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自一九八二年一月始，在国企做出版，一举达到三十五个年头。回望我三十五年走过的出版道路，可谓“一波三折”。

回想二〇一六年九月，我已到法定退休的年龄。那天晨光大白，我端坐堂中，一杯清茶在手，不觉晓梦飘来，思想避离尘世，口中吟咏陶渊明的老句：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不过那只是一段梦境。忽一纸合同飘来，延聘如斯，没有商量。我只好“重打精神”，一年之期，也使我自一九八二年一月始，在国企做出版，一举达到三十五个年头。

延便延了，好在时光易逝。转眼之间，我带着处女座的偏执与浪漫，又迎来二〇一七年九月。但这一次有前番经历，我早早告病，声言老之将至，疲态尽显，残旧之人，理当告老还家，让位于后进良才。此时心情，但求秋风落叶，归隐书林，杨柳为依，芝兰为伴，清心自在，以了旧愿。

何为“旧愿”呢？说来我生性孤僻，六十几年经历人世磋磨，面上轰轰烈烈，实则在内心深处，一直萦绕着两点追求：一是归于平淡生活，换来人生的身心平和；再一是毕生理念，崇尚“平等、互助和自我牺牲”的伦理信条，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生铁律，还有对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和安那其主义的研究。

回望我三十五年走过的出版道路，可谓“一波三折”。

一是一九八二年一月我在大学数学系毕业时，原本安排我留校，先做一年政治辅导员，再去做业务助教；或去团委工作；或去调干班学习。以上均非我未来所愿。后来分配名额下来，其中有一个“出版社编辑”的名额，那时我对出版一无所知，只是曾经投过书稿，只是一种神秘感，只是为了逃避什么，因此才贸然跳入出版行业之中。

二是二〇〇九年六月，我离开辽宁出版集团，到北京工作。此前我在集团做了八年副总，其中六年完全离开出版一线，与作者、读者拉开距离。但我实在无法适应那样的工作环境和性质，所以在五十三岁时，还背井离乡，毅然去做“北漂”。

三是二〇一二年末，海豚出版社品牌建设初见成效，但由于规模增长过快，资金出现问题，我开始提出增资扩股的企业走向。为此一做就是四年，最终得到中国外文局和中国工信部出版集团的支持，完成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使出版社走出困境，使文化理想得以实现。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有一些非常值得记忆的人，我在后续《一个人的出版史》中，一定会向他们致敬。

就这样，转眼之间三十五年过去。你觉得很长么？我却想到沈昌文先生。他从事出版六十余年，为文化传播做许多好事情。说起来，沈公有两个“纪念会”让我难忘：一是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沈公年近七十岁时，我们在京举办“沈昌文进京五十年纪念会”。当时毛尖献上祝词，其中一句写道：“再育牛鬼蛇神三四代，再掀出版风雨五十年”！再一是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五日，沈公八十岁时，我们在京举办“沈昌文《八十溯往》出版纪念会”。当时王蒙先生到会，他欣然赞道：“大哉沈公，无所不通；大哉沈公，无所不精；大哉沈公，随心所欲；大哉沈公, 嘻嘻松松。”

相形之下，人生如斯，与前辈比较，我还是感到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