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退休了，心静了，有了那些年的读书积累，还有了长时间的练笔经历，码字的功夫也顺畅了很多。在这一层意义上，我时常惋惜，为什么不早一点就像现在这样生活呢？难道这才是我人生的舒适区？

二〇二〇年元旦前两天，《藏书报》主编王雪霞女史打来电话，希望能做一个采访。此时我正在写一篇长文《正史中的鬼》，此文整整折磨我一个多月，期间还要处理草鹭公司的一些事情，比如去上海操办“王强藏书品鉴会”，在北京研究“草鹭微店”的岁末活动，落实明年草鹭特装书的重点项目等，还要应付每周每月的专栏文章，确实有些吃不消。所以无论是谁约我相会，无论是谁让我去做什么光彩的事情，我都没有心思，尽力推脱；回答电话时，时常也会有些心不在焉。在此一并致歉。

我已经退休两年多了，业内“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场面，已经离我渐行渐远。况且离职时，我曾经为自己约法三章：绝不去做顾问、讲座、余热一类事情；绝不主动打扰过去职场的朋友圈；绝不为离职而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冷落，表现出半点抱怨的情绪。其实我天性中就有“被冷落”的癖好，生活环境越是冷清、越是孤独，我的内心中越会产生某种莫名的快慰。这让我想起十几年前做集团老总时，周末我也会来到办公室，反锁上门，一闷就是两天。我在那里读书写作，没有必要接触人，因为寻找思考问题的路径有网络，寻找阅读资料有满架的图书，寻找缺失的书可以在网上下单，饿了还可以叫外卖。还缺什么？缺的就是安心读书写作了。但那时我的心不静，读书不足，写作功夫不到位，经常会憋在那里，一天也写不出几个字。晚上司机送我回家，他看我闷闷不乐，感到好奇，就趴在我的电脑上看，回头跟我开玩笑说：“俞总啊，憋了一天，就写这么两行字啊？”呵呵，惭愧。现在好些了，退休了，心静了，有了那些年的读书积累，还有了长时间的练笔经历，码字的功夫也顺畅了很多。在这一层意义上，我时常惋惜，为什么不早一点就像现在这样生活呢？难道这才是我人生的舒适区？

回到开篇的问题。《藏书报》采访，问我几个问题，诸如您退休两年了，主要在做什么？我说主要有三件事：一是调节身体，调节生活规律；二是与朋友一起，培育一个新品牌“草鹭文化”；三是继续努力写作，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记者追问：能总结出一个退休生活的主题词么？我想一下说到：好好读书。好到什么程度？有两个数据：读书与买书的数量，一年胜过在职时的十年！常言“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这里也是十年之喻，此言不虚。记者再问：为什么年逾花甲，还这样刻苦读书呢？如果我说“读书是我生命的依托”，您一定会觉得我装大尾巴狼；如果我说：“读书是我生存的依托”，那就再现实不过了。老年生活有两大主题，一是延续生命的时间，再一是提高生存的质量。前者是物质的，尽人事而由天命；后者是精神的，听天命而尽人事。人事是什么？言人人殊。我目前的“人事儿”，重点在一个品牌，几篇文章。塑造品牌是读书的依据，撰写文章是读书的动力。此两点，容我分别道来。

先说塑造品牌。我退休后不安分，致力于草鹭文化的企业构建。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首先是为了保持自己出版人的身份与感觉。这也是向沈昌文先生学习，他老人家六十五岁退休，离开三联书店，离开《读书》杂志，接续下来有“书趣文丛”，有“新世纪万有文库”，有“海豚书馆”，有《万象》杂志云云。他的出版生涯，并没有因为退休而间断，所以在他八十岁的时候，人们为他祝寿，才会有“出版六十年”的赞词。了解一个人一生的资历，职业完整连续的人，可能成为专家；职业五花八门的人，可能成为杂家。我等平庸之辈，不想成名成家，能做一个“专人”就已经很好了，即专业的、职业的或曰资深的出版人士，不是抛砖的人。

其次是对多元体制的尝试，对文化资源的珍爱，对资本价值的尊重。这三点都有很多话要说，比如体制，出版改革四十年，我一直在体制内工作，对于那样的生活环境，我始终充满了热爱与感念，何况那里有我的师长与朋友，有我近乎半生的生命积淀。但是，对体制外的观望、研究与合作，多年下来，我的心中充满了敬佩与渴望，渴望什么？那就是更为自由的思考空间，更为人性化的商业行为。所以我很久就有了步入其中的欲望，只是现实所累，直到退休时节，恰逢草鹭于飞，我又怎能不尝试一下，以慰平生呢？再如文化资源，以往的积累斑斑点点，即使有过辉煌时刻，但未必都是经典时刻，许多东西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说是未来可期，期待什么？仅仅忆旧是不够的，吃老本也是不够的，“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么，如何跟进与应变呢？只有好好读书。何况此时，你的工作性质已经变得十分单纯，最好的书与最好的商品，宛如两条平行线，此时它们之间的距离无限趋近。你没有了以往的额外条件，只能靠自己的判断力，在芸芸众生中找到最优秀的作者，在茫茫书海中找到最好的作品。在街市与乡野，贤者为伍，智者为朋，雅舍为聚，当你走进他们的书房：来燕榭、芷兰斋、奎文斋、梅川书舍、二化斋、二房、老虎尾巴、棔柿楼……走进去轻轻松松，但如果不好好读书，又怎能走得出来呢？

再者我做几十年出版，悟出一些与书相关的道理，比如辨别书的好坏，它与新旧没有必然的关系。沈昌文先生说，做出版要向后看；王强先生说，他一般不会追新书，即使它畅销，但是否经典，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陆灏先生、凯蒂女史选书，遴选经典的标准，从内容到形式，从理念到商业，更是丰富得多，高超得多。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特装书如《围城》《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伊索寓言》《大英博物馆史话》，后面还有很多很多。选哪个作者，选哪个本子，选哪种装帧，选哪幅插图，选哪位译者，选哪个译本，选哪种封面与纸张材料，选哪家工厂……“细节决定成败”，一丝一毫都马虎不得。说是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一直梦想：能有一个作坊，它是以书为主题的作坊，它堂皇，有点像上世纪初英国桑格斯基小屋的格调；它晦暗，有点像爱丁堡夜晚街灯下的氛围；它神秘，有点像格格巫实验室的调性。合作中，你看着那些真正懂书的人，说起版本张嘴就来，他们哪来的功力呢？没有捷径，没有绝对的天赋，只有好好读书。我们不好好读书，又怎能与他们对话呢？

说完草鹭的故事，再说一说我为什么迷恋于写作。思考一下，原因很多，许多时候还会发生变化。这里只谈一点：先天不足的问题。为什么不足？一是我大学数学系出身，这当然是托辞，数学惹到我什么了？还是原本基础就不好；再一是时代使然，这也不要说了。像赵本山调侃：“总说大环境不好，怎么不好？你给整坏的呀？”总之我们这一代人的缺项太多，缺外文，缺古文，缺白话文；缺词汇，缺笔力，缺独立思考。说到文字好，我敬佩的前辈如吕叔湘、叶圣陶、鲁迅、周作人、张中行等，那一代人真的很厉害，文章有条理，有洁癖，有韵律感。归结起来，还是他们的古文功底好，西学功底好。说到外文，对我辈而言也就算了，达不到值得提及的水准，可以浏览文字，可以收收发发，旅游够用就可以了。说到古文，如今倒还有可以努力的余地。其实早年，我的古文基础还算过得去，参加一九七七年高考，古文题还是获得高分。试卷上两段古文，至今记得：一段是北宋王安石《游褒禅山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另一段是《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临终时，与吕后的对话。后来某日，我立志研读廿四史《五行志》，捧起书来才发现，我的那点古文底子实在是皮毛。十多年走下来，越研读越胆怯，越研读越自卑。一次在上海吃饭，贺圣遂老师对我说：“很多人见到你在澎湃上写《五行占》，据传你通读廿四史，我不信。我知道读《五行志》很难，但像前辈那样，通读廿四史的人，如今几乎难以见到了。”这话挺刺激我的，我读《五行志》，确实反复研读，不下数十遍；其他纪传表，就阅读得远远不够了。退休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更多的时间是在读纪传上，由于古文基础不行，让我不断崩溃，不断奋起；阅读之中遇到新知，又让我时而拍案叫绝，时而欣喜若狂。大师们别嘲笑我无知，少见多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能真正读懂那些古老的文字，我已经觉得不虚此生了。由此想到，为什么前辈们文章写得那么好，为什么我们这几代人好文章鲜见，原因正是：文言与白话，古文与今文，前者是根，后者是叶；前者是里，后者是表；前者是魂魄，后者是肉体；前者是韵律，后者是音符；前者是规矩，后者是方圆。我等的语言，甚至没有雅俗的判断能力，就想一步迈入大雅大俗的境界，所以才会说出话来其淡如水，词不达意，笑话而不可笑，粗糙而不自觉，名言而不名一文。

好了，“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就此打住。好在这两年上天惠顾，让我的视力恢复许多，不再昏花如盲。那一定是在启示我：如此时代，如此天资，只能好好读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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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藏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