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亚春专栏】本文为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袁亚春关于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实施15周年纪念活动的约稿，详细阐述了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成果，以及如何优化浙江省文化建设系统规划的长期的项目“文化工程”中的有些机制与事项，从而做到与时俱进。百道袁亚春专栏文章来源于“牧心塬”，作者袁亚春。

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袁亚春

9月21日，浙江省社科界在隆重举办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实施15周年纪念活动。记得是1月初的样子，省社联有关部门的领导来电话，约我写一篇关于出版社参与这个文化研究工程出版工作的纪念文章。我让同事宋旭华帮我一起来梳理内容，1月21日终于交差，发给省社联。而那一天，正是新冠在武汉肆虐并开始向全国扩散的日子。从那天开始，全世界人民生活的方式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到今天。

文章发出去后，也不知道有用没用。今天趁着全省纪念的兴头，就在这个私人的公众号发一下吧。以下是正文。

浙江历来人文荟萃，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政府投入力量并指导系统性的区域文化整理研究，这既是对本地区历史文化的高度负责，也是为未来文化发展夯实地盘的明智之举。

2005年7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实施“八项工程”，即：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作为“八项工程”之一种，得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的高度重视。这八个工程统筹于文化大省建设的框架中，内部也是互相影响、互见张力的，而文化研究工程作为一项大型文献学术研究项目，是传承和创新我省文化资源的重要抓手，处于八项工程中的基础地位。浙江本来就是文化大省，提出文化大省“建设”，旨在把区域文化进一步做强，在既有文化资源上推进扎实的研究，如此才能“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转化”，创建文化强省。新世纪初即在省级层面上进行整体的文化建设设计，并在人文社科领域实施大型学术研究工程，浙江省是否为第一个尚需考证，但肯定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像《山东文献集成》《湖湘文库》等大型丛书，虽也启动于新世纪初，但主体是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相比于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提出的“今、古、人、文”（浙江当代发展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体系，在项目设计的系统性、整体性上还是有框架上的差异。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的深刻认识和文化自觉；至于像《巴蜀全书》《江苏文库》等其他省份的文化工程项目，则大多晚于浙江。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工程”）实施以来，浙江大学出版社作为省内重要的学术出版力量，一直是积极、主动参与建设的，与浙江大学学科力量一起，形成了学术出版共同体，可以说既是“文化工程”的主要承担者之一，又是某些重大选题的发起者。

浙江大学出版社对“文化工程”重大选题的实施，就不得不提到目前已上升为国家“十三五”文化重大工程和“十三五”重大出版工程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2004年7月，张曦同志出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后，开始谋划浙江大学文科发展，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他提出整合校内外学者力量，继《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等宋代大型文献集成后，编撰宋代绘画文献总集。该项目定名为《宋画全集》，是《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策划的起点，因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在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继承与弘扬方面的突出价值，得到习近平同志多次批示肯定。《宋画全集》入选“文化工程”第一批项目，得到省财政的大力支持。有了最初的启动资金，加上浙江大学多方筹集经费，这才推动了《宋画全集》的编撰与出版，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顺利推进打下了基础。如今，《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为浙江出版的的标杆性品牌，也称得上是全国出版的标杆。可见，“文化工程”是“大系”的最初助力者，“大系”也应该是“文化工程”中影响最大的项目之一，也是“文化工程”成功实施的典范。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除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浙江文献集成》（以下简称“集成”）也是浙江大学出版社承担的学术价值较高、社会影响较大的“文化工程”项目。查检《浙江文献集成项目实施办法》，“集成”是“文化工程”文献整理板块的最终成果，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浙江大学共同成立了“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组织开展“集成”的编纂工作。虽然编纂处于出版的前端，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鉴于出版对学术品质有更高的要求，尤其是文献整理类著作，出版往往是与编纂同步的。“集成”中最先出版的是《郁达夫全集》，全书共12卷，2006年赶出了其中4卷，在富阳举办的郁达夫纪念活动上首次亮相。《郁达夫全集》从最初的文字录入到最后的定稿清样，出版社可以说是全程介入。主编团队先编选了《郁达夫研究资料索引》《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为编纂《郁达夫全集》作前期准备，这两书也与《郁达夫全集》同时由浙大出版社出版。作为“集成”的第一套成果，《郁达夫全集》为之后“集成”图书的出版提供了基本的编纂与出版范式。《郁达夫全集》12卷出版后，学界评论为资料最全、校对上乘的权威郁达夫作品集，在2007年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中，《郁达夫全集》获图书提名奖，可谓先声夺人。

“集成”收录范围以通常所谓浙人为限（浙籍人或浙居人），时间则包括了古代与现当代，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集成”，既有古代的《仇远集》《郑元祐集》《黄震全集》《沈括全集》《戴复古集》《杨简全集》《毛际可集》《卢文弨全集》《邵廷采全集》等，又有现当代的《郁达夫全集》《陈望道全集》《经亨颐集》《孟宪承集》《夏丏尊全集》等，以册数计达近百种。浙江大学出版社承担的“集成”的古代部分，学术界都认为是“硬骨头”，一是立项的都是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学者，二是这些学者的文集尚没有人整理过，而现在整理出版这些集子又是必要的，将极大地推动学术进步。在以“全集”命名的选题中，《沈括全集》《杨简全集》《卢文弨全集》等都进入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2011—2020的十年规划；那些没有进入规划的项目，浙江大学出版社也都按年度申报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几乎都得到了资助。这充分说明，浙江文献集成的规划水平以及整理出版的学术水准，在全国也是顶尖的，并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每一种“集成”图书出版后，都得到了学界较高的评价，例如《黄震全集》，傅璇琮先生赞其为“古籍整理领域的又一精品力作”；《卢文弨全集》出版后，《中华读书报》2017年11月29日刊发《卢文弨著述的重要价值》予以系统评述；再如《邵廷采全集》，《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7月刊评：“《全集》的出版对邵廷采学术思想以及明末清初阳明后学演变研究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对阳明心学传授的系统梳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每一种“集成”图书的整理、出版，都是扎扎实实的，在这个领域里竭尽全力做到最好，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作品会愈发显示出价值。

按照“文化工程”的设计和部署，浙江大学出版社也承担了大量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的选题，以时间为序，系列丛书大致有《浙江古镇古村落研究系列丛书》《浙江望族家族史研究系列丛书》《世界文学中的浙江文学》《浙江民间文化的早期教育价值与传承系列研究丛书》《浙江科技史》等，单本有《浙江文化史》《浙中地区传统宗祠研究》《宁海古戏台建筑群研究》《金华民歌衬词衬腔研究》《湖州竹派与中国人文精神》《叶澄衷传》《文化视野下浙江歌谣研究》《浙江美术批评史》《浙江科学小品论》《浙江民间竹器物的生活与文化特征》《浙江畲族习惯法研究——以新农村建设为视野》《浙江吴音研究》等，两者以册数计达近百种。其中特别有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浙江文化史》，主编沈善洪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即开始筹备相关内容的编纂与写作，并在《文史知识》上发表了对浙江文化史特征的相关思考，新世纪后以手写稿初稿交出版社，后此书的统稿及后续出版工作因沈先生的身体原因而一度耽搁。出版社主动提出将《浙江文化史》申请“文化工程”项目，同时约请费君清教授接续后面的编纂工作，最终在双方配合下出版。本书的编纂集结了董平、沈松勤、朱文斌、蒋中崎、顾志兴、吕洪年等专家，可以说是汇聚了省内最优秀、最资深的学者。该著从课题启动到正式出版，历时近十八裁，被编者称为“一部虽得风气之先，然而又十分难产的著作”，“文化工程”作为一股及时的东风，在本书一度搁置的情况下起到了助推作用。本书的责任编辑回忆说，病中的沈善洪先生一直挂念着该书的出版，在病床上拿到新印的图书时，眼睛里噙着泪水。

如上所述，包括“历代绘画大系”、“浙江文献集成”以及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的成果系列，浙江大学出版社承担了总计两三百种图书的策划与出版工作，在“今、古、人、文”中的“古”与“文”板块中占据了很大比例，为浙江省文化大省建设付出了我们的努力。我们主要承担“古”与“文”，一定程度上与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传统与底色相关。学术出版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出版，应以严谨当头，保持定力，注重科学性、准确性、完备性、规范性，与学术研究要求的古训“文章不著半句空”相一致。浙江大学出版社向以学术立社，强调原创和专业出版，在参与“文化工程”的项目过程中，更是严格把控学术评审和学术规范，深刻认识“文化工程”学术出版的内核，保证并提升“文化工程”的出版质量，真真切切地服务好浙江文化大省的建设。如果说“文化工程”是建设浙江文化大省的基础性工程，那么我社承担的“浙江文献集成”（“文”），出版难度大、社会影响好，作为系统铺开的基础文献，就像建筑中的地基一样，以一部部“全集”夯实了“文化工程”的基础；而保障了学术质量、拥有学术品质的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成果（“古”），则像建筑中的柱子一样，以一套套的丛书形成了“文化工程”的基本架构。两者是“文化工程”的基础底盘，学术出版作为其内在力学结构，共同发力支撑起浙江文化的高楼大厦。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具有开创性的举措，第一期得到了成功实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第二期的开展，有必要总结第一期的成功经验，浙江大学出版社是“文化工程”项目的出版承接单位，从出版的角度来看，或许有如下几点可供参考：（1）工程各级设计合理。不管是工程的顶层设计，还是具体的项目设计，“文化工程”都统筹兼顾，又全局考虑；不管是“指导委员会”，还是“编撰委员会”，都合理设置，各自调配资源发挥作用，形成合力。（2）学者团队组建有力。浙江省社科联积极调动了专家学者，既在前期调研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又在课题申报、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与高校研究机构建立合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学术团队考虑前期成果，并遵循学术规律，一般是这个领域里有影响的专家，同时也考虑到项目实施与人才培养相结合。（3）注重出版的成品导向作用。浙江省社科联一开始就注重与出版社的合作，强调出版在目标引领与质量把控中的作用。出版与学术虽然作为共同体存在，但出版对学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版是学术的成品，也是最终的市场产品；只有经受住出厂质量的检验与市场的考验，这样的学术才是成功的、有效的。浙江省社科联与浙大出版社保持了密切的沟通和交流，双方群策群力、共同合作，既推动了“文化工程”的进度，也提升了项目质量。

当然，“文化工程”是浙江省文化建设系统规划的长期的项目，有些机制与事项或可与时俱进，做一些局部优化，在此提出，以供参考：（1）项目经费、进度、质量的进一步协调。“文化工程”作为政府投入项目，自然应该按照财政的要求，实施严格的年度预决算制，但若能更多地结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针对有难度、体量大、持续时间长的项目做一定的变通处理，结合项目进展过程中的实际需求，进行一定的调整，这样则能更为有效地提供支持。（2）项目效益的充分实现。项目成果的出版，并不意味项目的结束，更应该是新研究与新工作的起点，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中提到的那样：“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工程”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达到“文化工程”助力文化大省建设的初衷。如何去充分实现这些项目的综合效益，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本文编辑：肖歌；编助：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