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的《无罪之罚：美国司法的不公正》一书。

请扫描二维码进入百道学习app收听音频

本书作者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2016年度古根海姆研究员，著有《告密交易：美国司法黑洞》，荣获2010年度美国律师协会图书荣誉奖项银槌奖，也曾参与编辑《刑事司法新思维》，并荣获2017年度学术著作奖，而她的《无罪之证：美国司法的不公正》一书，被称为是在犯罪学和社会学领域令人振奋的开创性研究。

本书包含了数十个普通人的真实故事，全景式地探讨了轻罪制度对被告人从逮捕、起诉到定罪的完整过程、他们在这一制度下的全部经历，以及这一制度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民主带来的多重影响。

全书共九章，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来自第四章：无辜者获罪。

在此之前，也许你会以为，当代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几近完美，在世界上，其规范性及先进性不仅无出其右，而且还代表着法治文明的标杆和方向。如果说，以上都还是理想，那么，当你打开这本书，才算是真正来到美国刑事司法的现实世界——无辜的人被套上了不公正的枷锁：有的人尚未被定罪就受到了处罚；有的人虽然没有犯罪但也受到了处罚；有的人即使偿还了社会债务，仍然会被处罚。

我们都知道，刑事定罪的可靠程度，取决于案件中有哪些材料。要查清事实，我们必须依赖于证据、证据搜集者、辩诉交易程序、审判程序和诉讼进程中做出过关键决定的人。但根据事实数据显示，轻罪诉讼程序很有可能是草率且不可靠的，而且，给予内在缺陷证据来定罪的案件中，发生错案的危险性更高，不可靠的法医检验就是其中一例。

艾米·奥布里顿听从休斯顿警察的命令，把车停在路边，接受警方对自己的车进行搜查。她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可卡因，但大卫·赫尔姆斯警官在车内的地板上找到一小块白色面包屑，尽管奥布里顿告诉警官这不是毒品，她还是被铐住了，并且当警官用粉色的路检毒品化学试剂检测面包屑时，试剂变成了蓝色，于是奥布里顿被抓了。

在看守所关了一夜之后，法院指派的律师告诉奥布里顿，检察官提供了一项认罪协议：如果奥布里顿认罪，就只判监禁45天。奥布里顿告诉律师自己是无辜的，但他还面临着一个重大难题：非法持有可卡因的最高刑期为两年，而她16岁的儿子兰登患有脑瘫，没人照顾。她不能被判刑。于是，奥布里顿接受了辩诉交易，在哭泣中勉强“认罪”。

就在奥布里顿在看守所内服刑的21天里，她不仅失去了公寓经理的工作，还被赶出了出租屋，她的所有家当被扔到大街上，遗失了。这项罪名还导致她再也不可能找到好工作了，她只好带着儿子搬到了巴吞鲁日。

后来，在奥布里顿出狱5个月后，实验室技术员阿塔维亚·巴克尔，在休斯顿犯罪实验室测试了该案中的白色面包屑，结果显示既没有可卡因，也没有其他任何毒品。实验结果证明，警察的现场测试是错误的，奥布里顿是无辜的。但当时没有任何的纠错机制。直到过了四年，休斯顿的检察官办公室，才终于向奥布里顿寄送了一封信函，告诉她被错误地定罪了。

奥布里顿的冤案绝非个例。自2014年年中以来，休斯顿地区已经有134名对低等级非法持有毒品罪做出认罪答辩的被告人被证明无罪，其中有86项定罪是基于路边临检时的现场毒品检测。

关于这点，2016年，调查网站ProPublica和《纽约时报》，合作调查了被广泛运用的现场毒品测试的有效性。调查显示，这些测试的出错频率非常之高！在奥布里顿案中采用的化学试剂，不仅对可卡因有反应，对另外80种化合物也都有反应，甚至包括普通的家用清洁剂。有些测试需要非常明确具体的流程，因为一旦操作步骤出现一丝错误，就有极大可能导致结果无效，温度变化，甚至光照都有可能干扰检测结果。

尽管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现场毒品检测并不可靠，但拉斯维加斯的公设辩护人从未质疑过其准确性，现场毒品测试不仅在成千上万宗案件中普遍适用，并且在全国司法辖区内畅通无阻，联邦法院也一直依靠它来监测缓刑被告人是否沾染毒品。

这种常见检测和程序的设计用途本来是有限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却被异化了，尤其在轻罪制度的背景下，这类检测在诱导被告人做出认罪答辩时扮演了更具影响力的重要角色，甚至，最终将有可能导致司法的不公和大量错案。

错案不仅源自于不可靠的法医测试，也可能源自于不准确的数据库记录。美国的刑事制度严重依赖于数据库。当警察决定是否对某人采取逮捕措施时，他的犯罪记录、逮捕令、DNA信息、指纹、帮派信息和驾驶记录等越来越多的信息都可能被警察查阅。例如，有色人种的年轻人经常被错误地冠以帮会成员的身份，列入帮会数据库，导致他们涉嫌帮派类轻罪而被错误逮捕及起诉。错误的犯罪记录会威胁公民被驱逐出境。搜查令数据库通常也是不正确的，它会导致错误的逮捕、非法搜查和不该被支持的监禁。这些错误以及普遍草率的轻罪诉讼程序，埋下了越来越大的错案隐患。

除了不可靠的法医测试和不准确的数据库会向警方提供错误的事实证据之外，治安警察自己也会凭空捏造出不可信的证据，进而导致错案。通常此类案件中的证据仅有一名警官出具证言构成，内容关系到一个从事的犯罪行为，因此，证据的可靠性完全取决于警察本人是否可靠。

此外，比起个别警察的不当行为而言，对这类轻微犯罪行为进行无端逮捕的驱动力更广泛、更深刻，那就是，许多警察面临着工作考核压力，不得不凭借大量的逮捕行动来维持秩序，一些警察部门就会对所辖警察分配逮捕指标。例如，纽约市多年来的惯常做法，酿成了数百起非法入侵住宅罪的错案，直到2013年才被一场民权诉讼官司终止；再例如，巴尔的摩警方就因为总是错误逮捕游荡的黑人，而在当地臭名昭著等等。

总而言之，维持秩序的警察很可能酿成错案，这一现象成为了整个轻罪制度的标准操作。

轻罪案件中的错案现象罪对于公众而言几乎是透明的。司法程序应当提供关于定罪的优劣两方面信息：收集案件事实，制作记录，使辩护律师为之辩护到底。由于这些措施几乎不发生在轻罪案件中，所以真相可能永远都不会被曝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认罪的人，也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否无辜——像奥布里顿那样，根本不知道现场毒品检测是否准确。最终，如果没有人知道定罪本身就是错误的，就没有人可以抱怨了。因此，错案的威胁静静地潜伏在整个轻罪制度的背后，成为巨大且不确定的深层次问题。

纳塔波夫教授在本书中深刻批判了美国轻罪制度糟糕的运行现状，以及它导致的深刻负面影响，并从理念转变、运作方式等层面，具体详尽地提出了完善建设。

正如“无辜计划者”共同创始人巴里·谢克评价它的那样：本书记录了轻罪案件的诉讼程序的黑暗真相——它如何迫使无辜者认罪，如何漠视无辜者的法律权利，以及如何造成严重的不公正。本书为美国有缺陷的刑事体系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一个通向公平正义急需的锦囊。这是一本我们这时代的必备之书。

好了！想了解更多内容，建议打开《无罪之罚：美国司法的不公正》。感谢你天天听好书，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