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黄国荣专栏】淞沪战争期间，邹韬奋和《生活》周刊全体员工除出版发行刊物，仍在继续征募前线需要的军需用品，还要接送伤员，以及与军政大员斡旋，展现了出版人在困难时期志不可夺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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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的上海，树枝还是枯的，春寒的风比冬天更扎脸痛。淞沪的战争仍在继续，战局于日军十分不利,日本内阁于又调陆军第9师增援，又换植田谦吉统一指挥。中国政府也针锋相对，派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5军军长，率第87、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战争进入白热化。

前线吃紧，韬奋和《生活》周刊全体员工就更忙，除出版发行刊物，他们仍在继续征募前线需要的军需用品，还要接送伤员。上午，韬奋刚从“《生活》周刊伤兵医院”那里回到华龙路周刊社，正在向徐伯昕询问军需物资征募情况，屋外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和引擎声。韬奋和徐伯昕警觉地朝外看，来的是军车，觉得有点不对劲。

孙梦旦匆匆跑进门来报告：韬奋先生，胡宗南将军来了，来了三辆车。

韬奋和徐伯昕感觉有些奇怪：他到这里来做什么呢？

徐伯昕跟韬奋说：你还是避避好。

韬奋沉吟了一下：不怕。能有什么事呢？说着他向孙梦旦吩咐，梦旦，你要到咱们的伤兵医院去一趟，那边药品有点紧张，你带些钱去，帮他们解决一下。韬奋说完举步朝大门外走去。

书店门前停了三辆军车。韬奋走出大门，胡宗南已经下车，他在看《生活》周刊社的房子。徐伯昕也跟了出来。

韬奋热情地迎向胡宗南：胡将军，尊驾怎么有空来我们这小杂志社，有失远迎，不知不为过啊。

胡宗南个子不高，据说当年考黄埔时，因为他矮，身高不到160厘米，体检时被淘汰，是经党代表廖仲恺特批才得以参加考试。个子不高，但说话做派有点大大咧咧，他没在乎这礼节性招呼，他说：邹先生名声在外啊！碰巧路过上海，特来拜访邹先生。

韬奋实话实说：小小杂志社，岂敢劳将军大驾。

胡宗南岔开寒暄，发现孙梦旦和一些员工在往外搬药品，疑惑地问：怎么，邹先生要改行办医院啊？

韬奋没有开玩笑的心情，直接告诉他：吴淞闸北的战火还在漫延，战地救护有困难，孙夫人带头办起了伤兵医院，我们做一点应该做的事。

胡宗南夸赞道：精神可嘉，精神可嘉哟！

韬奋礼貌请胡宗南进屋：胡将军里面请！

胡宗南没有进屋，直率地说：这里说话不太方便吧，咱们找个地方说话？

韬奋也直率地说：我倒是无所谓，只是怕怠慢委屈了将军您。

胡宗南哈哈大笑：还是找个地方吧，我带了车，方便得很。

韬奋说：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徐伯昕立即走过来轻声征求韬奋意见，要不要陪他一起去。

胡宗南不屑地说：用不着陪，我胡某保证把你们老板安全送回。

韬奋礼貌地跟着胡宗南上了车。秘书与卫兵分别上了前后的车。三辆车飞驰而去。

韬奋对胡宗南突然光临的目的一无所知，但胡宗南在中国是大名鼎鼎著名将领，而且他跟蒋介石还是同乡，浙江镇海（今宁波市镇海区）人。黄埔系一期毕业，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韬奋接手《生活》周刊时就听人说过胡宗南，说他参加过广州革命军两次东征陈炯明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在北伐是攻打孙传芳与直鲁联军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尤其是1929年至1930年，在蒋桂、蒋冯、蒋唐战争和蒋阎冯“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积极效力，他在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中居首。

上车后，他们几乎没说什么话。韬奋想，他与胡宗南没怎么交往过，他无缘无故来找他肯定是受上面的委派，不知他究竟要谈何事，韬奋不得而知，他觉得也没必要急于了解，于是上车大家都沉默着 。

直到进了那家宾馆的会客室，他们坐定喝上茶，胡宗南才开口说话。他一开口，韬奋就知道，果然是受蒋介石之托，前来充当说客。

胡宗南说：邹先生，你们的《生活》周刊，应该多谈生活，谈这么多政治做什么呢？

这话问得韬奋啼笑皆非，只好无奈地回答他：政治也是生活哪！生活不是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这些内容嘛！

胡宗南不想绕圈子，他单刀直入地说：既然要谈政治，那么党国的利益是最大的政治，你也是国中国国民，就应该帮国民党中央，帮国民政府说话，应该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上来分析形势，批评时弊。

一进入正题，韬奋反镇静下来，他不慌不忙微笑着说：胡将军，我们的《生活》周刊不是国民政府的官办周刊，是民办的，我们的立场是很明确的，也是公开的，我们没有党派，也不随波逐流，而是站在民众的立场。

胡宗南反问：民众的立场是什么呢？政府是代表民众的，政府的立场不就是民众的立场嘛！政府的主张不就是民众的主张嘛！

韬奋摇了摇头说：胡将军，不能这么武断地一概而论，民众的立场跟政府的立场是有区别的。你可以要求民众放弃自己的立场，与政府保持一致的立场；但政府的立场不能代表民众的立场。

胡宗南有点急，他接着说：你这样只是强调了另一面，民众是什么？民众里面有良民，但也有乌合之众，他们的立场能代表国家的立场，能代表民族的主张吗？

韬奋解释说：关于《生活》周刊的主张问题，我们专门发表过文章，我们所强调的，是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是站在一个认识清楚中国局势而有良心的新闻记者的立场上，对中国前途，我们认为只有先改变生产关系，而后才可以促进生产力，舍此之外，并无第二条出路。

胡宗南觉得韬奋太自负，一个小小的杂志社，竟要跟政府对着干，这不是无法无天嘛！他毫不客气地说：邹先生，别太书生气了，我奉劝你一句，一个人做事，先要抬头看看天，要知道这是谁的天；再低头看看地，要知道这是谁的地；明白了天下的意思，你才会有路可走，才会有事可做，否则，你会寸步难行，甚至会碰得头破血流。请你记住，这是一位姓胡的军人给你的忠告。

……

韬奋随胡宗南走之后，徐伯昕一直放不下心，他不时到大门口张望，他们离开两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回来。恐怕是秀才碰着兵，有理说不清了。他们是搞杂志出版的，他们是扛枪打仗的，搞新闻出版的跟这当兵的坐到一起，有什么好谈的呢？又能谈什么呢？时局这么乱，19路军和第5军还在跟日本鬼子打着仗，你胡宗南不去打日本鬼子，跑这里来找什么事呢？徐伯昕越想越不放心。

胡宗南与韬奋的谈话越来越激烈，一说到抗日，两个人争论起来。

韬奋说：面对暴日的侵略，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奋起抗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胡宗南说：谁不想抗日呢？但打仗不像你们写文章，有脑子有笔就行。打仗要人、要钱、要统一意志，不是谁想当然就能做的事。要是日本再增兵，再增加航空母舰，再增加空军飞机，19路军和第5军能坚持多久？

韬奋激奋地说：你作为一个将军，作为一个军人，竟如此消极！实在让人遗憾。面对强敌，我们难道要选择妥协，选择投降吗？国家的尊严还要不要？民族的尊严还要不要？军人骨气哪去了呢？大敌当前，需要的是全国一盘棋，需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原则，就是一个妥协忍让的原则，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胡宗南有点不屑地说：说得轻巧，统一，现在的中国统一得了吗？军事委员会让张学良在东北抵抗，他抵抗了吗？李宗仁、白崇禧让他们离开广西他们干吗？唐生智让他守河北，他还要回湖南呢！阎锡山，冯玉祥，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他们听吗？你想抗日，共产党在扩大他们的根据地，这样一种局面，不安内，能有力量跟日本人拼吗？

韬奋耐心地说：胡将军，这仅仅是一个方面，马占山将军就不是这样想，也不是这样做的。我们何以尊崇马将军，一、牺牲自我以保族卫国的精神，二、正义所在，生死不渝的精神。

胡宗南又激动起来，他站起来说：日本侵略我国，是中国人，谁不想抵抗！我们都在随时准备奔赴抗日战场，政府也在抗日，没有委员长统帅号令全国，中国还有今天的局面吗？

但是，每个人站的位置不一样，抗日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你作为国民，必须拥护政府，就是抗日，立场、主张也要跟政府一致！

韬奋也很激愤，他争辩道：我们只拥护抗日的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号召全国抗日，我们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这是民意，违背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就站不住，这对政府也没什么帮助。

徐伯昕再次跑到门外，站在那里焦虑地朝远处的马路张望，还是不见韬奋回来。他再一次抬手腕看表，已经四个多小时过去了，他有点坐立不安。

徐伯昕终于看到一辆军车朝杂志社开来，徐伯昕、孙梦旦等急忙迎过去。军车在杂志社大门前急刹车停住。车门打开，韬奋坦然下了车，他朝司机招手致谢，军车掉头飞驰而去。

徐伯昕关切地问：谈什么啦？。

韬奋笑笑说：说客，蒋介石的说客，他要咱们改变立场、主张，拥护南京政府。

徐伯昕着急地问：那……那怎么办啊？

邹韬右摊开两手，做了个无奈的表情，他说：《生活》周刊只怕要面临新的压力和打击。

徐伯昕若有所思地点头，忽又问：他还会对咱动粗？

韬奋意味深长地说：不是胡宗南要逼我，是蒋介石在逼我啊！动粗只是迟早的事。

徐伯昕和孙梦旦一怔，都一时无言。

2

徐恩曾再见蒋介石时，那张圆圆的脸蛋上，不再堆满不那么值钱的一贯微笑。胡宗南没给他，更没给蒋介石带来喜悦，他这一趟上海之行不只是带来失望，而是挑战。

蒋介石却什么也没说，让徐恩曾抱走一大摞《生活》周刊。

徐恩曾抱着一大摞《生活》周刊回到自己办公室，经过几天的阅读研究和揣摩，他发现，韬奋从1930年底就开始给政府发难了，而且他胆大妄为，不知道天高地厚地无法无天，他居然敢跟政府作对，敢到老虎头上来拍苍蝇，别说苍蝇，就算老虎头上爬满了马蜂，那也是你能拍的吗？他还发现，委员长真了不得，他操着国家的心，操着军队的心，居然连《生活》周刊期期都看，而且一些值得关注的文章和段落都用红色彩笔勾画了出来。

1930年12月有一篇《对蒋张避名致敬的问题》，矛头竟直接指向了蒋介石与张学良。再有一篇《民穷财尽中的阔人做寿》，直接抨击皖省府主席陈调元，说他置全国各处灾民之啼饥号寒急待赈救”、陕民“路旁白骨、村中绝户、流亡载道、死伤枕籍”的惨情苦况而不顾，奢侈荒谬地用十万金以上的代价为其母大摆祝寿盛筵。还有一篇《我们的立场》，第一条就是没有党派关系，立于现代中国的一个平民地位。这种独来独往，漠视党国，无视政府的立场不是想造反嘛！

徐恩曾还发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韬奋更了不得了，他把《生活》周刊当作向中国各界动员的号角，每期都用大量篇幅，报道中国军民愤怒抵抗的消息，揭露日本强盗的残暴行径，对不抵抗主义的方针和政策进行尖锐地抨击，还自成为各党各派各系的监督机构，稍有不如愿看不惯之处，想怎么讽刺就怎么讽刺，想怎么挖苦就怎么挖苦，有恃无恐。

说蒋介石一切举措仅是一时做给各派势力看的，骨子里他早就认定了“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大政原则。《生活》周刊毫不客气地连篇累牍批判抨击“攘外必先安内”是不顾亡国灭种的妥协政策。

看了这些，徐恩曾彻底明白了蒋介石的意图，他做了一番考虑，然后去见了委员长。

徐恩曾提供信息，韬奋跟孙夫人走得挺近的。《生活》周刊是职教社主办的，职教社的主任是黄任之黄炎培，是他重用的韬奋，他直接主管这个刊物，他建议委员长见见黄炎培。

黄炎培从南京回到上海就去《生活》周刊见了韬奋。黄炎培很为难，把《生活》周刊交给韬奋，是黄炎培相中韬奋是个人才，他不只文章写得快写得好，而且这人有中国文人的胸怀与度量，也有胆识，为人做事讲人格，重尊严。果然他没有看错人，也选对了人，看着《生活》周刊对促进社会进步产生的积极效果，他和职教社负责人都很欣慰。但职教社是一个教育机关，如果卷入政治漩涡，对职教社整个事业会带来不利影响。这真给黄炎培出了难题。

黄炎培没跟韬奋讲他南京之行的过程，也没把徐恩曾和蒋介石的话全告诉他，他只是婉转地把上面责令主办单位职教社要管理好《生活》周刊，黄炎培劝韬奋，是不是适当调整一下《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场，避开与政府的冲突。

韬奋完全体谅恩师的难处，他没有意气用事，也没有因此而退却，但有一点他很明确，《生活》周刊之所以有今天，就是靠它的宗旨、立场与主张，离开了既定的宗旨、立场与主张，《生活》周刊就不可能是现在的《生活》周刊，这样，他不只是对不起全杂志社同人的一片心血，也对不起自己这些年的艰难奋斗，更对不起《生活》周刊的广大读者。但是，不改变宗旨、立场与主张，黄主任和职教社的负责人就无法向政府交待。经过慎重思考，他仍然坚持他的一贯主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做出决定“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拟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让《生活》周刊脱离与职教社的隶属关系，不给职教社的领导增添压力和麻烦。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韬奋卸掉了职教社领导肩上的斤量，但把一切压力全揽到了自己头上。

《生活》周刊独立了，随之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传来消息，“剿共”前线南昌军委会行营发出密令，查禁《生活》周刊。

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韬奋、胡愈之、徐伯昕、孙梦旦紧急商量，他们一个个心情沉重。韬奋说：真应了胡宗南这句话，我成了不识天时地利的人了，无路可走，甚至要碰得头破血流。局势对咱们来说，真是越来越复杂啊！

胡愈之劝慰韬奋：也用不着悲观，从目前《生活》周刊在全国的影响和舆论界的地位来看，它的使命单靠一本杂志难以承载，我有个想法，咱们干脆创办生活书店，这样，我们除了继续办《生活》周刊外，还可以办其他杂志，还可以出书。

韬奋点头赞成，他说：我早有这个想法，还跟黄炎培主任说过。

徐伯昕也兴奋起来：除了出书，咱们还可经营图书。

孙梦旦说：目前咱们的资金已经具备了扩大规模的条件。

韬奋情绪开始激动起来：好，大家意见一致，咱们好好筹划一下，我想咱们创建的企业应该是一个新型的合作社，没有资本家在后面剥削大家，大家是老板，员工也可持股。

胡愈之很赞赏：韬奋这个思路很新很好，我非常赞成。有了书店，我们才真正有了阵地，不仅出刊、出书、卖书，万一《生活》周刊被查禁了，咱们的阵地还在，生活书店可另办新的杂志，换个刊名照样继续出刊。

韬奋比他更兴奋：我想的也是这个，我们要做事，就要做一生投入都做不完的事业。

生活出版合作社正式成立，经全体社员大会选举，韬奋、徐伯昕、杜重远、王志莘、和毕云程五人当选为第一届理事，第一次理事会选举韬奋为总经理，徐伯为经理，毕云程为常务理事。

华龙路80号大楼前热闹异常，鞭炮制造的热烈气氛吸引了过往的行人。鞭炮声中，韬奋为生活书店建店揭牌，在场的嘉宾和店员热烈鼓掌。报社的记者照相的照相，采访的采访。

3

韬奋于1935年8月7日回国后，全力投入创办《大众生活》的工作，《大众生活》于11月16日创刊，刊物沿着创刊词《我们的灯塔》所指的目标，竭诚尽力，从文化方面推动铲除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大运动前进。

1936年1月的一天，韬奋正在办公室忙着，突然接到邵洵美的电话。说突然，他跟邵洵美有几年不见了。他们是同行，邵洵美和他的时代图书公司对中国的漫画发展是有贡献的。而且邵洵美还是相当有名气的诗人、还写散文、还搞翻译。同行，相互又了解，却多年没见，主要是志向与志趣不同。有人说邵洵美是招摇的文学纨绔子弟，酷似他的朋友徐志摩，文学界称他俩是“诗坛双璧”。鲁迅称他是“富家翁女婿”，他是清朝大官僚盛宣怀之外孙，清朝一品大员邵友濂之孙，有人说他在诗人、大少爷、出版家三种人格当中穿梭往来，盘回往复。如此，韬奋自然没那么多闲暇与他交往，但毕竟同做出版，不算知己，也是同业朋友。

韬奋问他，怎么忽然想起他来了。邵洵美在电话里说，如今，大家都在当人生的奴隶，为了事业，为了金钱，人生的乐趣都被剥夺了。他已经派人送过请柬来了，下午早点到他家里一聚，晚上一起吃便宴。

韬奋手里的事很多，一边办着《大众生活》，一边写着《萍踪忆语》，但出国两年。许多朋友好久不见了，聚一聚也不错，同行多交流有益无害。他就没跟他多说，应允后扣下了电话。

邵洵美对韬奋还是敬仰有嘉，他一身便服悠闲地提前立在家门口等候韬奋的到来，屋内客厅已有客人到来，不时传出男人与女人的说笑声。

邵洵美发现走来的韬奋，急忙拱手相迎。两人握手相见。

韬奋玩笑着打招呼：询美，隐居多年，怎么突然冒出来了？要聚一声招呼即可，何必还要送请柬呢？

邵洵美笑答：有请恩润先生大驾，岂敢随意怠慢。

韬奋问：如此郑重其事，还有谁呢？

邵洵美买关子：两个贵客，在南京政府做事的同事来看我，想见你，另外还有你的老同学！

韬奋疑惑地问：我的老同学？

邵洵美没再兜圈子，徐恩曾啊！那两位也都是布雷兄的老朋友。

韬奋有些明白，他淡淡地说：我跟布雷兄也没怎么联系。

邵洵美心满意足地说：都是老朋友，快进去说话吧。

韬奋顿时就失去了聚会的兴趣，冷冷地给了邵洵美一句：可千万别设成鸿门宴哟！我看他们来不会有什么好事。

邵洵美打了个呵欠，把韬奋往屋里让。邵询美美国的女朋友哈恩也来到门口迎接，娇滴滴地打招呼，邹先生久仰啊！

韬奋点头应付，邵洵美却接连打哈欠。

韬奋悄悄地问：你还在抽那东西？

邵洵美搪塞：偶尔，偶尔。

韬奋问：你还做杂志吗？

邵洵美伸出手指头比划了个七的数字，有点得意洋洋地说：小生意，同时出七种杂志，我的经营规模可不比你小哟！

韬奋有些疑惑地看了邵洵美一眼，进了客厅，徐恩曾和刘健群、张道藩已经在喝茶。邵洵美给韬奋介绍刘健群，哈恩借机进了房间。

邵洵美说：这位是复兴社的总书记，国民政府军委会政训处处长兼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刘健群先生。

韬奋听说过这个人，对他不是太了解，只知道他是“三民主义力行社”和“中华复兴社”的骨干，鼓吹法西斯主义。

刘健群大光头，大眼睛，说话声音洪亮，他目中无人却又不无妒忌地说：邹先生大名鼎鼎，委员长的座上宾啊！

韬奋对CC组织的人不感兴趣，跟这些人不可能有什么共同语言，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微笑着跟他握了一下手。

邵洵美继续介绍张道藩，这位是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先生，他的职务太多了，还兼什么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校务主任，教育长，我都说不上来。

韬奋对张道藩了解得多一些，他长期从事官办文化教育事业，参与控制国民党文宣与党务系统。他上的是伦敦大学美术部，是这所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听说当年跟徐悲鸿多有交往，徐悲鸿在德国读书，他专门从英国赶去拜访过他，他们还一起搞过天狗会。张道藩还到巴黎最高美术学院深造过，美术和文艺理论都有自己的著作。留学期间他跟陈立夫交往很多，两个一直是朋友，也是CC系骨干人物，娶的老婆是法国姑娘。

张道藩倒是没说话，只是跟韬奋握了手，韬奋却一语双关说：早闻大名，久仰久仰。

韬奋知道这次聚会肯定又是徐恩曾刻意安排。他估计得很准确，徐恩曾却装出一副事不关己若无其事的样子，到哪都拿着儒雅书生的气派，以示斯文，他内心虽还念点同学之情，但人在江湖不得由己，他对上司必须忠诚，对岗位必须忠于职守，不能有半点含糊，这一点，他心里明镜似的。上次他请胡宗南出面，软硬兼施，把韬奋劝了四个钟头，没起一点作用，这才不得意用禁邮限制《生活》周刊发行，给他敲敲警钟，结果仍没什么反应。他想，胡宗南是军人，比较粗，还是请政治宣传口的权威人士出面给他晓之以理更直接一些，或许这样更便于触及思想。于是，他就策划了这个局。他想自己直接出面，韬奋不一定肯赏脸，于是找到邵洵美这个大少爷兼诗人出版家，这样会更好一些，确实是用心良苦。

韬奋到来之前，他们已经谈论了一番，张道藩与邵洵美关系非同一般，他们都是天狗会的，兄弟相称，平时没外人时，邵洵美叫张道藩老三，张道藩称邵洵美老四。张道藩把这次行动的目的向邵洵美交了底，假如韬奋还不听劝的话，就要采取强硬措施，让韬奋连同他的生活书店和《生活》周刊关门。邵洵美一听情况不妙，小心地跟张道藩说：就算韬奋的《生活》周刊触犯了你们的利益，你们要邹某人关门，我不管。可我的时代印刷厂要活呀！我的厂子印《生活》周刊哪！你知道吗？每期印15万份，邹某人是我的财神啊！张道藩却冷冷地说：老四啊！你亏就亏在没政治头脑。这事无法通融，我考虑的是党国利益。邵洵美惊愕了，眼前天狗会的老三竟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掉井里了。所以邵洵美对这次聚会能有个什么结果，心里打鼓，感觉到自己这角色十分尴尬。

韬奋跟徐恩曾只是碰了一下手：来上海，怎么也不打个招呼。

徐恩曾以老同学的口气说：哪敢随意打扰你这个大忙人，里外都忙。

韬奋实话实说：作为老同学，我不怕你打扰；作为官员，我真还怕你来找我。

刘健群见缝插针接过话说：听说二位当年在南洋大学并称“双恩”？名不虚传，现在也是才俊双雄啊！

韬奋没接他的话，理了理衣服在沙发上坐下。刘健群这话让徐恩曾反有些尴尬，邵洵美察颜观色，他没法插话搭腔，忙着给大家续水打趣。

张道藩没忘记他的任务，他没让刘健群岔开话题，抢先把谈话转入正题。也许职务害了他，他学的专业是艺术，但现在工夫都用到嘴皮子上去了，能说，但说的大多是空话。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地谈起目前抗战的形势和政府策略方针，完全不是那种朋友式的聚会聊天，而在听他做形势报告。韬奋一言不发，静心倾听，但他始终不得要领。韬奋瞥了徐恩曾一眼，徐恩曾只是静静地像旁观者一样坐在那里，韬奋看出，今天徐恩曾只是幕后看戏，前台演员是刘健群和张道藩。

刘健群却受不了了，借着张道藩喝水停顿的机会，赶紧微笑着接过话扭转气氛直接切入主题。刘健群的笑容来得快去得也快，他说：邹先生，张部长是科班出身的画家，我呢，以前也画过几笔画。我觉得邹先生的刊物的整体设计倒是非常有艺术气质，惟愿先生能坚持并以此为追求。

韬奋感到，张道藩不过是乌云密布，刘健群开始了闪电雷鸣。他不慌不忙地应对：刘总书记倒十分关心我们的小刊物。

邵洵美拿着一本杂志，随意翻看，装作什么都没听见。

刘健群问：邹先生英文水平了得，先生是留英还是留美的？

韬奋说：英文全是在上海学的，并无留洋的经历，去年刚从欧洲回来，因何去欧洲，恩曾最清楚。

徐恩曾没法回答，只好干笑了几声。

韬奋看出今晚的主角是刘健群，那么他也不想绕圈子说废话浪费时间，他就直对刘健群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说：刘先生，你我未曾有过交往，我这人一贯主张光明，无事不可与人公开交谈，邵先生好意作调，盛意万不可辜负，刘先生有什么事，尽管直说无妨。

刘健群大大咧咧地把茶杯放置一边，或许他怕话说到情绪高涨手舞足蹈起来打翻了水杯。他探过身子，瞪起两只大眼，声音洪亮地说：你的那个杂志，我看了一些，前几年还是挺有意思的，最近怎么管起打不打日本的事情来了？而且思想偏激，一个杂志，思想偏激，就会直接影响刊物的艺术气质哟！

韬奋一直端着茶杯，刚举到嘴边却没有喝，他把茶杯放下，坦然地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我们报人自然应该以国事为重。作为中国人，对暴日的侵略行径，能熟视无睹？能袖手旁观？能丢开国家民族存亡不顾去谈艺术气质？

刘健群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嚯！打不打日本？什么时间打？在哪里打？这都是领袖要做的事情？领袖操心这些事就行了，先生你管那么多干嘛呢？

韬奋反过来问：刘先生，自己的国土让日本占领践踏，自己的同胞在遭日本人蹂躏欺压，人民大众都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替人民反映愿望心声，不应该吗？

徐恩曾依然一语不发，邵洵美倒抽一口凉气，一副看不下去的表情。

刘健群站了起来，敲敲自己的大光脑壳说：不管中国发生什么重大问题，全凭领袖的脑壳去决定，一切全在领袖的脑壳之中，领袖的脑壳要怎样就应该怎样；我们一切都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随着领袖的脑壳走，你可以万无一失！我们去干扰他干什么呢！邹先生，你跟着领袖的脑壳走，你的刊物也才能万无一失啊！你看，邵先生也是搞杂志的，他做得多漂亮，日子过得多滋润！

韬奋只觉可笑，手指轻轻叩着茶几，不想再跟他说什么。

邵洵美捕捉到了这个表情，他用神色暗示徐恩曾情况不妙。徐恩曾淡定得像在看戏。这时的张道藩也沉静下来，他也不想打断刘健群话，让他按自己的思路走。

韬奋笑了笑说：照刘先生的意思，一个国家只要有领袖的脑壳就行了，我们新闻言论界存在不存在都无所谓，是吧？

邵洵美坐不住了，赶紧过来续水，一边续水一边冲韬奋挤眼。

刘健群居高临下，冷冷地看着韬奋说：抗日的事是国家大事，领袖的脑壳里自有神机妙算，你们言论界自作聪明呶呶不休，这就好比领袖要静静地睡觉，你们这些人像蚊子嗡嗡嗡在周围烦扰不休，他忍无可忍，只有一挥手把蚊子扑灭，其中的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韬奋一语不发，朝徐恩曾看了一眼，徐恩曾依然不露声色，刘健群更加得意。

刘健群继续亮着他的大嗓门说： 说句大实话，今日拍死几只蚊子，也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等到领袖的脑壳妙用一发生效果，什么国家大事都一概解决，那时候再回头来看，今天被拍死的蚊子不过白死而已。刘健群进一步恐吓说：老实说：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等到领袖的脑壳妙用一发生效果，什么国家大事都一概解决，那时看来，今日被杀的韬奋不过白死而已！

面对这种恫吓，韬奋不禁冷笑。韬奋针锋相对地回答：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了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政府既然有决心保卫国土，即须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御侮，否则高喊准备，实属南辕北辙。要说抗日救亡问题，救亡运动是全国爱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所以即令消灭一二脑壳，整个救亡运动还是要继续下去，非至完全胜利不会停止！你这种所谓的“领袖脑壳论”，是独裁的领袖观，和民主领袖观是根本对立的，民主领袖观是要领袖采取众长，重视民众脑壳，即重视民众的要求和舆论的表现，独裁的领袖观便恰恰相反，只有领袖算有脑壳，其余千亿万的民众算是等于没有脑壳！

一直似乎置身事外的徐恩曾终于开了口，他不能再这么让韬奋把刘健群批下去，再批下去刘健群就受不了了，于是他出来缓和气氛。他说：恩润，我记得你当年还给我传递过北伐的消息，那时候我们对领袖何等尊重，你不记得了么？

韬奋说：此一时，彼一时，可同日而语吗？我要对几位说明的是，民众的意志，不是一二人或少数人的“脑壳”创造出来的，既参加救亡运动，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这是其一；民众的爱国运动，并非反对政府，尽可作为政府的外交后盾，这是其二；其三，政府既有决心保卫国土，即须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御侮；其四，我们迫切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抗战，抗战的领袖自然会是全国尊重的领袖，领袖的伟大之处正在集众“脑壳”，而不是无视众“脑壳”而成孤家寡人！

徐恩曾看着韬奋，耐心地劝说：恩润，换一种思维，你既然有志献身于救亡运动，何不跟领袖接近一点呢？你可以用你的才智与思想去影响领袖，把你的主张与立场变为领袖的主张与立场，何必要在外面用报刊舆论当工具呢！这不是更高层次的爱国救亡嘛！

韬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徐恩曾加了一句：这也是布雷兄和我的真诚愿望。

韬奋缓缓站起来，冲徐恩曾和刘健群拱了拱手说：我想说的都说了，已经不早了，我还有事，告辞了。

刘健群脸上已没笑容，张道藩一脸失望。

徐恩曾意味深长地说：恩润，你这是把我往悬崖上逼啊！他用上海语音很重的普通话对韬奋说，老旁友（老朋友）！你有你的政治见解，我完全同情你的苦闷，在这个年头，谁满意现状哩？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我只希望你帮个小忙，你可以做到，就是希望你不要替共产党说话。这个要求总不算过分吧？。　　韬奋以锐利的眼光透过深度近高眼镜望着徐恩曾，他客气又坚决地回道：你看，既说希望，又请帮忙，最后还来个要求，一个中统的局长，这般跟一个文化人说话，岂不是太客气了？但是，我坦白地告诉你，这我办不到！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照法律应该有这个自由。我今天承你和张部长、刘总书记在这里约见我，我没有别的希望，也只希望你们帮点小忙，做到或做不到在你们，我希望你们允许我有这个自由。

韬奋以希望对希望，回了他们一枪。　　徐恩曾知道无法使韬奋屈服，不待张道藩插嘴，马上装出一副笑嘻嘻的样子说：我一定拥护你有自由，不骂国民党的自由，好不好？老旁友（老朋友）！在此地吃吃便饭吧。　　韬奋并没有领这个情，立即起身告辞离开。待韬奋走后，徐恩曾即对他们说：这种书呆子不要正面打击他，对这种人要有对这种人的手段

韬奋走出邵洵美家大门之后，想想这个鸿门宴，忍不住哈哈大笑。

4

黄炎培到生活书店找韬奋，生活书店已经搬到了福州路384弄4号。看到黄老先生来到，韬奋与徐伯昕赶忙起身迎接。

韬奋很过意不去，说黄主任要有事，叫我们过去就是了，何必还亲自跑来呢！黄炎培跟他说，这件事在职教社说不方便，只能到这儿来说。徐伯昕看他们有要事相商，他就借故离开，他正要去邮电局谈刊物发行的事。

徐伯昕离开后，韬奋问：您老人家这么郑重其事赶来，又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黄炎培说：杜月笙杜老板你应该熟悉的，一起吃过几次饭的。

韬奋笑了，上海人谁还不知道杜月笙呢！你们工商界那个中华共进会，他是会长，你是秘书长吧？他还有中汇银行，上海赫赫有名黑白两道都吃香的大老板啊！

黄炎培说：是啊！他找我了，约你到他那里见个面。

韬奋十分奇怪：他找我？他怎么会找我呢？他跟你说什么事了吗？

黄炎培说：他说他要陪你去南京见蒋委员长。

韬奋一怔，感觉事情有点严重，他自言自语说：这么说，徐恩曾回南京没有说我太多的坏话。

黄炎培不明白韬奋这话的意思，问他：徐恩曾来上海了吗？

韬奋把前些日子徐恩曾带着刘健群、张道藩来上海劝说恫吓他的事说了。

黄炎培说：具体什么事儿杜老板没说，明天你抽空去见见他，他家你不是去过嘛，这人很讲义气的，在上海有什么事，他还是能帮上忙的，他也肯帮忙。

送走黄炎培，韬奋想，蒋介石居然要见他，而且让杜月笙出面来请他，这事非同小可，有点反常。他一个小小书店的经理，值得他这种大人物出面吗？韬奋越想心里越打鼓，于是他打电话约见了沈钧儒。

韬奋来到沈钧儒家，没想到沈老把李公朴和章乃器也叫来了，他们都是宋庆龄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韬奋把这一段时间他遇到事都告诉了他们。

沈钧儒听了之后，他有了想法。他说：先是胡宗南前来相劝，继而徐恩曾又带刘健群、张道藩来沟通相邀，现在又请杜月笙出面约见，并要陪同前行南京，这一系列举动，以我之见，蒋公可能真的赏识你，我看去见见也无妨。

章乃器则认为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我认为不能去。假如是为救国会的事，咱们在南京跟张道藩他们谈过三天，咱们的态度，他完全清楚，为何又要单独约见你呢？里面肯定有阴谋，凶多吉少，不去为好。

李公朴赞同章乃器的看法：我也认为还是不去为好，你们的杂志接连遭查禁，约见你可能是想让你彻底离开这块阵地，以消心腹之患。

沈钧儒细想，觉得他们的分析不无道理，他说：要不我征求一下孙夫人和蔡先生的意见，此去不可能是你个人的事，与救国会会有直接关系。

韬奋也觉得这样更为慎重，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先去见杜月笙，看他怎么说，然后听听宋庆龄先生的意见，再做决定。

杜月笙的公馆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据说是黄金荣送给杜月笙的，那是一幢中式石库门楼房。杜月笙在自己公馆的小花园里见了韬奋，见面很随意，杜月笙和蔼可亲地与韬奋在花园里一边漫步，一边说去南京的事。

杜月笙走过一棵梅树，对韬奋说：恩润，你应该是了解我的，我和你态度很一致啊，坚决抗日。

韬奋默默点头，但他难以掩饰对面前这个人的不完全了解。

杜月笙继续说：我这人做最讲信用二字，我是受蒋委员长之托，请你去趟南京，我答应了他，那么你就给我个面子。

韬奋不知底细地说：您恐怕也知道，我是救国会的，假如是谈抗日的事，我们到南京与政府的人谈过三天，没能达成共识，委员长还请我们吃了饭，他为何又要单独见我一个人呢？

杜月笙挥挥手：这我就不知道了，恩润，这不必有顾虑，我看委员长对你很器重，委座身边的陈布雷先生不是你朋友吗？我看你的前途亦是无可限量啊！

韬奋一时语塞。

杜月笙很豪爽地拍胸脯：恩润老弟，我杜某陪你去，再陪你回来，你尽可放心，绝对保证安全。我跟南京方面联系好了，买明天晚上的火车票。

韬奋没法再说什么，他们一切都安排好了，根本不是在征求他的意见，他要再说别的，只能当面顶起扭来，他干脆什么也不说，只是吱唔着应付。

傍晚，韬奋一手提着一兜刚上市的枇杷，另一手拿着个洋娃娃回到万宜坊自己的家。进门，韬奋先把洋娃娃给了迎过来的邹嘉骊，然后喊大宝二宝吃水果。邹嘉骅、邹嘉骝一齐出房间叫爸爸。邹嘉骝看到小妹手里的洋娃娃，靠过来问爸爸，有没有给他买东西。韬奋变戏法似地掏出一个小汽车玩具递给他。邹嘉骝接过，高兴地给妹妹显摆。邹嘉骅也疑惑地抬眼看着父亲。沈粹缜从厨房出来，见他们爷儿仨在开心，她也开心。韬奋慈爱地对邹嘉骅说，大宝，爸爸一天到晚在外奔波，你已经长大了，要多帮妈妈照顾弟弟妹妹。听你妈妈说，你在学校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邹嘉骅点点头。韬奋从怀里掏出自己平时用的钢笔，说好孩子，这是爸爸平时用的钢笔，送给你做个纪念，奖励你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邹嘉骅旋开笔帽看看，珍惜的把钢笔放进书包里，低头直乐。

沈粹缜看着这情景，莫名地紧张起来，她悄悄地问：你又要上哪去？

韬奋笑笑说：看你紧张的，饭好了吗？吃饭。

书房里安静得只有韬奋钢笔在纸上疾书的声音，写字台上放着一尊高尔基的木刻肖像。沈粹缜提着水壶悄声进来给丈夫续水。

韬奋说：别添了，我要出去。

沈粹缜又紧张起来：晚上去哪啊？

韬奋小下声说：刚才守着孩子没跟你说，上午我去见了杜月笙。

沈粹缜更紧张：他不是流氓大亨嘛！见他做什么？

韬奋说：他要陪我去南京见委员长，说是委员长托他约我去见他。

沈粹缜脱口而出：不能去！吴市长不是说要取缔你们的救国会嘛！绝对不能去！

韬奋耐心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关系到救国会，所以我要到沈老先生那里去一趟，我们已经商量过一次了，再把见杜月笙的情况说一说，看看去好还是不去好。

沈粹缜先表态，当然不能去啊！

韬奋无奈地说：真要不去，只怕我又没法在国内待下去了。

沈粹缜没了话。

这一次，沈钧儒没叫李公朴他们，就韬奋和他两个商量，沈钧儒听韬奋说了见杜月笙的情况后，郑重地说：孙夫人慎重考虑了，她认为还是不去的好。

韬奋说：我爱人也不同意去。

沈钧儒说：孙夫人一则考虑，谈及救国会的事，你一个人没法说：二则不排除蒋公想拉你用你，你不好办。

韬奋态度明确地说：要我做陈布雷第二，我绝不会答应。

沈钧儒说：问题不在你答应不答应，若把你扣下了怎么办？

韬奋一怔：那倒是……

沈钧儒说：问题是这事怎么婉拒杜月笙，这人特别讲义气，他可不能惹，谁要惹了他，那可真要倒霉的。你好好想想，用不着太早回复他，以免节外生枝。

韬奋想，这事不跟杜月笙明说不行，要是跟他弄呛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黑道上有的是人。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韬奋直接去了中汇大楼杜月笙的办公室。

韬奋走进杜月笙办公室，杜月笙已经和一位银行老板坐沙发上在等他。杜月笙起身相迎。韬奋抱歉地说：正在发下一期稿子，忙不过来。

杜月笙劝他：做事情用不着这么拼命，也不必事必躬亲，当老板的要学会放权，要放手让下面干。

韬奋说：办杂志出书真不同你们做生意，再忙稿子必须看，重要文章必须亲笔，就这样还老让人查呢！

杜月笙笑笑说：查的只怕就是你的亲笔，手下写的就用不着查了。

三个人会意地哈哈大笑。

杜月笙说：一会儿咱们去吃饭，吃了饭就上车。那边回话了，明日一早，戴局长亲自到车站接你，派头较乖哎！

韬奋犯难地说：杜老板，真对不起，你约我陪我去南京，真是天大的面子，也是我的荣幸，要是在平常，我都不知该怎样感激你。但是，这一次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真不能去。

杜月笙呼地站了起来：你说什么呢！这玩笑开得起吗？你让我怎么跟委座交待？

韬奋如实地说：杂志社、书店一堆事离不开这是客观。更主要的是救国会是全国性的组织，救国会的事是全国的事，我一个人怎么说？我说了也不算啊！假若委员长启重我，要把我留下，那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请杜老板体谅小弟，多多为小弟想想，多多理解小弟。我知道你讲义气，有事得明说，所以我只能当面来跟您求情谢罪，求您帮我这个忙，小弟没齿不忘。

杜月笙十分不满：我杜某还没办过这种荒唐事，明天戴局长到车站接不到人，我还有脸再见委座啊！

韬奋十分尴尬：杜老板，要骂要罚只能由你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实在对不起，请多原谅。

银行老板开了口：邹先生，你要不去，确实给杜老板出了道难题，委座我了解，他十分爱惜人才。说句实话，你这次要不去南京，就只有再流亡海外，国内就休想立足了！

韬奋像回答像是自言自语：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啊。

老天跟韬奋的心情一样，从上海到南京，天色阴沉，一早上就淅淅沥沥下着密密的细雨。戴笠背着手，在站台等待。有雨飘进站台，勤务员过来打起伞，请他到车里等。戴笠摇摇头，说这是委座请的客人，文化人讲自尊，还是在这里等好。

从上海来的火车进了站，戴笠调整一下情绪，很有军人风度地微笑着站在站台边，勤务人员也赶紧收伞站好。火车上的人下来，有学生有居民。乘务员下车，直接来到戴笠跟前报告了情况，同时给了他一封信。戴笠的脸立即变了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