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谈到交友，有朋友说，到五十岁年龄，他的朋友圈不再轻易接受陌生人，一是好朋友已经不少，足够他一生享用；再一是来日时光有限，再深交好友的机会已经不多。

是啊，以常情而论，时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常数，五年只是了解，十年则为深交，二十年才是一辈子的朋友。回忆我半生结交朋友，达到二十年以上且不离不弃者，单以“书友”为记，人数实在屈指可数。那么何谓书友呢？我的界定是以书结交，在一起做与书相关的事，且志同道合者，是为书友。这里要剔除一些纯商业性的职业交往。那么随着时间流动，几十年书友聚聚散散，还会剩下谁呢？

先说王辉，他是沈阳日报读书版编辑，笔名大辉。他因为喜欢读辽教社的书而与我交往，我因为喜欢他的读书版，并且时常为其写文章而与他交流，二十几年从未间断。他最喜欢的书是“书趣文丛”和“新世纪万有文库”，还有《万象》杂志，为此他曾写文章《书人俞晓群》，品评我的工作。后来我写文章《那一缕书香，怎消得独孤寂寞》，回忆此前编书的往事，王辉又有文章《俞先生的十八声叹息》与我唱和，让我感动很久。他的第一部著作《我的家园》，文字平和、脱俗而淡泊；他的第二部著作《三好集》，则以“文字老道”而回报流年碎影的磨砺。我到北京工作后，他依然关注我的书事，偶然交流，说到海豚社的好书和我的著作，他都非常熟悉，还会经常在《沈阳日报》选择文章刊载。有观点说，图书编辑与媒体记者天然契合，相交容易，长交却难，这当然是职业属性使然。我与王辉相交经久不衰，可以相知、可以唱和，一定是重要的基础。

再说沈昌文。我与他首次见面始于一九九〇年初，一次在《读书》编辑部偶然遇见，那时沈公是《读书》主编，事后赵丽雅带话说，沈公对你印象不错，看气质不像某些社长趾高气昂，希望能有机会合作。后来辽教社在《读书》上发广告，成为三联的广告客户，但我们只限于职业来往。我偶尔会为《读书》写一点小文章，第一篇是《谶纬与〈谶纬论略〉》，被沈公退改三遍，他说文体不对，像是简介，不符合《读书》风格。其实许多报刊和出版社都有自己的风格，那时我确实不大会写文章，还处于学习阶段。直到两年后，有一次沈公颇为正式地对我说：“你能抽时间为《读书》写文章吗？”赵丽雅对我说：“沈公很少向人约稿。”后来经历辽教社合作高潮，沈公帮助我们出版那么多大项目。但直到二〇〇三年我们交往十年之际，我的著作《人书情未了——一个出版人的手记》出版，请沈公写序，他的题目是《出于爱的不爱和不爱的爱》，讲到他爱三联，却不能再为三联做事；他不爱俞晓群，却为做事而彼此相爱云云。可见那时我们还没达到“书友”的亲密无间。直到此后十年，尤其是我进京来到海豚社，他为“海豚书馆”写序，题目是《过去与现在的“三结义”》，讲到他与陆灏和我的书缘书情，讲到如何传承文化，服务大众，文章字字催泪，个中情谊，远远超出一般性的职业合作。这两年沈公号称整理书房，他将其中几万册书都交给我们保存，说道：“你们将来有机会办书院，算是我的贡献。”可见相交之深。

相交二十年的书友，还有陆灏。我们合作出版很多书，一直到目前还在出版的“海豚书馆”。二十年你来我往、争争吵吵，我自感觉，情义越来越深。但陆灏思维在四次元空间游动，非我辈可以把握。近些年在同事中，陆灏已有“大王”之称，年轻人时常请他带路，巡游书山，他看上去很受用。前些天在上海，我们一起研究事情，他还说，晓群做书行，宣传书行，书稿把关不大行，卖书挣钱好像也不大行。我笑着说，如果将来再做书事，就要请你把关定向，补充我的不足。他笑着回应，你这是想让我得罪人。

再有林道群，他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自一九九五年沈昌文引荐与香港牛津合作，从《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牛津学术精选”到“董桥作品系列”，我们合作编书，算起来也有二十几年。一路走下来坎坎坷坷，朋友已经交得深厚。道群本人兼通中西学术，对书的认识深刻，我们编“新世纪万有文库”时，道群就是其中最年轻的编委，后来每每找书选书，我们经常向他请教。结交书友，能遇到道群这样的人才，实为人生幸事。

我与王强交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那时他在新东方，早已名扬天下。我们时常见面，最初是与沈昌文、郝明义一起，听王强讲西方典籍，现在该引进什么书呢？他提到“负面乌托邦三部曲”《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和《我们》；还提到理查德•德•伯利的《书之爱》，以及他自己的著作《书之爱》，后者后来被徐晓改名为《读书毁了我》，多年长销不衰。二〇〇〇年我出版他的《王强口语》三卷，轰动一时。当时我写文章《e时代二人谈》，其中有一段写道：

与王强接触，本缘于近一年来，辽教社出版新东方《王强美语口语教程》，我们之间多次研讨。其实，以新东方的显赫声名，王强的大作原本轮不上辽教社出版。但读过卢跃刚《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的人都会知道，王强的绰号叫做“书痴”；如果再读过他的作品《书之爱》，更会了解他的阅读功力。他说，他是读辽教社的《万象》、“新世纪万有文库”等书，才乐于与我们接触。几次交流，我们谈得最多的不是他的《口语教程》，而是倾听他用那动人的男中音，侃谈关于“书”的故事。……我们评价，王强既是当红的“授课天才”，更是一位“未来人物”，正如卢跃刚所说，王强所崇拜的是五四时期北大教授，辜鸿铭、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前辈，有人格，有个性，有文化；王强是一个读书人，是北大校园文化的推动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的积极参与者，是立志介绍西方文明以启蒙国人的人……于是，我们不但在出版王强的《口语教程》，还在互动“王强工作室”的诞生！

唉，说是鬼使神差，此后十几年间，王强离开新东方，重新创业；我离开辽宁，到北京漂泊。后来我们由《书蠹牛津消夏记》再聚首，几番交流，又回到“王强工作室”类同的观念，二十几年彼此心中存留，正如那句诗写道：“早已有心在先，此次何须相约。”

还有一种交往，所谓“神交久矣”。比如钟叔河，在我心中，我一直奉他为导师，也把他当做最好的书友。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就为“国学丛书”向钟先生约稿《载道以外的文字》，真正见面却是在二十年后。记得二〇一四年，我们第一次来到长沙钟先生书房，我见到“念楼”二字挂在门上，念者廿也，本意为书房地处第二十层楼。我却愣住了，心中念叨着：相知相念二十年，此时我站在“念楼”门前，如此巧合，果真是二十年相约之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