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的《显微镜下的成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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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作者是王笛，他出生于四川成都，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历史学家。王笛曾担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他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历史的研究，成果丰硕，著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相关作品曾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吕梁文学奖等多个图书奖。

这本书全书分为四部分。这里要讲的内容来自第四部分《麻将：跨世纪的困惑》。主要讲述了成都一个居民小区里退休老年人打麻将影响邻居休息，并引发了官司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麻将是中国最为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成都的声名长久以来更是和麻将紧紧联系在一起，尤其以茶馆中的麻将最为著名。

过去，成都的茶馆是三教九流聚集一处从事种种“勾当”的地方：无事闲聊、散布流言、商谈生意、借债放债、寻找工作，或从事非法活动，或聚集批评国政，或抱怨生活艰难，等等。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娱乐项目，如赌博、下棋、打牌以及打麻将。在共产党接管成都之后，城市中茶馆的数量急转直下，“文化大革命”时期落至最低点，但是改革开放后又得到了大幅回升，繁荣程度甚至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较以往不同的是，茶馆中打麻将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居委会也顺应了这个潮流，提供场所给市民，尤其是给老年人从事麻将、棋牌等娱乐，有的还佐以茶水点心。类似的机构成了“准茶馆”，不同的则是他们是免税的，也不需要经营执照。

2000年10月7日晚上10点20分，在成都市一幢普通的公寓里，一些居民在居委会设立的活动室中打麻将，吵闹的声音使得住在对面二楼的余女士和她的儿子难以入睡。余女士前去劝阻，但没有人理会她，她一怒之下便剪断了活动室的电线。

第二天早上，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小区门口将余女士截住，要求她必须对前一晚发生的事进行解释认错，才能离开去上班。面对这种情形，余女士只能报警。

由于前来解决争端的民警建议居委会另择新址设立活动室，居委会决定召开一次居民全体会议，商讨解决的办法，决定晚上能否打麻将，什么时候关闭活动室等问题。参加会议的一共有近70 位居民，绝大多数是五六十岁的老年人。居委会主任首先解释了这桩打麻将引起的纠纷经过，并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条款，接着便请居民们自由发言。

结果不难想象，绝大多数人都支持打麻将。一位72 岁的老人说：“老年活动室应该开！老年人打点麻将娱乐一下是应该的！”另一位老人也说：“不能为了她一人的利益牺牲我们大家的利益。”接下来，人们就争相发言，异口同声地认为活动室应该继续开下去，不过在活动室开放时间的问题上，他们同意了可以稍作限制。

在会上，余女士则不断地解释她的处境，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理解，并且反复强调：“老年人可以有很多娱乐活动，为什么不搞点别的？难道只有打麻将才是娱乐？打麻将也行，但是不能影响别人的休息。”

她抱怨说有些人从早上8点就开始打麻将，中午吃饭后接着打，并一直“战斗”到深夜。“难道我们也得陪着等到深夜才能休息吗？”她要求麻将室将开放时间限制为早上10点至中午，以及下午2点到6点，中午及晚间关闭，以保证她和孩子的休息和学习时间。

有的人对她的提议非常不屑，质问她有什么权力去干涉别人的娱乐内容和时间。他们也抱怨说：“全院300多户人都不反对打麻将，就你一户闹得凶，你太霸道了！”有一个老人也生气地嚷道：“你想清静可以，就不要在百寿巷住，就不要在成都住！”

余女士微弱的抗争声逐渐被淹没在其他居民的批评与质疑声中。

在会议将近尾声之时，居委会负责人提出投票决断，结果是67票支持晚上打麻将，1票弃权，只有余女士1票反对。作为妥协，居民们同意活动室冬天和夏天的关闭时间分别设在10点和11点，过于吵闹的人则将被请出麻将室。

面对这样的结果，余女士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她说：“在这个异常酷爱打麻将的大环境里，从一开始我就是孤立无援的。但我认为，这样的事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衡定。我决心诉诸法律来讨回自己的权利。这官司我打定了！”

这起诉讼是中国第一例由打麻将引起的法律纠纷，引起了当地居民和各路媒体的强烈反响，超过300位居民和20家以上的媒体出席了11月16日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

余女士一共向法庭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被告停止在活动室里制造噪音；第二，被告赔偿原告5000元医药费和工资损失；第三，被告方支付诉讼费用。

面对余女士的诉讼，居委会代表则反复声明居民活动室的设立符合上级规定，是合法的非营利组织。活动室房间的面积连十平方米都不到， 所以人们在其中所产生的噪音并不足以危害余女士的身体健康，而且噪音和余女士的症状之间也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

于是余女士出具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医生证明，确认了她神经衰弱的症状；另一份是警方的报告，证实了噪音问题的存在。

但是法庭认为，这些证明并不足以支持余女士的申诉，并且指出这个案件的关键在于能否证明“打麻将”和“噪音污染”之间的必然联系，因为原告和被告双方都无法对打麻将是否构成噪声污染进行举证，因此法庭决定安排成都市环境监测局对噪音指数进行测定，并在具体测量数据公布之前暂时休庭，择日再审。

之后不久，被告律师公布了他的调查报告。其中提到，这个居委会曾经连续六年被授予“优秀居委会”的荣誉，所以将其称为“麻窝”与事实不符。居委会设置活动室的初衷符合上级的规定，其目的并非为赢利，而是为了丰富退休老人的业余生活，给他们提供社会交往的空间。因此，被告并未侵犯原告的利益，也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的控诉，即余女士的神经衰弱症状和孩子成绩下降等问题与活动室中打麻将的行为有关联。噪音处处皆有，但法律条文只适用于违反环境保护条款的违规行为。

这桩官司受理之后，活动室就关闭了，居民们也不再去那里打麻将了。在记者采访中，余女士也认为自己终归是个“牺牲品”，毕竟媒体和公众的关注造成的压力比麻将的噪音大得多了，而且即使嬴了官司，还要面对如何修复邻里关系的问题。然而，一直到了2007年3月，官司还没有判决，余女士也渐渐淡出了街坊的视野，搬离了这个小区。

从这个麻将官司中，我们可以看到，打麻将产生噪音折射出的更多的是道德问题，而不是违法的行为。不过，这个案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都在讨论打麻将是否损害了成都慢节奏的“休闲之都”的声誉？麻将的价值和意义是否需要重新评估，现代生活中是否要保留它的一席之地？健康的娱乐和生活方式又该如何定义？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应该如何在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之间找到平衡呢？

好了！想了解更多内容，建议打开《显微镜下的成都》。感谢你天天听好书，我们明天见！