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近期，在接受百道网的采访过程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杨玲表示，如今无边界时代已经到来，无论此次疫情出现与否，传统出版的发展必然要进行突破，加快融合发展步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 杨玲

告别边界时代，走向融合发展

杨玲认为，无边界时代已然开启，出版业应当突破边界框架的束缚，加快融合发展的脚步。据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在疫情爆发以前便一直在做着转型工作。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暂时中断了他们的工作节奏，但却未能让他们停下探索转型之路的步伐。

她表示：“在2018年，我们已经开始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包括和有声阅读委员会的合作，搭建知识店铺平台、拓展有声市场等。原本没有发生疫情的话，我们会继续将这个工作往后推进，采用线上和线下并行的生产方式，对原有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和进一步深化。但疫情发生得比较突然，在武汉包括北京交通阻绝后，我们开始思考如何调整原有工作计划和讨论应对方案。”

杨玲判断，此次疫情及其影响在短期内并不能马上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社应该怎样来应对突发的危机以及对未来的冲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采取了以下做法。

一方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第一时间全力投入抗击疫情的活动，积极参加北京市委宣传部和新闻出版局倡导的疫情防控“+我一个”行动计划，通过网络平台向社会开放音视频资源、数字资源和知识资源，满足社会大众，尤其是高校师生在这段特殊时期电子阅读、线上学习和教学的需求。

另一方面，疫情之下，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将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出于出版人的社会职责和专业出版社的专业精神，2月4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率先向社会发起“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征文活动，旨在汇聚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的才智和见解，深入思考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应对机制以及其中蕴含的变革机遇。与此同时，杨玲称：“通过征文活动，可反映知识群体对于疫情事件的专业态度和解决方案，对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具有建设意义；同时也会与作者产生更加密切的互动和沟通，对于学术资源的建设也是非常积极的。我觉得活动可以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同时，启动对防疫类选题的策划和出版工作。防疫类选题的策划一是要依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的品牌和专业优势，二是要关注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发展趋势以及背后的深层问题，探讨科学有效的解决方式，对未来形成有价值的成果。因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防疫类图书聚焦于具有专业思考和危机有效解决机制的专著成果，后期会陆续推出。

灵活弹性工作制，培养数字能力

谈及这场全国性的疫情对中国出版业可能产生的影响，杨玲表示，“这次疫情影响着出版的各个环节，特别是以纸本为主的生产方式和盈利模式。无论是前期的编发、印制，还是后期发货、物流，整个出版产业链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此外，书店这次受到的影响也更为直接。”

杨玲表示，尽管我们2月5号全社就开始以弹性工作制启动工，按工作时间全天候进行远程办公。但由于事发突然，工作处于急停状态，很多数据、资料、稿件都存放办公室，外地员工也需要进行自我隔离，因此只能以手中可用的资源开展工作。所以从2月1号社务会就开始讨论制订远程工作的运行和管理办法。各部门对哪些人员可以开始工作，哪些工作可以着手，家里都有哪些可用的设施和可用的数据等进行汇总梳理，确定工作目标和操作方案，尽可能实现工作量和岗位的有效匹配。与此同时，相对平时高强度工作节奏，大量的居家时间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因此，组织编辑和发行人员选择百道网（百道学习）的培训课程，以期提高知识需求，促进能力转型。对于百道网在此次疫情期间对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所提供的优秀学习机会，杨玲表示赞许。

目前，由于高校开学时间的延迟，位于校园之中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要与学校校园开放时间同步，因此预计会采用较长时间弹性的工作制度，对此，杨玲表示：“任何时候，企业都会面临各种危机和挑战，没有这个可能还有其他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和解决。突发的疫情将所有工作都搬迁到手机终端和线上，成为数字运营和管理的实验场。这即是对员工数字化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检验，也是对企业自我管理和适应能力的一个很好检验。”

网销过分压低价格将影响原创质量

目前，各出版机构纷纷开放了大量的学习资源，这是所有出版行业对社会的一个奉献，其中还蕴涵了很大的投入。这些免费开放的内容对目标群体到底起到多大作用？对于信息获取不及时的业外人士来说，这些内容该如何获取？由此所引发的上述问题也耐人寻味。

杨玲表示：“其一，这种短时间大量产生的免费模式会不会对产业造成特别大的冲击？其二，出版机构是否对这种冲击作出了提前的准备？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据部分媒体调研显示，此次疫情对实体书店影响非常大，部分书店同时期销售下降了90%以上。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绝大书店都处于停业状态，即使极少部分开业也是门可罗雀。近日，出版业内时有声音提议要对线上和线下价格进行统一。

对此，杨玲称：“我非常赞成对知识产品不能在线上采取过分低价的策略。目前，传统出版在渠道上缺乏话语权，如果把前端利润压到这么薄的情况下，怎么能保护作者的积极性？怎么能提高作品的原创性？这就像一个国家的知识创新能力，如果没有前端对知识产权和原创积极性的保护，知识创新能力将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如果在渠道上以很低的价格把知识产品售出，会直接影响到原创。由于出版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赢利模式，一种是将主要依托纸本及其数字延伸，以纸本为主体实现赢利，这是传统模式；另一种是将纸本作为引流和服务，通过联结相关产业实现赢利，这是互联网模式。这两种模式导致完全不同的定价策略和销售策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融合发展的角度防止两种模式之间的恶性竞争，出版产业要发展必须要形成融合并存的良性秩序。”

但同时她也表示：“由于每个企业的背景、性质和发展阶段都不一样，很难形成同盟行为。像历史上权威的行业商会，会制定相关规则来限制成员在这个圈子里该按照什么规则来执行，如果不遵守这个规则，那你在这个行业里无法立足。”杨玲呼吁，有关行业组织可协调管理机制，从出版产业链和生态角度来对此进行管理，特别是对定价策略。

（本文编辑：水英；编助：牛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