札录，原是吕先生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所做的摘录，文字非常简略，有些只是提示性的辑要，但都标有相应的页码，新版以页下注的方式，附在正文之中，以备参考。

第三，订正错误。1、吸取了吕先生自己和杨宽、吕翼仁诸先生的校订成果。2、整理者张耕华先生及我社的编辑也尽量将错误减少至最低。

2011年10月21日，《吕思勉文集》发布会暨吕思勉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举行。2012年12月，《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出版。至此，吕思勉先生的著作及相关资料已经较为完备地呈现给了读者。不过，《文集》仍留有一定的缺憾：如存在一些漏收或未收的文字，这当中有至今仍未找到的、有存在违碍之处不便出版的、有一时无法取得版权的；存在一些重复的内容，个别篇目需要重新考虑归类；存在一些体例不一的问题。

紧接着，《吕思勉全集》的编纂出版启动，这一工作得到了上海市的新闻出版专项资金的支持。《全集》较《文集》搜罗更为全面，增加了新找到的旧著、教科书等十余种，以及零散的文章、诗词、联语、笔记等，进一步恢复了一些删改、遗漏的文字，《全集》总篇幅达1433万字。另外，针对《文集》存在着编排不当、体例不一等问题，《全集》做了系统的订正。《全集》分为26册，与《文集》分册数恰好相同。对于分册问题，《全集》责任编辑徐乐帅与张耕华先生反复商榷，从最初模糊不清的若干册到初步分作31册，最终定为26册。然而，此26册与《文集》有着天壤之别，不仅内容有新增且已打散重组。最后，《全集》在校勘整理上更是上一层楼，尽可能地降低了差错率。《全集》在营销上进行了众筹的尝试，取得了很好的影响。随着2015年《吕思勉全集》的出版，吕思勉先生的著作由单本而成《文集》、由《文集》而成《全集》，最后终于有了一个总结性的汇集，我社长达57年的吕著整理刊行基本结束。

回顾整个过程，令我感慨良深：我们是在为一项神圣的事业而工作，我们的工作是一种薪火相传的事业，57年的吕思勉著作出版历程，见证了我社一代又一代出版人对于整理前辈学术遗产、对于弘扬传统文化的努力与付出，他们的名字是：吕贞白、李俊民、胡道静、陈向平、杨友仁、陆枫、陈振鹏、姜俊俊、郭群一、包敬第、李剑雄、高克勤、王立翔、罗颢、王畅、李志茗、谷玉、王剑、郑明宝、王纯、曹光甫、曹明纲、史良昭、占旭东、郭子健、张旭东、徐乐帅、吕瑞锋、颜晨华、王珺、张祎琛、陈丽娟……

其实不仅仅是吕思勉著作，我社的顾炎武著作的整理出版，也是这方面的又一个极好例证：从1984年王蘧常辑注、吴丕绩标校的《顾亭林诗集汇校》，到1985年《日知录集释》影印本，到2006年《日知录集释》标点整理本，到2004年谭其骧、王文楚等校点的《肇域志》，最后成就了2012年的《顾炎武全集》。

不求一时喧哗，立足长远发展，是我们社长期坚持的做法。正因为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正因为有了一本又一本书的不断积累，最后才会结出硕果。传承文化，是我们的本职所在，也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坚守，我们的事业正是在这种坚守中不断前行的。

本文作者： 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 吕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