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袁亚春专栏】2008年，在单位一把手的劝导下，我卸下分管了6年的出版社经营管理担子，开始分管起人文社科出版和数字出版工作，从而有机会参与、并见证了出版社在编辑出版方面的几项重大创新。

我们都是被“传记”熏陶出来的一群人。作为中国最早的“传记文学”，《史记》为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3000多年历史中的众多大人物、大家族作传，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计“一百二十”个人物或家族之多。鲁迅赞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表明其除了记述，还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评价它“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又对其作为史书的学理性、严肃性做了注脚。《史记》而外，后世的其他史书里，也不乏类似的“传记”出现。

中国人对历史上大人物的关注，始终高于对历史进程本身。英雄人物，禀赋过人，带着距离感去膜拜、学习，比较有提升感，没有像看一部小人物逆袭成功的书籍那般，总带着一种忸怩和不屑。

西方人的英雄情结似乎更甚。古希腊时期的诸神个个都是英雄，即便这些英雄中有的总是暴力、乱伦，劣迹斑斑，还是让人禁不住喜欢。

美国传记作家奈杰尔·汉密尔顿（Nigel Hamilton）在其《西方传记文学简史》（Biography:A Brief History）里称：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向来被认为是西方自传的开端，传记历史上一个重要文类——圣徒传记即由此发展而来。文艺复兴时期则是西方传记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从19世纪末开始，“传记”的意义越来越丰满，越来越接近真实。

这里我并不是要谈论“传记”这种文学形式本身的历史。这篇文字的目的，是想展示浙大版图书中的一批已经有一定影响力和美誉度的“传记”作品（包括“回忆录”、“自传”、“口述”等形式），以及这些图书出版中的一些历史轨迹。

浙大出版社（含历史上的浙大、杭大两家出版社）早期并不以出版传记文学见长。1991年杭大出版社初创时我受命组织责编过一本叫《历史与我的选择》的短篇传记作品，虽然获得过中央五部委评选的“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了首发式、上了CCTV，但这本书里共有十几位传主，而且也是特定主题、特定历史阶段，定位的政治性较强，谈不上有很高的文学性。此后，就很少策划类似选题，自然也就极少有传记类图书的出版，直到2008年。

回想起来，这2008年，的确是出版社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年份，不少探索性的举措甚至制度设计都是从那一年开始做。这一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浙大出版社的人文出版事业部赶在美国大选前（应是2007年年底）同时出版了两位候选人的传记——《奥巴马传》《麦凯恩传》，大选结果出来后，《奥巴马传》卖出去了几万册，《麦凯恩传》则只卖出区区几千册，还遭遇退货。但无论如何，这可以算是浙大出版社以商业思维涉足传记出版的一个不错的开端。

2008年，在单位一把手的劝导下，我卸下分管了6年的出版社经营管理担子，开始分管起人文社科出版和数字出版工作，从而有机会参与、并见证了出版社在编辑出版方面的几项重大创新。

首先是在分管校长的直接指导下，负责并主导了北京出版中心的组建工作。这个中心以策划出版学术文化图书为主，一年后改制成为一家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企业——北京启真馆文化传播公司，由王志毅担任总经理。启真馆成立伊始，就确立了“启蒙运动经典译丛”“社会经济史译丛”“启真·思想家”等丛书或系列产品的选题计划。其中，“启真·思想家”系列翻译出版的开篇之作，就是王浩的《逻辑之旅：从哥德尔到哲学》，而真正在学术思想界普遍获得好评的，应该就是《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了。

《逻辑之旅》当然是本好书，王浩对哥德尔的哲学精粹和哲学研究之路给出了清晰的描绘；《超越分析哲学》本质上是王浩的思想自传，他从对分析哲学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罗素等人的哲学观点的质疑甚至批判出发，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哲学和元哲学思想，这两本关于哲学家的思想传记，中文版做得精致，品相也明显高出当时绝大多数图书的水平，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恐怕还是题材过于小众，其市场反响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好。

而这本由英国人瑞·蒙克所著、王宇光翻译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出版后，境遇就大为不同了。按照英国《卫报》的评价是”运笔深透，对普通读者也丰盛可口......一个美妙的生命的一幅美妙肖像”，最初出版的中译本是朴实的平装，市场反应之好超乎想象。考虑到多种需求，后来又以插图精装本予以重版，依然受到学界和思想界欢迎。168元一册的定价，销量超过2万册，这在纸质图书不景气的当下已是相当难得的数字了。

受此鼓舞，启真馆继续推进“启真·思想家”系列。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亚当·斯密传》《罗素传》（两卷）和《孟德斯鸠传》《托克维尔传》等。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其传记并不是只有一个版本，华夏出版社2008年就出版过约翰.雷写的同名传记中译本。“启真馆”推出的《亚当·斯密传》由斯密研究专家、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教授亲自选定版本并倾力审校，版本做到了最新、认可度最高。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对这个版本的评价是：“罗斯教授在这本传记中揭示了这位伟大人物及其著作广泛的知识之源，同时帮助我们回忆了斯密注重实践，谦虚、慷慨和仁慈的绅士形象，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有趣的是，当时远在美国硅谷的计算机工程专家、哲学爱好者张晓东博士在看了《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之后，在微博上向我竭力推荐瑞·蒙克教授另一部伟大的著作《罗素传》，说是“比维传写得更好、更有趣味”，启真馆的同仁们于是积极联系版权、找专业学者翻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也终于把洋洋160万言、装帧厚重大气的两卷本中文精装版拿出来了，着实令人眼前一亮。

有了这几次出版经验，启真馆策划、编辑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系列的劲头就一发不可收，好书不断，也让人惊喜不断。

“启真·思想家”传记系列已然成为浙大版图书中亮丽而富有质感的一道“风景线”，接下来还会不断有诸如《叔本华传》《弗洛伊德传》等值得期待的好书推出。

接下来说说浙大版另一条编辑线上的一些传记出版物。

也是2008年，我向当时的社长、总编辑提出是否跟总部设在杭州、正同一家知名的大众财经类出版社打得火热的“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合作一把。当时的总编辑恰好跟蓝狮子当家人的父辈是故交，他一通电话后，我就兴冲冲找上门去了。见面一聊，一拍即合，我当场答应出版社成立财经事业部，无缝对接“蓝狮子”，不久就双方签约，出版社方面确定由王长刚负责财经事业部的工作。从此开始了至今已长达近十年的友好合作。“蓝狮子”以策划财经类图书为主，他们策划的以马云、任正非、史玉柱等著名企业家名字命名的选题，系统总结出了不同企业家的不同个人特质，以及这种特质跟企业发展的关系，图书有鲜明商业特色。虽然多数终究不能算是典型意义上的传记作品，但吴晓波显然是个多面手，他在此前已经写过一本为自己惹过一些麻烦的《吴敬琏传》，其个人对传记似乎有一定偏好，主导引进或策划过一些典型意义上的传记作品，以致最后下决心为著名企业作起传来，一举写出了一本万众瞩目的《腾讯传》来。

《李鸿章传》是晚清年间英国驻华的外交官罗伯特·道格拉斯写的一本人物述评性质的传记，将李鸿章的个人性格、能力等禀赋与其所处的历史境遇结合起来，作品颇有一些特点。《王小波传》的噱头，一是系国内第一本关于王小波的传记，二是有作为王小波妻子的李银河作序，为传记“背书”。但也许是作者不算名家的原因，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这类书始终在销售上不温不火，也没有产生太大的社会影响。

《腾讯传》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人物传记，而是为一个著名的社交媒体品牌作传，具有广泛的社会认知度；同时，这样一本企业传记又是由一位财经写作大咖亲自捉刀；“蓝狮子”和出版社提前在多种场合为这本期待中的大书预热。书一出来，大卖是必然的，区别只是在于大卖到什么程度。

写《腾讯传》这样的书，是非常有风险的，需要胆识。有学院派的学者就坦率地对我说，这书在写作范式上并无大的突破，甚至没有达到吴晓波在《大败局》等名著写作中体现出来的应有水平。但是平心而论，不同定位的图书，其写作手法自然应有不同，《大败局》需要敏锐的眼光和痛陈企业病因上淋漓尽致的语言风格；《腾讯传》是为一个响当当的互联网品牌作传，讲的是一部“互联网进化史”，风格当然不一样才对。

随便说说，为出版这样一部大卖的传记书，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国内有些知名出版社别看名头不小，对于注定会“火”的选题难免会心生觊觎之心，好在“蓝狮子”是一家讲诚信的合作伙伴，浙大出版团队的敬业向上也给了腾讯和蓝狮子以充分的信心。

2008年，浙大出版社人文出版事业部牛刀小试《奥巴马传》后，基于浙江大学在民国史研究方面的优势，也下决心涉足了民国人物传记的出版领域。

人文出版事业部团队在当时的主任黄宝忠博士（现为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的带领下，确立了民国人物传记的“信史”定位，不以戏说、噱头取胜，而是踏踏实实地以可信的历史资料为真实依据，再以有一定可读性的写作手法，描绘出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民国人物的人生经历和功过得失。几年下来，出版品种累积也达数十种。

同时，也策划出版了一些关于党的高级将领的面向青少年的普及类传记作品，如《共和国将军》系列丛书。

浙江大学在民国史研究方面有一定优势，早年杨树标教授的蒋介石研究可谓独步全国，杨教授带出的团队至今依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杨树标的《蒋介石传》一旦修订重版，马上就成为浙大社的重点目标，修订版出来后，依然大卖，同时实际上也为接下来要组织的人物传记定了一个“信史”范本。

人文出版事业部以及后来的大众出版分社，后来在葛玉丹（现总编办公室主任）、陈丽霞（现社长助理）、徐婵等负责人的带领下，继续策划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传记类选题。这些出版物选题中，有的带有明显的编辑个人偏好，但也显见策划者对专注的良苦用心。

其中，《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可谓浙大版的一部标志性的自述类传记，其出版过程也充满故事性。在北京某出版社做工作室的叶芳女士是位很有文化情怀的出版人，她与周有光先生私交甚好。当得知浙大副校长罗卫东教授有意见见周老，希望浙大在语言学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借重周老的名望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作为老杭大校友的叶芳就热心地为浙大穿针引线，无私提供帮助。作为出版社的总编辑，我也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于是地随同校长，或者单独带领相关编辑多次上京拜望周有光先生，逐步取得周先生及其家人的信任，在叶芳和其他师长辈学者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周老及其家人的授权，出版了《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这本周老生前最后的文字作品。这本自述性质的传记出版后大受欢迎，上了多种排行榜，也获得过包括“文津奖”在内的众多奖项。

此后，张允和、张振刚、李欧梵等知名文化人士的作品，在关心浙大出版的各路友人推介下，趁修订重版之际陆续与浙大签约；浙大社大众出版团队也不负各界期待，精心打造，使得浙大版大众类传记作品，以新的面貌得以发展。

总体而言，浙大版传记类出版物选题，在“启真馆”学术文化板块，以及社本部大众出版板块两条线路得以出版。“启真馆”部分着意于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领域的大家名家，以引进为主，读者相对小众，但做得比较精致，以特色和品质取胜。出版社本部大众板块部分，原创为主，品质和市场尚不是十分稳定，但偶尔也会有爆品出来，比如《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和《腾讯传》。

浙大版传记出版物虽然经过十年的累积，已经在业界有了一定的“江湖地位”，但显然还不足以成为具有高影响力的出版品牌。几种优秀的传记作品，具备明星产品的特质，并的确成为一时的亮点，但整体上没有形成有连续性资源保障和市场接应的传记文学产品线，更别说形成局面性的板块优势。记得几年前的《开卷》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数据，浙大版传记文学的市场占有率排名，在全国580家出版社中尚在第50位左右，不及经济管理类图书的数据。最近几年，除了“启真馆”一直坚持在按计划慢慢地做，本部编辑部门对传记类选题规划重视度总体上有所降低，品种没有上去；营销发行部门也基本上没有将传记出版物当作一个品类来集中考虑。按最新开卷数据，除去《腾讯传》这样的爆品，其他传记类出版物的品种、码洋市场占有率排名第58位。今后这个类别的出版物怎么发展，这似乎是需要编辑部门、营销发行部门花点时间去思考一下的。

传记，包括回忆录、自述、手记等记述类作品，按我的理解是对特定人物有意义活动和思想的一种记录。作为中国传统熏陶出来的人，我始终对“传记”出版物抱有特别的期待，总希望藉由读“人”，而读到灵动鲜活的历史，读到流动着的思想。我眼中好的传记，决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一定会触及传主的精神层面，尤其包括其学思想，甚至灵魂。以及这些思想和灵魂在不同场景下的呈现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实在是不能仅仅将传记当做一种励志书去读的，而是要去跟传主做思想的交流，甚至灵魂的碰撞！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要作者、出版社共同给社会奉献一定数量真正好的传记出版物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