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辈们深谙罗马历史，他们在捍卫美国自由的同时也看到了罗马共和国反抗恺撒暴政的影子。罗马共和国的英雄—布鲁图斯、卡西乌斯以及西塞罗—都是他们的楷模。约翰·亚当斯从23岁起就开始崇拜西塞罗，在年少时期，大声诵读这名演说家的作品，并且在所有的公开场合都效仿西塞罗，甚至退休后每年都重新阅读《论老年》（De senec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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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维·特洛伊（Tevi Troy）：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是位不可多得的研究总统的历史学家，曾做过白宫的高级助理。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美国文明专业博士，《知识分子和美国总统》一书的作者，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前副部长和医疗保健政策的专家。

精彩书摘｜第一章 开国元勋：为智慧与美德而阅读

美国的革命是在文字与枪火中展开的。通过印刷术、轮船以及马车传播的思想让原本迥然各异的13个殖民地联合起来，发动了一场看似毫无胜算却最终取得胜利的反抗。但是，这些思想之所以有价值却不仅仅是因为思想本身的优越性，也因为有文化内涵的人对其赏识。尽管建国初期和如今的科技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在塑造开国元勋和早期总统的思想上扮演着和如今同样重要的角色。

北美的英属殖民地上存在着强劲的思想文化，这使得在革命队伍中传播自由的理想成为可能。革命胜利之后，开国元勋们的兴趣不减，继续研读政治哲学，思考如何构建一个伟大的社会。他们在文化上的不懈攀登，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消遣，而是为了获取灵感和启迪，这也证明了一个新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基础。

首先，先辈们热衷阅读。在战争第一枪打响之前，这些人就已沉浸在政治哲学之中，深思如何创建一个自治的社会，思考腐败带来的后果，盘算着国家的命运。他们态度务实，这就使他们不仅能领导革命，而且还能在战后维护好法治。历史很少能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产生这样一批令人敬佩的杰出人物。

尽管他们与欧洲文明的发源地相距遥远，美国殖民地也迎来了文学上的繁荣。或许在受教育的阶层中，读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托马斯·杰斐逊写道：“从黄昏到睡觉前这段时间，我会读书。”1766年的《纽约公报》（New-York Gazette）和《信使报》（Mercury）上写道：“每位爱国之人都会看到，随着图书的大量进口，许多公立和私立图书馆遍布全国各地，在这个过去的荒芜之地，知识快速传播，阅读的狂热风靡各个阶层，这种现象既让人高兴，也充满了神圣意识。开国先辈们，尤其是那些早期的总统们，非常博学。”

18世纪的通信技术十分有限，但是凭借着印刷技术、更快捷的交通以及愈加膨胀的自由理念，一定程度上，先辈们也置身于信息时代之中。当报刊、书籍以及宣传册子这些更加正规的信息传播渠道受到技术局限和政府管制的时候，殖民地民众便会通过闲谈、传闻，甚至歌曲形式来获取消息。据克里斯托夫·盖斯特所言，美国人很喜欢看小说和其他消遣读物，玩纸牌游戏，读活页乐谱和儿童读物，玩儿童玩具，摆弄打猎垂钓用的户外运动器材，或欣赏如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 ）制作的那种装饰画。

历史学家福利斯特·麦克唐纳（Forrest McDonald ）评说道：“这些人的文化修养非同寻常，更加不同寻常的是他们对读物的贪求。”约翰·亚当斯是个可靠的观察者，他对他的同胞进行了冷眼观察，于1765年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一个不能读写的美国本地人就像詹姆斯二世党人或像罗马天主教徒露面那么少见，也就是说，像彗星和地震出现那样稀缺。”殖民地的文盲率远低于欧洲国家。一名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的办事员莫罗德·圣—梅里（Moreau de Saint-Méry）回忆称，他遇到过的美国水手都普遍受过教育，可以在他递交给他们的文件上签字。在亚当斯生活的新西兰地区，清教徒们很重视对于《圣经》的阅读，识字率更达到90%。麦克唐纳估测，该区近乎一半的年轻男子都有读报的习惯。这是一个惊人的数据，一个如今会让我们心生忌妒的事，尤其当今很多年轻人依赖于幽默性的虚假电视节目，例如《乔恩·斯图尔特每日秀》（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或者是《科尔伯特报告》（The Colbert Report）。

乔治·华盛顿以及戏剧性的领导才能

当然，故事开始于乔治·华盛顿。尽管未必是人们心目中的读书者—和杰克逊与亚当斯相比，没有几个人是读书者—但华盛顿拥有一座藏有900本图书的藏书馆，在当时也是很具规模的了。图书馆里包括传记，史书，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著作以及小说。另外，有大量证据表明华盛顿的藏书得到了很好的利用。作为自学成才之人，华盛顿对农业和军事类的实用图书很感兴趣。

华盛顿也借书，但是由于身居要职，有时他会忘记归还图书，至少有一件事能够说明这点。纽约社会图书馆记录账单表明，1789年10月5日，有两本书—埃默里克·德·瓦特尔（Emmerich de Vattel）的《万国法》（The Law of Nations）和一本众议院辩论录—被指借给了总统华盛顿，2010年，一名档案管理员发现这两本书仍未归还；罚金因受通货膨胀影响，已累计达到30万美元。在弗农山庄的藏书中也找不到这两本遗失的书，但却成功地找到了另一本《万国法》，该书已经上交给图书馆，为表示感谢，图书馆免除了对华盛顿的巨额罚金。

华盛顿和他同时代的人不仅阅读书籍，也对此进行讨论。这些讨论磨砺、阐明甚至传播了革命思想。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是这些讨论中的关键人物，作为与众不同的读书者，他拥有一所令人惊叹的藏书馆，并写了一些关于代议制政府的宣言。梅森乐于在吃饭期间或在书信中与弗吉尼亚州的帕特里克·亨利、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以及华盛顿谈论书籍，交流思想。

通过邮件和推特交流的社会很难欣赏到交流的艺术。绅士们的餐桌上常常是谈论思想、政治以及文化这些严肃话题。这些谈话比闲聊和玩笑更加正式，也更有实质意义，它们是制定政策、解决当时重大问题的关键途径。例如，1790年，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达成了著名的“餐桌交易”，在现今的华盛顿特区建立美国新首都。历史学家凯瑟琳·阿尔戈强调晚餐时间段对整个美国先辈们的重要意义，她指出革命和建国是这些谈话的一部分，其中有许多都出自各种晚宴场合。

在总统任职期间，华盛顿筹备了自称为“星期四晚宴”的聚会，他邀请各阶层人士围坐在精心布置的宴席周围。晚餐正式得让人倍感尴尬，华盛顿的夫人玛莎则作为女主人。丰盛的晚餐之后，人们来到客厅喝东西并讨论重要事宜，这些聚会在一些方面很似不久前著名的乔治城晚宴。但是在交流机会并不多见的年代，像“星期四晚宴”这样的社交活动与如今的大学、智囊团和其他致力于学术文化的组织一样，都具有着相同的目的性。

先辈们深谙罗马历史，他们在捍卫美国自由的同时也看到了罗马共和国反抗恺撒暴政的影子。罗马共和国的英雄—布鲁图斯、卡西乌斯以及西塞罗—都是他们的楷模。约翰·亚当斯从23岁起就开始崇拜西塞罗，在年少时期，大声诵读这名演说家的作品，并且在所有的公开场合都效仿西塞罗，甚至退休后每年都重新阅读《论老年》（De senectute）。

当然，古典英雄的现代代表当属乔治·华盛顿，他高大伟岸，庄重威严，静默中透着王者风范。先辈们亦钦佩华盛顿集万千优点于一身，构成了古典的理想，用戈登·伍德的话来说就是：“内敛，温和，刚毅，庄重，并且独立。”华盛顿是美国版的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于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而后隐退农耕，并未贪恋权位。

华盛顿知晓这个古典象征意义。他甚至还订购了西塞罗半身像挂在他的弗农山庄里，他知道自己对国民来说就是一种象征，也明白领导力中戏剧性的重要意义。他试图给民众营造一种戎马的形象，而杰斐逊则称他为“同时代中的最佳骑士，并且也是他在马背上曾见到过的最伟岸的身影”。

骑术技能在当时被给予高度评价，不仅是因为它的实用价值，也因为从罗马时代至中世纪末骑兵所拥有的象征意义。华盛顿的戏剧天赋或许来自于他自身对剧场的热爱，这点非常符合逻辑。据麦伦·马格尼特（Myron Magnet）所说，华盛顿在独立战争的管理中运用了“高超的舞台技巧”。他扮演舞台演员一角，这样能够巧妙地操控他的观众。他会仔细挑选自己的衣服，认为给人印象深刻的军装足以媲美演员演戏时的戏服。

宣传册与思想的传播

思想的传播加速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并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幅员辽阔的殖民地。在这些思想中最具感染力的当属托马斯·潘恩的宣传册《常识》（Common Sense），它展现了用文字推动美国事态发展的能力。伯纳德·贝林称它为“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最具智慧性的宣传册，也是用英文书写的最具智慧的册子之一”。这本小册子因此销量不错。从1776年1月10日出版发行至3月底，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该册子销量超过10万本—每25个居民中就有一本。如果放在今天，就等于它卖掉了1250万册，这个数据足以让《常识》—这本政治哲学作品—与《冷暖人间》（Peyton Place）、《沙丘》（Dune）和《廊桥遗梦》（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齐名。

即使像《常识》这般受欢迎的书刊，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关注它。较保守的约翰·亚当斯对潘恩的作品不屑一顾，并将其视为是“可怜，无知，邪恶，缺乏远见，过于激进的想法的堆砌”。相较于亚当斯，华盛顿更能理解民意，更能体会公众的情绪，也更懂得欣赏潘恩作品的重要价值。他赞扬《常识》是一部“纯正的教义”，并且意识到在紧急关头，潘恩的作品能够鼓舞美国的士气。

纵观美国历史，潘恩的小册子作为第一部政治畅销书籍已经将切实可行的政治主张与思想相联系起来。这些作品并非都是非小说类，哈里特·比彻·斯托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或许就是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大众，他们对思想力量的坚信，还有从宣传册到推特这样出版技术的开发，所有这些都使有创造性的思想者在国家的政治发展中造成了非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