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河源与客家源流》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搜集，以广东河源地区为切入点，对中国客家的源流进行了独到的考证。作者在研究《永安县次志·风俗》、《长宁县志·方音》《永安县初志》等资料的基础上，认为“客家”称谓形成于清初，从兴宁、长乐（今五华）等地出外人由他称到自称，然后首先倒流回原乡并得到承认，又随着原乡人不断外迁，逐渐扩展于粤闽赣三角语言相近地区并取得广泛认同。

客家人是一个具有华夏族特征的汉族分支，也是汉族分布较广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全世界有客家人约1亿人，客家人最为集中的地方是赣南、闽南和粤东北部。

中国的客家民系、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客家的源流考证，是客家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一。关于客家源流的研究建构了客家史和客家文化的根基，然因其涉及的时间之长，空间之广，文献的散漫和零星，令研究者难以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研究之门。

《河源与客家源流》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搜集，以广东河源地区为切入点，对中国客家的源流进行了独到的考证。

康熙二十六年（1987）版《永安县次志·风俗》最早记载“客家”称谓

作者在研究《永安县次志·风俗》、《长宁县志·方音》《永安县初志》等资料的基础上，认为“客家”称谓形成于清初，从兴宁、长乐（今五华）等地出外人由他称到自称，然后首先倒流回原乡并得到承认，又随着原乡人不断外迁，逐渐扩展于粤闽赣三角语言相近地区并取得广泛认同。

溯源

北宋末，齐鲁文化区不接受朝廷招安的壮士直接迁入粤闽赣边山区，与当地畲族妇女通婚产生了客家话（简称“创话客”）。

南宋宗室南渡，赋役数倍增加，造成农民破产，“逋税避役”的流民不得不以家庭甚至个人为单位，陆续迁至粤闽赣边山区，而成为接受客家话的客家人（简称“受话客”）。

至元明，客家民系渐趋成熟。

明末清初，今梅州籍人士（尤其是兴宁、五华人）出外谋生者为客家——“土客”问题产生，“客家”之称在客家与广府交界之河源发端，之后沿粤东（梅州）、闽西、赣南回传，渐为广大客地居民接受且大彰。

近代，随着太平天国运动、港澳台及海外侨民、辛亥革命后国内战争（斗争）中，客属人物政治能量、经济实力、军界将帅影响力的迅速增强，客家人逐渐为人瞩目。

逋税避役

没有人愿意迁徙，愿意“长期处于居无定所的流离状态之中”，只有不得已而逃亡才迁徙——“活下去”是人生最低层次的需求。

外徙绝非浪漫的事，因素有两个：一是生活贫苦；一是抗税遭镇压，逃避捕杀和株连。

客家人落居粤闽赣三角地区这个交通不便、开发较晚而且生活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域，完全是不得已的选择。粤闽赣山区“多深山绝壑”的特点，为流民在此生存、对抗官府围剿提供了天然屏障。

闽粤客家近源就是江西人。江西属“两江”（江南、江西），乃朝廷赋税重地，加之人口众多，江西税重，湖广、闽粤开发晚，“填湖广”“填闽粤”，形成闽粤客家。

最早记载“客家”一词的《永安县次志》中的“民多贫，散佚逋税......名曰客家”，我们可将其理解为“躲起来逃避赋役的贫民”。

一定程度上说，客家乃农民抗租、抗粮斗争的产物，沉重的赋税负担，使贫民不得不弃业流亡。客家精神就是“逋税避役”、对抗官府苛重赋役压迫的精神。

客家话

作者将客家人分两种，一种是创造了客家话的客家人，一种是接受了客家话的客家人。客家方言以南方畲族为母体，以北方汉人为父本，是他们创造了客家话，创生了客家人。

创造客家话的客家初民，应该是在同一时期一次性迁入赣闽粤交界地带山区的汉人，而之前和之后由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分期或同期，以单个家庭（甚至单身青壮年）为主要迁移形式到达赣闽粤交界地带山区“逋税避役”的汉人，则成为接受客家话的客家人。现在的客家人多为后者。

乾隆版《长宁县志·方音》记载客家话有“水源音”和“客家音”两种音调

客家大本营

20世界80年代，梅州首先发现了自己“世界客都”的江湖地位，闽西继而发现了自己“客家祖地”的历史地位，赣南从而醒悟了自己“客家摇篮”的初始地位，21世纪初，河源也有“客家古邑”之形象定位。“客家”给四地带来了质的飞跃：提升了知名度，改善了基础设施，增强了文化自信。

形成客家大本营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从广东沿海至赣南的私盐贩运；二是南赣巡抚之设立；三是暴动武装在粤闽赣三省交界山区流动。

王阳明与客家

王阳明行“十家牌法”、举“乡约”、兴“社学”三者结合教化民众的治理模式，在“重构社会机构和重塑个人性格的习性”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达到重塑南赣地区社会和个人“习性”之功效。

客家地区社会，王阳明之前为“盗薮”，王阳明之后逐渐转变为“文物衣冠”之邦。王阳明根治了匪盗祸患的客家地区社会秩序，建立起有序的社会治安和良好的社会风俗。王阳明之后的客家，才逐渐成为现代意义的客家，而之前的客家，则属客家先民。

（本文编辑：杨子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