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在生命的最后20多年，维新变法领导者梁启超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编了三本书——“梁启超修身三书”；第二件事，是周历各地去演讲，呼吁大家特别是青年学子，重回修身之道；第三件事，是亲身投入教育实践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清华国学院。8月16日，“回归传统修身之道——晚年梁启超的痛切呼吁”在2018上海书展期间成功举办。现场，梁启超修身系列图书的策划者和责任编辑刘海滨博士，从梁启超晚年的痛切呼吁开始，反观当下的时代问题，并与大家一道回溯中国文化的核心——修身之道。

8月16日，“回归传统修身之道——晚年梁启超的痛切呼吁”在2018上海书展期间成功举办。现场，梁启超修身系列图书的策划者和责任编辑刘海滨博士，从梁启超晚年的痛切呼吁开始，反观当下的时代问题，并与大家一道回溯中国文化的核心——修身之道。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他是清光绪举人，与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

120年前，戊戌变法正进行得轰轰烈烈，但是一个月之后即宣告失败，那时梁启超才25岁。100年前，45岁的梁启超，宣布辞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职务，彻底退出政坛，专心投入文化和教育事业。在此之前，梁启超经历了一个“自我变法”的过程，对自己和中国的变革历程作了彻底的反省和反思。梁启超痛切认识到，政治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从政者以功利、甚至以富贵为本位，不再以士君子为政治的主体；另一方面，教育的方向和策略也出现了重大的偏差，学校重知识、轻德育，已然成为“贩卖知识的杂货店”。而这两大问题的根源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丢弃了传统的修身之道——这其实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

1905年编纂和发表的《德育鉴》，是梁启超“晚年定论”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在这本书中，他大力呼吁重归传统的修身之道。《德育鉴》是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骤，摘录编排先秦至明清的儒者的相关言论，并加按语跋识。该书自1905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后，不断再版，影响深远，如梁漱溟就多次说自己走上后来的学问和实践之路是来自此书的启发和引导。

从那以后一直到他去世的1929年，在梁启超生命的最后20多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编了三本书，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梁启超修身三书”的，除了《德育鉴》之外，另两本是《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这首先是梁启超用来自修的读书札记，也非常适合作为有志之士修身的日常读物。

《节本明儒学案》是节录《明儒学案》中的修身言论而成，但此书绝非是原书的简略本。《明儒学案》现在学界和读者一般是把它当做学术史著作，或者是资料的汇编来使用，而黄宗羲原来的目的之一“示读者以入道之门”（梁氏语）则湮没不彰，梁氏编这本书的用意正是将原书变成一部修身指导书，可以说，已经是与《明儒学案》面目不同的另一本书。另外，节本只有二十七八万字，与原书的卷帙浩繁相比，也大大增强了可读性。

《曾文正公嘉言钞》是从曾国藩的书札、家书、家训、日记、文章中摘录有关修身内容汇编而成，时加按语提示，书末另附有曾国藩部属和学友胡林翼、左宗棠的名言选辑。自1916年编纂后，十年间每年一版，可见此书之风行。

 第二件事，是周历各地去演讲，呼吁大家特别是青年学子，重回修身之道。我们全面收集梁启超关于修身方面的讲演稿共30篇，编成了这本《梁启超修身讲演录》。梁启超对于政治和教育的批评，在讲演录中都有生动的表述。他将清代以降的政治的方法，概括为三条路线：以曾国藩为代表的“道德改造”路线；李鸿章代表的“功利改造”路线；袁世凯代表的“以富贵为本位”路线。

梁启超后期做的第三件事，就是亲身投入教育实践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清华国学院。教育实践的情况如何，这在《梁启超修身讲演录》里都有体现。他希望清华国学院能改变重知识轻德育的不良风气，而发展出一种新学风，即将现代教育与古代书院教育相融合，培养出智仁勇三者兼具或知识与德性二者兼具的人才。他要求学生立志成为一流人物，且用绵密的修养工夫来成就自己；毕业后更能开创新学风，以改造教育和社会。

（本文编辑：阿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