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翻译家傅惟慈始于2011年春天。头年，他做了胯关节手术，行动受制的状况令人烦闷，当时尽管身体的不适已明显淡去，无法停止思想的胶着劲却让人不安。“我的脑子不能停止思想，夜里三点钟睡不着觉，但也不觉得特别难受，第二天精气神十足。身体的衰朽、人生的劫难，谁都免不了，这不是我能改变的，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看一些书，把我经历的事写下来。”

今年春天再次拜访，四根柏胡同里傅惟慈居住的小院已经被女儿种满了花草。“漏勺儿”、“旱水仙”、“铁线莲”的花影间，立着一株几丈高的乔木。这棵早年间种下的“金合欢”到了夏天便浓荫蔽日，在小院泥地上投下绵密光斑。

这处房产是傅惟慈1951年从后母手中接过来的。当时后母将他父亲傅鼎新留下的老宅卖了，重置了几处房产，将这处200多平米的小院给了他，他算是从此自立门户。那一年，傅惟慈28岁。60多年过去了，傅家三代人在此生息，小院几经整修，近门的西屋则始终留作客房—“因为总有人来”。有时给他打电话，电话里的声音爽朗、欢快，说：最近家里有朋友从德国过来。再次拜访时，他会感叹：“我是出不了远门了，好在总有朋友来，过去一起出游的国外的朋友也会来。”他心里的冷清和热闹便在这句淡话里转了起来，看书、写作、陪老伴坐坐，一天天就这么过了。

采访那天，他穿了件Timberland灰色棒针毛衣，领子立着，交谈时脱口而出的英文单词是紧凑、温和的老派腔调。我们的交谈，在回忆和写作中兜兜转转，但又不仅限于过往之事，他对时事的关心甚至多过念旧。

心里有一个标准

写写自己经历的事的计划，在几起几落的热情中缓慢进行，尽管慢，但隔段时间拜访，仍能拿出打印好的几万字初稿，用一种满是怀疑的语气说：“还没有写好，没打算给人看，只是因为一人闷在这里，就想着写点东西打发时间。”

对这位翻译了托马斯·曼、亨利希·曼、S. 毛姆、格雷厄姆·格林、塞林格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家来说，写作是件尤其困难的事，首要的障碍在于“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什么东西值得写，心里有一个标准”。另一个问题是，记忆像一堆废墟，回忆则是讨债似地向过去索回，“我的记忆不好，除了记外文单词还成。还有一个，是我的观察也有问题，我不太记得那些细致的地方。去到一个地方，天色怎样、房间里有什么、人们谈了一些什么??回忆是需要细节支撑的。”

尽管悬在摇摆不定的回忆与写作中，常困惑于“究竟什么是真正对别人有用的，而不只是一个人絮絮叨叨地念旧，我不想分析历史，却想写下与我有关的部分”这样的问题，但一旦开口，他言辞里的洒脱与风趣又会将思虑的负重拂荡散去，仿佛写作并不存在本源性痛苦。例如，某天看完急诊回来，他会打趣说：“我们这些等着救治的病人，好像一群饿鬼，等着大夫切蛋糕。”

“我曾经以为流浪和文学是我一生的梦想”，傅惟慈坐在老屋大玻璃窗的廊前，慢悠悠地说出这句话。虽在翻译时不喜欢用文学词汇或成语（“因为这些词语陈腐”），但“流浪”和“文学”又确乎是老派、文雅的词，此时说来倒很合时宜。对这二者的热爱与他的性格有关系，“我喜欢静，从小就学会很多自己跟自己游戏的本领”。

4岁时，生母早逝，傅惟慈“被禁锢在四堵高高院墙内的童年”孤独、冷静。精通俄语的父亲傅鼎新，曾在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理事会任职，对儿子的管教甚为严厉，少不更事时，《论语》、《孟子》便是每日的必诵读本。翻译亨利希·曼的《臣仆》时，小主人公说自己的父亲“像神一样爱不起来又不能恨”，令他极有对于父亲印象的共鸣。每一天的生活都在临帖和诵书中苦捱，便有了自创的各种乐事，比如临帖时趁着墨迹未干，用白纸覆上一按，就是自己的印刷术，于是把字写反，以便印成正的，也是一种私心的快乐；读《三字经》读到“人之初，性本善”几句，又觉得这么说毫无意义，于是改成“人之初，居无屋，采野果，猎狐兔”??高墙外的叫卖声远远传来，让人对大千世界心生好奇，幻想游历，几十年后，墙外传来的政治运动口号，又让他想找个遁身之所，隐居之地。流年暗逝，外面的声音始终变幻不停，恍兮惚兮。

边逃亡、边抗争、边学习

年轻时的流浪始于抗战爆发。正值热血青春期的傅惟慈，在北平沦陷后，左右权衡，实在无法忍辱负重栖身日本国旗到处飘扬的敌占区，便选择到大后方去，找机会投身革命。

逃亡之路需走河南沁阳，若能绕过伪军关卡，便有人接应。这条路是早年结识的一个进步青年帮他画的，接应的人也是此人帮忙联络。傅惟慈说：“我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是在流浪中建立的，告别了中产家庭之后，要忍饥挨饿，九死一生逃亡，但是有意思，这是我的生活。上帝给我双脚让我走路，给我眼睛让我看，我正在使用它们”，“我也喜欢山喜欢水，但更感兴趣的是人怎么生活。”傅惟慈记得，当时范长江写的新闻，劳动人民生活无着，小孩一夜哭嚎，就是这些现实，影响他产生参加革命的想法，“让我觉得这个现实必须改变了”，但是“每次革命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

抗日的战火日炽，上学的浙江大学教学瘫痪，政府号召青年参军，傅惟慈便与同伴一起报名。当时，学生中有100多人参加了青年军，但是待了几个月后，发现部队没有很好的训练，也没有准备真把战士们派到战场上去。“我参军就是想上战场，想到危险的地方去，但我们的部队就是在四川受训，虽然吃得很好，生活有保障，但成天练徒手操，没觉得有上战场的机会。后来我们觉得没有意思，就报考了国民党青年军的译员，1945年5月去了云南。”

在译员班受训的译员，是为协助美军特种部队到越南作战做准备，傅惟慈参加的是协助美军特种部队做翻译，需要学习如何炸毁一座桥梁和炸毁一座桥梁需要多少TNT，还要学打密码电报等知识。预备受训两个月后，译员班成员将被派到越南作战，战斗目标是破坏日本人的飞机场。

这段在昆明受训的日子，傅惟慈有清晰的记忆。“译员训练班里有西南联大的老师上课，对我的影响很深，潘光旦、费孝通的教学是我的思想启蒙的第二个时期。那时候，多少知道一些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问题了，比如潘光旦讲中国的人口问题，费孝通讲社会问题。我在那儿受训一个月，主要学英语，但是对思想的冲击也很大，我思想的转变就是从那儿开始的。”当然，译员训练班最重要的是学习打仗知识，“我的那个部队是要到越南作战的，武器都发了，可原子弹先于我们出发，后来日本投降了，我们也没有去成越南。没去有没去的好处，如果去可能打仗就打死了，可如果没死会更有意思。‘文革’的时候，我挨整主要就为这事。他们说：你怎么跟美国人去打仗了？”

在译员班最后两三个月的一段经历，是傅惟慈的思想和现实真实触碰的又一次启蒙机会。“当时，来了一个国民党兵，是武器专家，这人跟我住一块儿，慢慢熟识后，他向我暴露了他的地下党员身份，他是从东北逃亡到日本，又辗转进入国民党的部队。他常常跟我分析形势，讲现在是两股力量在打日本，国民党打正面战场，而共产党占领了很多游击区，你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怎么看？我慢慢知道了中国正在两种政治情势的交锋中，这也是我出去之后要面临的选择。”日本投降后，是继续流浪当社会青年，还是回到学校完成学业？思来想去，难以割舍对外语的痴迷，于是决心回学校念完学业。

大约2009年前后，朋友带着穆旦的一个亲戚来到傅惟慈家中聚会，这亲戚送给他一些关于穆旦生平的书。这些记述，让傅惟慈找到了一种个人性与一个时代的一群人发生了关联的年代感。他曾自叹：“我个人做的事、吃的苦和留下的贡献是远不能跟穆旦相比的，但他让我看到在那个时代，很多青年都是边逃亡、边抗争、边学习的。要么像一些人那样留在敌占区忍辱负重，要么走出去寻求报国的机会。”

人注定要承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傅惟慈仰慕穆旦，不止因为那种“以己任为天下”的志向，还因为他翻译济慈、普希金，和到了美国后又用英文写的《饥饿的中国》。“他的诗最好了。我喜欢这样的人，尽管自己有一个文学的天地可以做点事，却从来没有不关心现实，总想着做点什么，让这个社会变好。”而对于穆旦其人，最让傅惟慈难以放下的是他在“文革”中遭遇病痛却无任何医治，全凭肉身苦捱的遭遇。傅惟慈说：“他可以走得很远，但1952年还是选择了回国，1957年倒的霉。他译的诗影响之大，我记得当时插队的年轻人很多都带着。”

“关心现实、关心人的生活和心灵”成为后来傅惟慈寄托于翻译文学中的志趣。但你要问“喜欢这位作家什么”，他会闪过一丝焦虑说：“我不是搞文学评论的，说不出喜欢什么。”然后翻出一本书给你念几段句子。这些句子，很容易让人想到他“文革”时期译在小纸片上的话。当时，傅惟慈挨整的一个原因正是这些话看起来很像诗，人们说他是“诗人”，但他说那只是翻译的东西。人们又说，翻译这些东西说明还是在这里头找到了共鸣。

这是一种像手术刀一样欲剖析、定义你的权力，基于这样的经验，他于是告诫晚辈：人注定要承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肉体的病痛是没有办法的事，而精神的苦痛有两种，一种来自文化的专制，一种来自人自身，我们不应该自己折磨自己。

傅惟慈退休后四处漫游的生活，大多也与对人的处境的关心有关。因为翻译外国文学的缘故，他喜欢到德国、英国一些为作家描述过的城市、小镇，或是偏远陌生之地游荡。最后一次游历欧洲是2005年，82岁时，独自骑行游历德国魏玛。中国的西南、西北亦是傅惟慈心神向往之地，就像他钟爱的格林所热爱的异域。

没法像很多人那样找到幸福感

傅惟慈说：“欣赏自然也很高级，但我更关心的是人怎么生活，关心一个人在某种特殊处境中如何应对的行为。”事实上，在对翻译作品的取舍上，他尤其钟爱始终描绘着驳杂现实的格林，而非米兰·昆德拉说的“只能低头瞪视自己灵魂”的作品。

面对沉迷于抽象的文体实验的现当代小说，傅惟慈认为文学最迷人的地方在于语言，而不是观念或过分强硬的思想——“这些东西也很高级，但看着很累”。他不喜欢看大部头著作，常常调侃：“不怕人笑话，莎士比亚我也看得很少。”反而是一些小故事，那种干净、利落的短篇，从文字的角度就能让他心生欢喜。

现在，曾经一起搞文学翻译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即使是“文革”前非常严峻的日子，我和董乐山、梅绍武、冯亦代、李文俊都时有聚会，谈谈文学，相互帮助。那时骑车去和平里李文俊家，没有电话，去而不遇，我就在门口等一等。”与今日对照，愈显寂寥。今天，与傅惟慈走得近一些的，更多是搞钱币收藏的朋友。“他们大多是60多岁的老头，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我们有很多话题，都很关心时事，尽管我们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但的确也没法像很多人那样找到幸福感了。这种基本的思想，已经影响了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基本看法，如果还有点能力，就希望做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事。”

另一个傅惟慈最常挂念的朋友，是当年的同事蓝华，比他小十来岁，曾在美国教学，后来回国，独自住在卢沟桥。傅惟慈一直称许蓝华的写作能力。有一次去看病，他顺手带了本刊登了蓝华文章的《读库》，在医院走廊里看着看着就念了起来。

蓝华写自己在美国相识的一位一生独居的老太太穆尔小姐。有一次，蓝华问穆尔小姐：“回想这一生，你最快乐的时光是哪段时间？”穆尔小姐说：“我的最快乐的一天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天。”70年前，穆尔小姐和未婚夫在他们去教堂结婚的路上遇到车祸，“他死了我还活着”，穆尔小姐对蓝华说。蓝华歉然道：“很对不起，我让你伤心了。”穆尔小姐说：“人生从来就不公平，历来如此，从来如此。”又问：“那我们怎样面对人生呢？”老太太说：“人生就是你自己去创造的。”

“我禁不住朗读起来，”傅惟慈说，“他写得太好了，说老太太穷得要命，还请他吃龙虾什么的，他就像老太太在喂一只小猫似的，那种惶恐又安然的复杂心情，写得好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