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二〇〇九年，我到北京工作，又有机会与林道群接触，他时而谈到与译林的合作，谈到这套书，我很兴奋，还有些感伤，有些想法。一是当年沈昌文先生为我们起了一个好头，我们却没有很好坚持，那么多好项目都半途而废。但牛津还在继续，尤其是译林做得更好。

这些年做出版、写文章，经常会下单买书。近日整理购书的目录，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买了许多“牛津通识读本”。 这套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版权是从牛津大学出版社引进的。他们声称，自二〇〇八年始，拟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陆续推出二百种。截至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已经出版七十九种。在这些已经出版的书目中，我喜欢《自闭症》《网络》《古典哲学的趣味》《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亚里士多德的世界》《福柯》《哈贝马斯》《海德格尔》《历史之源》《天文学简史》……或者说，其中所有的书我都喜欢，只是要分一个先后顺序，一本一本地阅读。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小书，英文名字为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直译是“非常简短的介绍”。他们延请世界上各个学科的学者，用短小的篇幅，通俗的文字，写出该学科的知识介绍或曰导读。从一九九五年开始，牛津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这些小册子，据言它们已经被翻译成五十多种文字，不断在世界各地出版。

看到丛书的英文名字，我并未感到陌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也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刚刚开始出版这套书的时候，我就接触到它们。也是偶然，那时我正在沈昌文先生的引荐下，跟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为此接触到几位香港牛津的高管如施恪、吴赞梅，还有一位项目负责人林道群先生。那时林三十几岁，很有学问，我们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他是外国文化书系的编委，也是整个编委会中最年轻的一位。在那一段时间里，除了谈《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的事情，我还向他请教其他可以出版的书。一次在深圳谈书稿，他从香港过来，拿出几本牛津刚刚出版的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称赞不已，向我们极力推荐。他还建议书名改为“让你读懂的”系列。当时沈昌文在场，他也大为赞赏。沈还讲到，关于引进外版书，他曾请教陈原先生，陈说要重视牛津的书，它们知识准确，注重普及，作者一流。所以我们确定出版一套“牛津学术精选”，但那套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刚开始出版，数量不多，篇幅很小，所以要在此基础上，增添更多的书目。再者辽教社编辑力量不足，沈先生建议，请北京倪乐主持翻译工作。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日，我在《编辑日志》中记道：“今天，香港牛津林道群传来牛津精选的书目。六月七日，我曾在京拜见吴赞梅，在谈过《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的相关事宜之后，我们又谈到引进一批牛津的学术著作，即编辑一套牛津学术精选，初拟一百本，每年推出十本，渐成规模。道群兄最支持此事，他当初向我推荐的一套小册子《让你读懂的哲学》《让你读懂的文学》等等，都纳入这套精选之中了。”九月二十三日，我又在《日志》中记道：“由于我们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全面铺开，大家兴致很高，于是又有一个更大的创意，那就是辽宁教育出版社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成立一家中国人文编译所。今天，我们开列出工作宗旨，以及近两年的工作计划。其大体内容包括：组织翻译社会与思想丛书（五十册），组织翻译Oxford Young Book（十册），组织翻译万有文库外国文化部分（五十册），组织翻译文化、社会译丛（五册），计划设立住所编译专家制，定期邀请海内外翻译专家来香港指导工作和审阅译稿。”

二〇一五年，我的《一个人的出版史》（第一卷）出版，当时在一九九六年八月那一段《日志》之下，我还注道：“这套书出版后，在学术界的反响极好，董乐山等许多名家也参加了翻译工作。一次，在北京的一个读书会上，一位学者说，这其中的许多书是西方文化的经典，如果有人说看不懂，那一定是他的学识出了问题。十年之后，即二〇〇六年九月十八日，我与沈昌文、柳青松在京宴请葛兆光、戴燕，兆光兄还说：“当年的辽宁教育出版社确实出了一些好书，尤其是牛津精选，编得真不错。”

一九九八年二月，“牛津学术精选”第一集出版，我提出的广告词是：“五百年牛津风范，五十种学术精品”。六月，《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出版，我提出的广告词是：“时代精品，世纪津梁——与全世界儿童共同阅读《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

另外，由“牛津学术精选”引发，我们还在一九九八年，与剑桥大学出版社谈定出版“剑桥学术集萃”。我在这一年的《日志》中记道：十一月一日，我们在加拿大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建立了联系。说来有趣，剑桥原本是英国的出版社，但是他们在加拿大多伦多设有分社，我们正是从分社入手，拿到了剑桥的许多资料。今年八月二十九日，我在北京，还参加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招待酒会。在会上，我与剑桥的版权经理进行了交流，我说希望引进一批剑桥的学术著作，还希望引进剑桥的教材。她说，学术著作没有问题，而教材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太多，引进的时间也太长，你们不太好再插手。三十日，我与沈昌文拜见台湾联经总编辑林载爵时，谈到剑桥的事。林是剑桥毕业的，他对此事非常感兴趣。我们又请赵一凡先生帮助我们选书；然后，我们把遴选出的四十多个书目传给林载爵。九月十七日，林给沈复信：“我根据剑桥的书目整理出建议的书单十五种。其中有几本可视为是必要的：1.《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理论》，这本书已卖了十三万，是剑桥最畅销的一本。很奇怪，竟然还没译成中文。2.《何谓现代性》。3.《何谓后现代》。4.《生物的帝国主义》。此书讲欧洲生物的扩张，议题有趣，历久不衰。”沈昌文在第一种书的下面注道：“此书可能三联书店已选。但无论如何，请尽快去取得版权，是为要务。如能尽早得手，当为快事。”接着，沈又写道：“林载爵传来剑桥精选书目，共十五题。林是剑桥出身。应当说，所选是较有把握的。我以为可行性比较大。何况，联经选这些书，就是为了与辽教社合作。我们可否先取得这些书的全球版权，然后同联经谈具体事宜。我这里，当然再同赵一凡商量一下。”

本世纪初，我离开辽教社，这套书，还有很多套书，都逐渐停止操作。“牛津学术精选”仅出版三集不到三十本，诸如《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动派》；其中还有《当代学术入门——考古学》《当代学术入门——古典学》《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它们正是二〇〇八年，译林出版社开始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之中的题目。

二〇〇九年，我到北京工作，又有机会与林道群接触，他时而谈到与译林的合作，谈到这套书，我很兴奋，还有些感伤，有些想法。一是当年沈昌文先生为我们起了一个好头，我们却没有很好坚持，那么多好项目都半途而废。但牛津还在继续，尤其是译林做得更好。由此想到，百年老店是怎样产生的？不言而喻。再一是译林称这套书为“通识读本”，通识一词，也是我这些年非常关注的概念。但我们多年追随陈原、沈昌文，讲的是文化启蒙，或曰启智，出版的书有“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杂志，当然也有牛津、剑桥的著作。西方的启蒙运动与通识教育，两者在时间上有前后之分，在追求上也有所差异，在功能上却有着诸多包含、交融之处。那么今日之中国，正处在哪个阶段呢？哪个问题更为紧迫呢？

我承认，牛津的那些好书，无论著作者、出版者出于何种目的，都对启蒙或通识教育大为有用。至于丛书的名字，我还是更喜欢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的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