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如何走向公共不是一个老问题了。上世纪末就曾有一场关于“考古围城”讨论，一众专家学者们聚在一起讨论当时考古学中存在的自我孤立、自我封闭现象，大家一致批评考古学越来越象牙塔化，不识“人间烟火”。专家们讨论了一干，也纷纷出谋划策、开方拿药，力图帮助考古学“走出围城”。

2003年3月，北京大学和科学出版社曾经共同举办过“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2008年11月，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考古文博学院举办过主题为“人类遗产的诠释———共享与传播”的国际研讨会，主题都是围绕这个问题。

应该说，在这些活动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和考古学工作者开始关心和重视这个问题，高校和研究机构先后纷纷成立公共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室，越来越多的考古工地开始接待公众的访问。一些考古学者和伪考古学者也趁机粉墨登场，抛出一些通俗读物。

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我们不能指望通过开放一两次现场参观就能让公众真正了解考古，参观中获得的知识还只是感性认识，还需要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中间就需要真正的考古学家和考古学工作者们推出优秀作品加以引导。虽然已经有一些考古学者尝试用通俗的文字向公众普及考古学知识，但因为没有抓住关键，收获不大，反倒被那些伪考古学者的楚咻之声抢占先机。典型的例子如所谓“曹操墓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梁带村里的墓葬———一份公共考古学报告》的出版，标志着考古学家们开始“动真格的”了：要想真正了解考古，正如该书序言中所说，“没法绕开考古报告”。单纯地灌输知识不可行，还是得从破读考古报告开始。考古报告就是具有这种魔力。原因很简单：考古队长在成为队长之前必须取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发掘资质认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申请人必须独立或者以第一作者身份撰写过考古发掘简报才能提交申请。学会写简报，才能申请领队资质，具有领队资质才能从事考古发掘，这里面的逻辑很简单，考古简报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考古报告里有一次考过发掘的缘起、过程和结果，有记录也有分析，有推理还有结论”，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但是这个体系里面包含了很多不为公众熟知的专业术语，被考古学家们加了密码，不易非专业读者理解，应该说这是造成“考古围城”现象的“罪魁祸首”。

显然，这本书的策划者慧眼独具，识破了问题的症结和核心所在。第一篇文章便是对梁带村M 27发掘简报的笺注和破读。这篇简报最初曾刊登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实事求是而言，这是一篇优秀但非完美的考古简报，笺注者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未讳言。需要注意的是，笺注者的意图显然不是指摘其中的不足，真正的意图在于通过这种大众熟悉的“佳作赏析”、“范文分析和点评”的形式，通过解析这篇简报，传授大家破读考古简报的方法。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其寓意不可谓不深。

笺注者都是当今国内考古界的名家：徐天进先生是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曾执笔撰写过多篇发掘简报和考古报告，并连续20多年带领和指导北大考古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田野考古实习，有着丰富的实践和教学经验，由他讲析这篇简报，自是游刃有余，胜义迭出。另一位笺注者孙秉君先生是M 27发掘的主持者和简报的主要执笔者之一，时隔5年之后由他参与笺注旧作，亦别有意蕴，新见连连。另外两外笺注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杭间教授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蔡庆良先生，分别从美学和古器物学（玉器）角度加以诠释，亦创获颇丰，裨益良多。

就见闻所及，对一篇考古发掘简报进行详细笺注，本书可能是第一次。这是本书不同于一般公共考古读物的最大亮点，也是本书的第一大特点。
本书收录的第二篇文章由梁带村考古发掘领队孙秉君和张天恩先生撰写，详细介绍了梁带村墓地发现、申报发掘、钻探、布方、发掘清理、保护、撰写发掘报告等流程的详细经过，可以看作是对第一篇文章发掘缘起部分的详细说明。虽然文笔和故事情节可能不像奇幻小说引人，但是它真实地记述了考古工作者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整个流程，包括工作中遇到困难时的困惑和收获时的喜悦，靡不备收，真实地再现了工作场景，真正有兴趣于考古学和考古事业的公众朋友，自可从中体会考古学者的甘苦。这可算作本书的第二个特点。

如果说通过第一篇文章的解析和第二篇文章对发掘经过的详细说明，一般读者已经可以大致了解考古报告的结构和读法、梁带村墓地发掘的经过和收获，这就已经达到了一般公共考古学著作的要求。但是，本书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目标，即：试图带领公众彻底洞悉“梁带村”，及其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上的价值和意义。

本书收录的第三至第九篇文章，无疑均致力于此。其中李伯谦先生介绍了考古学视野下的两周史，刘绪先评述了近年发现的重要两周墓葬，为认识梁带村的价值和意义搭建起宏大历史背景，唐晓峰先生《韩城、龙门山与黄河》则架构起空间背景；在此基础上，朱凤瀚先生谈梁带村出土青铜器、孙庆伟先生谈出土玉器、冯峰先生谈出土金器和方建军先生谈出土乐器，他们或是各自研究领域的大家、“通儒”，或是术业有专攻的青年才俊，能够将他们的文章毕集一书之中，殊为难得。更为可贵的是，上述诸文既不失学术规范，又不致佶屈难懂，既方便专业学者引用，又利于一般公众阅读，为深入了解梁带村的发掘收获，及其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上的价值和意义做了深入浅出式的详细解读。这可算作本书的第三个特点。

本书收录的第十篇文章，也是最后一篇，是陈曾路先生《博物馆里的“梁带村”———一个展览的研究》，从博物馆学的立场对梁带村进行了观察和解读。陈先生曾多次亲赴梁带村考察考古发掘现场和当地风土民俗，这篇文章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原本打算做成另外一本书，作为本书的姊妹篇，可惜后来因故未成，遂附于本书，却也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借着陈先生的文章，我们终于出古入今，品味另外一个梁带村。

以上就是我读《梁带村》这部“公共考古学报告”———第一部真正达到信、达、雅标准的公共考古学著作———的收获。其实，“公共考古学报告”这个词本身便是这本书的又一个创造。这类报告的编写体例不同于我们习以为常的田野考古报告，这本书算是做了第一个尝试。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期待以后能有更多这样优秀的公共考古学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